中共政权为了继续维持统治，强化了对文化合法性的诠释，同时也力图使这种诠释与其自阉革命前的新传统相融洽。但是，它仍然不愿（也无力）真正面对人民资格和人民主权问题。翻检历史典籍，在天视天听之后还有一句“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正是这个训条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会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所谓“罪己”者也。中共建立政权已历四代之多、现为第五代在位，有计近十位的最统治者个体，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罪己”过吗？没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为前一任的过错“罪己”过吗？天方夜谭！也因此，中共政权完全丧失了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
图片说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批评中共试图改写二战历史，只是为其野心找一个借口。该杂志批评中共篡改历史，佯称抗日是他们的功业，但其实真正对日本作战的，却是中共的死敌国民党军队。该杂志以中国主席习近平手拿一支笔的合成照作为封面图片，封面的标题是《习的历史课》，文章的标题则是《中共掠夺历史为现下野心找借口》。
引言：一桩学术公案的背后
现在人们能看到的「中国传统思想」在文献学方面，基于儒家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以《尚书》为最难懂，但它有一条民本主义原则被后世底层社会视为革命（反叛）的政治伦理，是为「天视自为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句在《周书·泰誓（中篇）》。但包括〈泰誓〉在内共计二十五篇属于西汉中前期发现的内容，被认为是伪作（但未必是献书者孔安国为之），原因则是比孔献更早的伏生所传授版本艰涩难懂。南宋的朱熹质问之曰：「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记底全记不记不得。」【注一】
朱熹学问广博而草率虽不是学术公案，但从此一论断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早于伏传孔献之行为的《孟子》一书已引用过〈泰誓〉的民本论断即天视天听原句，在其〈万章〉上篇【注二】。还有，时至今日，作为师徒合写而呈较高综合性的著作，《孟子》并无如《庄子》之杂揉、《尚书》之真伪的争议。所以，由《孟子》证孔献在朱熹时代基本可行。可惜由南宋至清代，诸多学者执非议孔献一辞而做简单文献对比，此中展现传统学人「伪精英」之状可见大概了。当然，本文作为与中国社会民主转型事业相关的实证政治学研究无意于重翻历史学术公案【注三】，而以《尚书·周书·泰誓（中）》与《孟子·万章（上）》均涉天视天听原则来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主义存在历史之久，在这个历史存在之久的视角下，中共国家的「人民」概念与观念之虚伪如何导致了社会治理之不可能与先从政治道德而发的道德崩溃。
一、中西同观：追求好的社会阶层变化
中国传统政治分为暴政与暴民两层是基本历史事实，这种分化也刻画出了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不自洽的情状。换言之，史有孔丘孟轲二人但无「孔孟之道」，而其于今形成固定词组不过是朱熹的一次胡乱组装而已，即其所造孔曾思孟（四人）体系的简化而已【注四】。孔子以德政训导统治阶层，统治阶层以道德棒威人民，不屈服于德政则合法暴力镇压随之而来；孟子以仁政启迪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握「诛一夫」、「民贵君轻」伦理利器，压抑至极则以非法暴力推翻合法暴力体系。尽管暴民政治有巨大道德瑕疵如「天街遍踏公卿骨」的杀戮结果，更类于近代法国大革命的高度社会恐怖，但它总还是社会改进在已失去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的无奈之选。因此，当今中共国家的政治历史伦理一方面不想给新的暴民政治机会，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反革命」思潮泛起，如否定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斥为历史虚无主义。
回观中国历史，在革命（叛乱）之外也存在社会巨大改进的可能，尽管历史个案是微量的，但其总能指向社会阶层变化趋好之势。在另一部儒家经典中有这样的例证：《春秋左传》记载〈哀公二年〉史实（传），其有晋国军事专政人物赵简子命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注五】此一政策与后来秦国改革中奖励军功与耕织的关系无须多论，但是，庶人工商作为最一般的人民阶层，他们有了从政的机会——「遂」是进入仕途的意思。更进一步，作为奴隶阶层的「人臣隶圉」可以通过军功而脱去奴隶身，一变而为自由民。此件发布于公元前四百九十三年的军事命令，效果究竟如何还没有更详细的史料证明，其指向性背后是好的政治愿望无疑。它在世界文明进步中不是个案，可类比的是古希腊：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的梭伦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注六】；八十多年后的克利斯梯尼改革给予所有定居该国（雅典城邦）的自由男子充分权力，「由此，扩大了公民人数」【注七】。
