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这样概括自我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
7月8日晚，一些学生约温儒敏聚会，温是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席间畅聊，一位同学无意间谈起钱理群夫妇要去养老院了。温和钱是老同学，之前也曾听得钱说过要去养老院养老，但消息传来，仍然不免有些失落和感慨。
翌日，温特意给钱理群打电话询问，电话那头，钱理群证实此事为真。还告诉温说，总是要走这一步，养老院条件还好，他把很多书都搬去了，到那边会继续写作。当晚，温儒敏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也说明了钱为何去养老。他在微博中写道，“老钱结婚晚，无子女，夫妇感情笃好。平日家务全由嫂夫人操持，老钱只管读书写字，酱油瓶子倒了都不用他去扶。近年嫂夫人罹病，也是考虑万一，老钱总得有人伺候，这才不得不选择养老院。老钱通达，早已把生老病死看得自然，他身体很好，在养老院一样研究写作。”
这个消息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丢进一颗石头，随即在网络引爆，均认为钱一生曲折，晚来却入养老院，多有感慨。钱理群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是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与父亲“划清界限”
或许有些传奇色彩，小学六年级，钱理群就做“校长”了。
当时钱还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南京师范附小)的学生。那时，老师和同学都叫他“钱大头”。回忆此事时，钱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老师、同学觉得我很可爱，就喊我叫钱大头。”有一次，教美术的杨宏毅老师，在墙报上画了许多画，有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等，标题叫“长大了做什么”，同学们都会在每一个职业下填上自己的名字，钱理群填的是教师。
解放初期，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孩子是流浪儿，南师附小就号召学生将这些流浪儿组织起来，办“小先生学校”。钱的班主任吴馨直接告诉钱：“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听到此言，钱显然吓坏了，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馨却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想吧。”由此，钱理群当了小先生学校的“校长”。
当小“老师”的经历，对钱影响巨大，他觉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钱，上面写着一句话：“送给敬爱的钱老师”。
教师的梦尚远，人生的磨难却随即而来。1953年，钱理群刚满14岁，向学校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却被拒绝。钱的入团介绍人告诉他，想要入团，“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钱天鹤意去往台湾，遭到妻子娘家人的反对，只得一人飞往台湾。中共建政之后，“与国民党划不清界限”的压力，始终笼罩着这个家庭。
为了说服钱理群，入团介绍人几乎在暑假期间天天来到钱家，钱理群说不出口，怎么能与父亲划清界限?这种精神折磨转化为巨大的压力。钱在后来回忆说：“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
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由此成为钱理群的罪名。也正因此，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于他而言，这是一种逃离，再也没有人来逼迫他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从母亲手中要来一张父亲的照片，放在行李中，这成为与父亲唯一的精神联系。
去往贵州，钱理群真正当上了老师，那年他21岁。接到分配通知之后，钱就把被褥托运，自己一个人登上去往安顺的列车。一路行程无言，到了学校，他没有将行李放进教师宿舍，而是直接搬到了学生宿舍。钱想，要做，就做学校里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做了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但在后来的文革中，却成了钱的罪状之一——“对学生太热情”。
这段岁月对钱而言是珍贵的，他说：“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
一生难忘“两宗罪”
钱理群这一代学者，都经历过文革，这也成为观察这代学者思想形成必要的背景。钱于1960年到贵州，至1978年考取研究生回到北京，21岁至39岁的人生黄金时期，都是在此度过。他在贵州经历了文革，也是在这里，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两个罪过，其一，与他的父亲相关。
父亲在台湾，成为钱理群的罪证。红卫兵砸开钱理群的居所，将他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从箱子里翻出父亲的照片。这正是他在来到贵州时，从母亲手中要来的照片。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质问他为什么保留这张照片，为什么不和“反动分子”划清界限?钱理群面对逼问，无言应对。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下，钱理群只有低头认罪，他想割断每一个给他带来“罪证”的联系，父亲的照片，成为他不得不舍弃的亲情。
于是，这也成为钱理群一生挥之不去的“罪过”：他亲手烧毁了父亲的照片，火焰燃起，一点点吞噬了父亲的面容，化为黑色的灰烬，留在钱的心中，久久不去。从此，和这个被红卫兵称之为“反动分子”的亲人，划清了界限。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直至1972年，钱理群得知父亲在台北去世，他才猛然意识到，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钱说：“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但更坏的还未到来。文革开始，钱理群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天，发现房间里面挂着他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却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曾经的师生关系，转眼间成为敌对之人。钱理群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那时一个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揭发了他，说钱理群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此分析，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检讨成了钱理群的日常生活，他说：“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
原以为检讨可以过关，却引来了更多的逼供，追问钱：“你这么反动，他们(指钱的朋友)怎么就不反动呢?”胡编乱造，钱以为可以过关，没想到却要牵连他人，压力之下，钱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钱理群为此懊悔不已，他说：“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
这种恶，甚至可以使得一个年轻的生命凋零，让钱理群痛苦莫名。其时有一个女学生，出身地主家庭，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人为他说话，也没有人同情他。这位女学生却站出来替钱理群说了几句话，随即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女生为此投湖自杀。
这件事给了钱理群巨大的震动。无数个深夜里，他在星光下审问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
