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胡耀邦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并不意味着都是恶魔。那种妖魔化所有共产党人，尤其是开明共产党领袖，其实都没有正视历史和历史背景。当年苏共的赫鲁晓夫，应该是历史应该肯定的一个人物。他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为瓦解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埋下了定时炸弹；后来的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公开化和新思维彻底毁没了苏联和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谁也不会否定。胡耀邦不是赫鲁晓夫，更不是戈尔巴乔夫；他不仅没有“秘密报告”，也没有导致亡党的新思维和实际行动。但否定毛泽东在历史上残酷的政治运动，抚慰和平反被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方人士方面，其历史进步意义也不容否定，尤其是对他人性超过党性的评价，符合客观实际。
一说胡耀邦，必然联想“六四”。1989年春夏那场震惊世界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是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一天开始的。中共当权者应该很清楚，正面评价胡耀邦和纪念胡耀邦，冒一定政治风险。但从胡锦涛当政时，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纪念胡耀邦，并没有引起党内左派势力顽强抵制，反而得到了党内大多数肯定。
毫无疑问，胡耀邦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并不意味着都是恶魔。那种妖魔化所有共产党人，尤其是开明共产党领袖，其实都没有正视历史和历史背景。
当年苏共的赫鲁晓夫，应该是历史应该肯定的一个人物。他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为瓦解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埋下了定时炸弹；后来的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公开化和新思维彻底毁没了苏联和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谁也不会否定。
胡耀邦不是赫鲁晓夫，更不是戈尔巴乔夫；他不仅没有“秘密报告”，也没有导致亡党的新思维和实际行动。但否定毛泽东在历史上残酷的政治运动，抚慰和平反被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方人士方面，其历史进步意义也不容否定，尤其是对他人性超过党性的评价，符合客观实际。
●海外媒体纷纷报道纪念胡耀邦冥诞100年
▲美国之音（VOA）11月15日报道：香港支联会纪念前中共领袖胡耀邦百年冥诞
香港—26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1月15日开始全天举行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呼吁香港市民和内地同胞一同纪念胡耀邦，并借此思考中国的民主未来。今年11月20日是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百岁冥诞。
香港支联会11月15日上午开始，在行人众多，尤其是中国大陆游客云集的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大钟下，举办纪念胡耀邦百岁冥寿专题展，希望与公众一起追思这位开明、务实、为政清廉，曾平反中共建政至文革之后的数百万起冤假错案的已故领导人，并揭示他临终前对民主的期盼。
胡耀邦百岁冥寿展览，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胡耀邦的生平、政绩、语录和评价，以及悼念胡耀邦与六四的关系和天安门悼念的结局和影响，向外界展示胡耀邦在80年代主力推动解放思想、广开言路的功德。展览还特别介绍历年来中共悼念胡耀邦的规格所折射出的执政走向等。
支联会的成员在活动开始时，向胡耀邦敬献花篮，并三鞠躬。随后，他们向过路的行人发派介绍胡耀邦的文章等资料，并用粤语和普通话介绍胡耀邦以及八十年改革开放的政况。
支联会常委、香港资深社运人士徐汉光在活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胡耀邦值得纪念的功德在于他在80年代开启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明、思想最解放和活跃的年代。
他说：“他是中共少有的真正为国为民，而不是着重自己权位的一位最高领导人。他是开展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放的一个年代，就只有他和赵紫阳不到10年是比较开放的。他是真正反思过中共专制的弊病，尤其是文革的残酷。”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触发北京学生和市民自发上街悼念，不满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及治丧规格，演变成学生运动，乃至后来发展成被当局血腥镇压的全国八九民主运动，胡耀邦的名字多年后一直是敏感词。直到2005年，中共才首次高调纪念胡耀邦，举行了“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为胡耀邦“脱敏”。
中国官方已决定提高今年的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规格，引发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胡耀邦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关系密切，胡耀邦文革后为习仲勋平反，而1987年胡耀邦被中共保守派元老批判逼宫，习仲勋曾力挺胡耀邦。另外，胡耀邦为政清廉，曾痛斥党内公款吃喝的腐败状况，对中共来说是极难得的“正资产”。
徐汉光表示，对比今天的政治肃杀局面，更令人怀念胡耀邦的开明和清廉，希望这次活动能给外界一个机会，了解上世纪80年代那一段政治开明的历史阶段。