正如春秋晋国赵简子的改革性军事命令是战国秦国改革的一个逻辑性历史范本一样，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权力诉求扩张其历史范本之一应当是古希腊人民资格的趋好之变，尽管不能排除美国革命的现实激励因素。更为有趣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二等级（贵族）在伦理性主张里已考虑了第三等级的权力与利益，即未来宪政政府必须保证所有人的自由【注八】，而其终为未来革命（取代宪政改革）的主力所痛恨是因为他们要在三级议会里分厅。巴黎高等法院又给昏招添昏，裁决贵族主张成立，使「一种无缘无故的阶级侮辱」【注九】成为现实。
二、政权偏好：赏脸统治敌视人民
上面说到的作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因素之一的「阶级侮辱」虽然让现代社会与政治文明所难以接受，但它却是不分文明种类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体系必所必历者。比如说，孔子将社会成员的道德质量分为风与草两大对立体系，是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注十】；再比如，即便是对法国大革命有重要现实影响的美国革命（独立战争），其仍存在「我们人民」的重大歧义，即是说人民资格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包括对其他族群（如黑人即奴隶与土著）的歧视【注十一】。英国是一个将历史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结合得非常之好的社会，但在她那里也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妇女（年过三十）才获得了完整的人民资格。这个结果伴随着暴力抗议活动如砸碎商店橱窗、捣毁邮箱并破坏政府建筑物【注十二】，并且那里更出现八十多年后中共国家镇压法轮功的技术性历史范本——遭到逮捕后，妇女参政论者就进行绝食抗议，对此，警方则报以痛苦的强制喂食【注十三】。
纵观世界政治史与文明演进历程，在所有未完全解决人民资格的社会或民族国家，其与人民的关系都是赏脸统治。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容忍第三等级与他们共同使用一个会议厅以及巴黎高等法院如此裁决，那无疑是贵族阶级对第三等级的赏脸，因为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那个绝对不利于第三阶等级的裁决「好比是给了他们一记耳光」【注十四】。能获得赏脸的机会或者说能够实质性地获得人民资格，获得者无疑也会对给赏者予以「人民之父」、「红太阳」、「大救星」之类的带有宗教情感的感激。不幸的是，对于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来说，一旦它们获得了统治机会，必然地会建立一个「人民」名义下与人民为敌的「人民政权」【注十五】。所有共产党政权以人民为敌，当然地颠覆了传统而正当的「人民」概念本身，尽管它不断靠意识形态鼓噪来表白与人民的「鱼水」乃至「血肉」等等亲密关系。
本质性的敌对关系未必会以合法暴力的普遍使用来表现，更多地是居于社会优势的统治阶层里的「个别分子」毫无道德虚饰地表达对名义人民（一般称之为「老百姓」）的轻蔑。这种轻蔑是软暴力暨语言暴力，其逻辑性功能在于证伪名义人民的可悲地位。其如不止一次出现在习李新政（或称「反腐新政」）以来的「经典」说法，或是「老百姓就是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或是「老百姓就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注十六】。因此，名义人民不但在人格上遭遇轻蔑，而且还要承担整个居于社会优势的统治阶层的额外经济支出。这是在当今中国难以治理亦随政权相存亡的「罚款任务」现象，其如陕西安康市交警里的辅警（协勤）曝光「交警队每人每月罚够五千五百，如果没有完成，就要扣除三百元绩效工资和四百八十元的加班费，拿到手只有九百元」【注十七】。即便一些不直采取「罚款任务」取得的额外收入，其如乡镇政权以规划为名侵夺农民利益，不仅会导致暴力抗争，而且暴力抗争以及其他方式表达的不满也意味官民对立情绪的升腾【注十八】。
以百姓平常生活规制与一般道德约定来看上述诸种个案，而不是使用理论方法来详尽分析，也会发现：一个内含了数不清分支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无法本质性地改变生存方式，还要靠「乞讨」方式从被他们统治的无权阶级获取相当部分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被迫向他们「施舍」的阶级「不要脸」或曰不知道赏脸统治的重要性。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接受如此逻辑！
三、社会选择：摆脱伪神性之必须