自省使得钱理群不断地挖掘内心，他试图从这桩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中寻找到答案。钱理群后来说：“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这也构成了此后钱理群学术生涯中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也促成钱理群教学与写作的驱动力，成为他学术的重要向度：为年轻人写作，做青年人益友。
学者的命与战士的心
1978年，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各领域在缓慢恢复。钱理群被准许参加研究生考试，他已经39岁了，而规定考研的年龄上限是40岁。当接到准许考试的通知时，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其时报考学员七百多人，最终钱理群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北大深造，求学于导师王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钱的学术生涯，给予他知识和思想储备的仍然和贵州生活相关。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钱理群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尤其是在文革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对他的精神气质影响甚大。钱后来回忆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学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这样彻底的批判精神，在我看来，是与鲁迅精神相通的，这几乎注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道路。”
上世纪80年代，钱理群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引发较大反响，他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也引来不小的争议。在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中，他写道：“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隔膜感，始终存在于钱的世界。具体表现出来，即是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间的矛盾，也由此注定了钱理群一生的姿态。在钱的精神世界，战士与学者的不同身份，使他焦虑莫名。钱认为，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
钱在自我剖析时认为，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一条“学者”的大道正在面前展开，他周围的同学都在奋力地走着这条路，周围的人也希望他走这条路。“然而我不能忘却过去，我无法安下心来，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而且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
精神上的矛盾，也导致在一些人看来，钱理群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这样概括自我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认为，钱理群所走的学术道路，抓住了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革命、社会改造和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能够坚守批判的立场;在孤独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这样一个学者的身影，自1981年钱理群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2年退休，二十余载教学生涯，在无数年轻人的眼里，钱的反思与批判，却构成了求学时光的另一种精神食粮。
告别教育和青年
2002年6月27日，这是钱理群在北大的最后—节课。既是课堂，也是告别会，学生们眼含热泪，钱理群激动不已，他告诉这些学生们，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是去北大教书，二是去南师大附中当老师。在北大退休了，但教师仍然是他的职业，并且，将会是他一生的职业。
随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未名BBS”上发出600多个帖子。钱理群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帖子，发帖者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人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该退休了。”
退休却仍然“在岗”。钱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 为什么钟情于中学教育?钱理群如此剖析：“第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教育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很绝望了，唯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也绝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做什么。我要反抗绝望。第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
南京师大附中是他的第一站。钱为此特意花费两天时间备课，重写教案，提前四天来到学校，与老师们沟通。开课之际，教室挤满学生，甚至连过道里都没有空地儿。但令钱理群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堂堂课讲下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在教室里仅有20多名学生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是自己的课讲得太差?四处询问，却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一位学生后来写信给钱理群，道出缘由，信中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钱理群思虑万千，给学生回信说：“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南京听课的少，钱理群又去到贵州。这里是他生活了18年的所在地，他带了自编的教材《贵州读本》，信心满满地踏上旅程。没有想到的是，钱理群谈民族文化传承，大学生们向钱提出的问题却是：“如何学好英语?”钱尴尬不已。学生们告诉钱，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2012年9月9日，钱理群在“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说出了对中学教育的感慨：“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钱也就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其他领域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随后，钱理群宣布，将告别教育。他说：“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这句话由一位终身职业为老师的学者说出，莫名地使人伤感。意料之外的是，16个月之后，钱理群又将选择告别学术。
2014年12月12日，三联书店为钱理群举办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发言时宣布，除了告别教育，他也将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家庭，过更平静也更本色的生活。
真正告别了吗?他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战士，这样的人是不会离开的，并将一直在场。实际上，钱理群仍然在写作，他最新的作品，是自述性质的《一路走来》。
回顾这一生，钱理群感慨莫名，他说：“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另一个是收获了‘丰富的痛苦’。我还会继续走下去，还会一路走好，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