他说：“他逝世的时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以及后来的全国的人民，都是很怀念他，就在天安门那边悼念他。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就变成了六四屠杀残酷的事件。和今天当政的人对比之下，我们特别怀念他，希望香港市民和来到香港的大陆同胞，都重温那个时代的意义。”
支联会常委、前区议员徐百弟不时冒雨向行人介绍胡耀邦。他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胡耀邦在文革后参与拨乱反正、主推平反三百多万起冤假错案，解放了无数受迫害和冤枉的人，实行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社会文化空前繁荣，开创思想启蒙的潮流，堪称中国的良心。
他说：“胡耀邦就是我们中国的良心。在那个年代，他的开明、他的做法，带来很重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纪念他，爱护这个良心。”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不时地在展览看板前驻足观看，不过多数人不愿接受在场媒体的采访或者询问。几位年轻人告诉记者，他们只听说过胡耀邦的名字，但是对他的情况几乎不了解，对胡耀邦没有太多的记忆。
一位81年出生的男子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记忆的，没有太多地了解。（今年国内也要搞记念胡耀邦的活动，你怎么看？）我觉得不错呀，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历史的一个作用嘛。所以说，他（胡耀邦）作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嘛，对不对。”
此外，支联会星期天下午在展览的场地，举办“胡耀邦与中国宪政改革”的座谈会，邀请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和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主讲。支联会还从11月16日起，在位于尖沙咀的“六四纪念馆”设置“胡耀邦百岁冥寿专题展”，除星期二休馆外，每天全天对公众开放。
据报道，中共党媒曾将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列为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纪念日”之一，与遵义会议80周年、陈云110岁诞辰、抗战胜利70周年并列，显示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和纪念活动，升格一个级别。
另外，首部以胡耀邦为主角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今年7月低调开拍，也是胡耀邦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之一，10月中旬上映。但影片内容不涉及胡耀邦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以及后来被迫下台的晚年岁月。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率先为平反冤假错案作舆论准备。同年12月，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立即开始全国平反冤案，主持拨乱反正工作。胡耀邦1982至87年间担任中共总书记。1986年爆发要求民主选举的学潮后，中共领导层内保守派指责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胡耀邦1987年被迫辞职，1989年死于心脏病突发。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17日报道：胡耀邦百年诞辰孙女撰文称爷爷“仍活在我的心中”
这个月20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100周年诞辰，他的长孙女胡知鸷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纪念爷爷，称“他依然鲜活地活在我的心中”。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指出，胡知鸷在文章中回忆和爷爷在一起的多件小事，称他“思考问题时专注的眼神，带有浓厚乡音的普通话，吃饭时兵贵神速的模样，还有永远敏捷快速的步伐，我就知道，他依然鲜活地活在我的心中”。
胡知鸷提到1989年初，爷爷到广西休息，学校放假后，她到广西看他。一天，她和爷爷散步，爷爷说：“丫头，你现在年龄比爷爷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还要大，爷爷离开家的时候还不满15岁。今后的路你自己要走好……。”她说这是爷爷最后一次和她长时间说话，也成了爷爷对她最后的叮咛——今后的路自己要走好。
据香港明报报道，胡耀邦的百年诞辰，大陆将有一连串的纪念活动，日前在胡耀邦祖籍地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山镇，举办了一个以纪念、缅怀为主题的“耀邦百年座谈会”。来自江西社科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与祖籍地的乡亲代表，共同缅怀胡耀邦的高风亮节及丰功伟绩。
明报引述中新社指，胡耀邦1915年生于湖南浏阳，但他的一生都与江西结下了不解缘。据史料记载及其长子胡德平等亲属确认，胡耀邦祖籍地为江西高安市华林山镇胡氏古村。1930年，15岁的胡耀邦走向革命的第一站——江西莲花县。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后，按其生前意愿，骨灰安葬在鄱阳湖畔的江西共青城富华山上。
江西华林胡文化促进会会长胡少春代表华林胡氏宗亲发言称：“据家谱记载，胡耀邦是华林胡氏家族的后裔，是胡氏家族的骄傲。”他又说：“他（胡耀邦）的高贵品质源自民族和家族，我们将开发华林胡氏祖籍地，筹建江西华林书画院，复建华林古书院。”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17日报道：胡耀邦百岁冥诞家人纷纷发文 引发平反及改革猜测