只有高深莫测的神以及其宗旨的高级阐释者才会使用如上逻辑，其如从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西方教会人员持权（Benefit of clergy——世俗法庭无权审判犯有死犯罪的教会执事，后来又发展成世俗人犯死罪可以用朗诵规定数目的圣诗来获取如同执事的豁免资格。而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宗教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至今还实行的赏脸统治，它确实来源于人民认可的神性。如果能不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那么，此种神性之生成也不只是借助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召力，更借助于中国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如对小惠未遍、小信未孚的深刻认识。毛在其战略学阐述的文章里甚至全引了该「两小」源出的《曹刿论战》一文【注十九】。在那篇战略学文章中，毛（一九三六）亦自豪地说：「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注二十】无疑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也是实际情况，亦为中共作为新宗教系统为社会多数认可的原因即其神学支点之一。这一新宗教的第二大神学支点是对普世政治价值的承认，即基于世界潮流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主改革诉求（一九三七）云：「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党派—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注二十一】
而今，中共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两大神性基础，尽管它的顶尖级政治精英还在力倡「密切联系群众」（以回归古典人本与本身革命传统），尽管还有一项少提但无从否认的「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内部主张。如此，不仅使本身政治精英陷入伪精英状态，而且实现了对革命的自我阉割。结果，人民资格问题成为无解难题；如此，就需要有转型愿望的社会启示在人民名义下而挣扎的人们，选择「去人民化」价值取向。通俗地说，虚顶人民资格算等于给坏的制度体系背黑锅、当奴隶。「去人民化」对于每一个正在受奴役与盘剥的个体而言，首先是精神解放的历程，从内心世界对赏脸统治进行疏远、抗拒，直至完全隔绝。「去人民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暴力不合作」相重叠，但其本质性追求是每一个自觉者「拿自己当人看」，不再佝屈亦苟且于名义人民。
「去人民化」是一个历程，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它的外部附加条件之一是社会不公程度再增大，其如前面涉及到的官民对立情绪再升腾一样。称之为「附加」，是因为相对于主动转型或主动获取转型资源，其特具被动性。不依靠个案解析不好理这种被动的内在逻辑，而简便析之，上面涉及到官民对立情绪再升腾中：其一者，掀翻警车的百姓并非在意愿初始即欲为之，乃是有关系人不明不白地死于警方行动；其二者，「一刀毙镇干」的杀人者并非日夜图谋以寻此机会，而是在被「逼到角上」时的激愤反应。
「去人民化」固然是实证政治学可以推动的社会运动，尽管它的初期并非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情形，甚至也不似争取选举权的英国女权运动那样采取了有限暴力。但是，它如同（至今仍看似神秘无比的）科技自在性一样，是为了人性的目的而发生。科技的自在性显示了人类在共时性方面的神秘性，具体可观测到的是「同一时间独立产生的相同发明实例如此普遍，表明科技进化的趋同方式与生物进化一样」【注二十二】，且「这种倾向性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人类发明者」【注二十三】。这当中出现了一个微妙的矛盾：一方面，「独立于人类发明者」之发生学意义必然依托于一种宗教观念，哪怕这种宗教干脆就是「科学教」；另一方面，科技的自在性为其发现者提供了「自神性」的可能，或者说任何具有宗教含义的人类智慧其指向性都是「自神化」。
结语：「在予一人」何以不可能？
人人可以自以为「神」或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上帝」恰好是「自神化」包括了「去人民化」的基本伦理含义。在这个含义下，考虑「去人民化」的历时性（简单地从法国大革命到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则可以联系到任何类型统治的文化合法性，而不管它如何诠释自己所在的文化。中共国家为了继续统治，强化了对文化合法性的诠释，同时也力图使这种诠释与其自阉革命前的新传统相融洽。但是，它仍然不愿（也无力）真正面对人民资格问题。翻检历史典籍，在天视天听之后还有一句「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注二十四】。正是这个训条存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不错的最高统治者会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所谓「罪己」者也。中共建立政权已历四代之多、现为第五代在位，有计近十位的最统治者个体，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罪己」过吗？没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为前一任的过错在「罪己」过吗？天方夜谭！
