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破除天朝意识，创造香港价值

——评方志恆编《香港革新论》

在东亚、中亚、中东、北非、南美等地波澜壮阔地推进的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香港人的抗争格外引人注目。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长期处于独裁暴政之下公民素质发育不全的国家不同，香港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法治基础、资讯自由和市场经济，回归中国以后这一切却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些年来，香港民众经历的是一个自由逐渐丧失的痛苦过程，其方式甚至从温水煮青蛙转换成沸水煮青蛙。于是，以雨伞革命为标志，香港人发出了“不是天朝同路人”的怒吼。如果仅以体量而论，弹丸之地的香港难以抵御无比庞大的中国；但若以价值观而论，香港人拥有进步和文明的价值，北京只有落后而野蛮的价值，香港的抗争只要持之以恆地坚持下去，还是有很大的胜算。

《香港革新论》一书，是一群香港年轻世代的知识精英为香港的前途而战的思想结晶。从主编方志恆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要么是任教于香港各大学的年轻学者，要么是活跃在学运和社运前线的先锋，要么是泛民政党的明日之星，要么仍然在本港或欧美名校攻读学位的学子。他们术业有专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龄和对香港深沉的爱与关怀。所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本书的纲领《革新保港，民主自治——香港前途宣言》中所说：“我们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须产生一个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长，最大程度地让香港按自治原则，自行管理香港事务；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们更需要寻求以社会为中心的民间自治想像，建立根植于社会的自治意识。”

在每一个领域与“土共”和“港奸”贴身肉搏

香港人称呼中共为“土共”，我很欣赏这个发明，一字之改，顿时传神绘影、境界全出。说中共是“土共”，绝非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这裡的“土”，指的是中共罔顾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数十年来，穷兵黩武、残民以逞，谎话说尽、坏事做绝。张晓明、陈佐洱、强世功之类自以为是香港人的太上皇的妄人，可以用“土”字形容之；那些到香港随地大小便、疯狂抢购奶粉和日用品的陆客，可以用“土”形容之；那些将文革舞蹈搬到香港、没日没夜地扰民的广场大妈，也可以用“土”形容之。

除了南下的“土共”，香港本地也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少的“港奸”群体，从董建华到梁振英，从叶刘淑仪到田北辰，从成龙到王晶，乃至形形色色的“爱字头”团体和越来越像内地公安的香港警队高官，都是惟北京马首是瞻、大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的“港奸”。他们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却不思想日后如何将灵魂赎回来。

香港民主力量需要对抗的是“土共”及其滋养的“港奸”两大势力，惟有推翻这两座大山，香港人才有出头天。而与“土共”和“港奸”的抗争，无法单单依靠街头运动中一决胜负。以街头运动而论，从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到七一大游行，从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到雨伞革命、佔领中环，就动员民众的数字而言，乃是建制派所组织的反制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即便建制派派钱派物、请客吃饭，甚至招揽黑社会参与，仍然捣鼓不出数十万民众群情激奋、众志成城地上街抗议的阵势。这就是人心所向。然而，人心和民意并不一定能转化成持久而恆定的、支持民主的“群众基础”。

以香港的选举而论，周日东和雷浩昌在论文中指出，奉行天朝主义的北京，利用中联办等机构直接操纵香港的选举，使得立法会的席次跟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没有民主的普选，香港的选举已经沦为“选举专制主义”。区诺轩则更为细緻绵密地分析了建制派如何在从区议会到立法会的选举中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操控”，北京将其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用于选举，配以中共精细的组织工作及资源优势，相比俄罗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选举专制政体等选举操控技巧，可谓更加厉害。面对“进化了的独裁者”掀起的攻城略地狂潮，民主力量难道只能束手待毙吗？作者指出，如何落地生根，完成“社区改造”，以新思维“在地抗争”，将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本书的各位作者，从基础教育、学术界、媒体界、法律界、工商金融界等香港社会的不同面向展开论述，每一个场域中共的魔爪都已伸了进去，每一个场域都是民主力量寸土必争的战场。今天港人对抗“土共”和“港奸”，必须像当年中国以全面抗战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那样，“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用《香港前途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香港人必须唤醒我城的自由灵魂，以力挽狂澜于既倒。香港民主运动的战场，不能再局限于争取普选制度，而必须扩大至在社会各层面在地捍卫核心价值——不论专业界别或社区组织、大专院校或中小学、公管部门或私人企业，都是香港人捍卫核心价值的战场。”否则，若是民众继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且武装到牙齿的北京当局，势单力薄的民主派绝无胜算。

以南方的视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建立香港叙事

本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篇章，是邝建铭撰写的《华南文化圈——重建被遗忘的区域腹地》和何伟伦撰写的《复兴我城文化软实力》。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及了香港未来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贡”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结交更多平等友爱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顾华南文化圈的历史背景以及与香港的关係，从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战以北方视角为基调的官方论述框架。这套官方论述，不足以瞭解过去香港的海洋性格与内涵、放眼四海的网路与活动，亦令香港背负不必要的枷锁与包袱、犹如为香港划地为牢。”后者则以支持佔中的艺人杜汶泽遭到中国封杀后，转向东南亚市场，结果闯出新路为个桉，进而指出：“与其抱残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华南粤语区，为香港电影业找到一条自立之路。香港电影业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个香港的发展定位更是如此。”

这两篇论文啓发我继续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以南方的视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讲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