「在予一人」确实含有强大的神学意义，但当它被曲解之后就完全变成了魔性。不但自身错误难以纠正，乃至于此等错误也「被伟大」。然而，历时性的政治文明亦有它的自在性逻辑，人民在选择摆脱符号化的奴役之态时，当然地可以选择「自神化」，从「去人民化」到「自神化」也许才是一个准确意义上的「新中国」出现的历史伦理机会。
注释部分：
[一]参见江灏、钱宗武译注《古今文尚书全译》之〈前言〉，第五页（与正文单另页码）；江钱译注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
[二]参见今版《四书五经（上册）》，第一百〇八页（上下册统一页码）；今版版本：岳麓书社，一九九一。
[三]司马迁《史记》之〈孟子荀卿列传〉云：「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意，作《孟子》七篇。」而司迁本人也确实师从过孔安国，但没有历史文献证明孔安国授意司马迁一定写出万章（之人）与全系七篇（之作）的关系。还有，即便司马迁可婉护其师，但此二人绝对无法对《孟子》一书内容进行作伪，因为至此二人精进学术时，《孟子》已为时代流行著作。
若以逻辑对待以上事实，可能性只有一条：孔安国本人受《孟子·万章》上篇天视天听观点之影响，反过来做伪（做新）〈泰誓〉全文以及另外被后世所疑二十四篇。
[四]参见拙著《给历史放把火》，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三页；拙著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二。
[五]同[二]下册，第一千二百〇四页。
[六]与[七]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二百二十七至第二百二十八百（上下卷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
[八]与[九]参见R.R·帕尔默著《现代世界史（上册）》（汉译本，孙福生、陈敦全、周鸿临等译），第二百九十七页（上下册统一页码）；孙陈周等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〇〇九。
[十]同[二]，上册，第四十一页。在《论语·颜渊》篇。
[十一]参见迈克尔·曼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汉译本，严春松译），第六十九页；严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五。
[十二]与[十三]同[八]，下册，第五百一十三页。
[十四]同[八]，上册，同页。
[十五]参见我的短文《历史并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首页推荐。
[十六]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转刊《河南商报》报道《「老百姓就是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记者未详）。
［十七］同［十六］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转刊《华商报》文章《陕西安康交警队每人每月要罚够五千五百元 否则罚款》（作者：陈思存）。
［十八］参见我的评论文章《官民对立情绪再度升腾——「四摩围私车」与「一刀毙镇干」》，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八月号。
[十九]参见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百八十七页（全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百五十四至第二百二十五页）；毛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
[二十]同[十九]，第一百六十九页。
[二十一]同[十九]，第二百三十六页（全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第二百三十二至第二百四十八页）。
在该文里，毛对普世价值认可的论述即民主改革的诉求，还有（第二百三十七页）：「第二个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前引的结束一党一阶级独裁，被毛列为民主改革的第一个方面。
[二十二]与[二十三]参见凯文·凯利著《科技想要什么》（汉译本，熊祥译），第一百三十五页；熊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十四]同[二]，上册，第二百四十三页。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