11月20日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岁冥诞，由于胡耀邦是政治敏感人物，过去多年当局均低调处理其纪念活动。但近来，其家人所写的怀念文章纷纷出现在媒体上，甚至官方央视也在拍摄纪念胡耀邦的纪录片。种种迹象预示着中国当局高调纪念胡耀邦已正式开始，引发外界关注这次百岁冥诞活动安排及其意义。
11月20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11月16日表示，在一周内将有对胡耀邦诞辰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在胡耀邦位于湖南浏阳的家乡，以及陵园所在地江西共青城。近来，有关胡耀邦事迹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胡耀邦的孙女胡知鸷11月16日在官媒《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怀念祖父，还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上月末，《人民日报》登载了胡耀邦女儿李恒所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的节选；此外，中国著名政论思想杂志《炎黄春秋》在近两个月也刊登了评论胡耀邦的文章。而中央电视台拍摄的5集纪录片《胡耀邦》也将在近期首播。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亲自出席胡耀邦百年诞辰座谈会。
胡耀邦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他着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让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欺压的无辜者有机会平反，其中就有现任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胡耀邦自1982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任内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态度较为开放自由。1987年，中国爆发民主学潮，胡耀邦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其后于1989年4月逝世，成为了“六四”事件的导火索。
由于胡耀邦的政治敏感性，多年来，中国对其纪念活动均低调处理。此次的高调纪念活动，令外界议论纷纷。
广州独立作家徐琳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习近平若要在政治上开创新局，可能用得上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相信党内力主改革的开明派也在暗中发力。
徐琳：“中共的内部这样做肯定也是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共里面也有一些开明进步的人士，一直都有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推动，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影响让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有所收敛，对进步那一派的阻挠就会减弱，就会有一些力量做出些事情出来。”
但也有不少观察家和学者们均表示，不必过份解读中共的安排，官方态度的转变并不代表要为胡耀邦平反，民间或许有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持上述观点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告诉本台：“习近平或中共本身在胡耀邦事件上释放信息就是一个软性维稳的一个策略。不应该是不断释放改革信号，而是应该有实质性的行动，这才叫改革。这不外乎就是搞这种中国梦的骗局，胡耀邦就是这个骗局里面的主角。只能说纪念胡耀邦是习近平法西斯化的一个象征，让你们成为狗，摇一下铃铛，你们就开始流口水，就要开始吃饭了，不断地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驯化成一条期待改革的狗。”
胡耀邦三子胡德华今年4月向媒体表示，纪念并不等于平反，中央对胡耀邦的评价为“曾犯过政治错误”。他呼吁中央对胡耀邦生平作出更清晰说明，以帮助大家判断。
▲美国之音（VOA）11月19日报道：百年胡耀邦， 中共之殇或国家之光
华盛顿—本月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他的去世曾激发北京民变乃至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杀戒导致惊现天安门大喋血。北京对他的纪念是年年有，但据报今年大不同。有评论说，习近平会高调纪念这位开明领导人是为了给六四平反铺平道路。但也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做充其量是顺其父习仲勋的遗志，安抚自由派而已。
即将到来的11月20日是被邓小平捧起来又打下去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年中共如何纪念这位和邓小平相比更和蔼可亲曾担任中共最高职位的湖南浏阳客家人“小个子”？各种报道充斥报端。
要不要纪念和如何纪念？
胡耀邦（1915-1989）是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红小鬼”、中共拿下粉碎四人帮有功的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树起的改革开放大旗和中共总书记。他后来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被陈云王震和薄熙来之父薄一波等几位中共高层老人赶下台，郁郁寡欢而在1989年4月初心脏病突发去世。北京学生市民自发悼念他，数月占据广场不退，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导致“六四”天安门惨重流血事件，史称“六四惨案”。
形式内容哪个重要？胡耀邦去世后，中共举办过不少“纪念座谈”，今年是否要开更大的“大会”，地点是否在人民大会堂，中共最高领袖是否出席，对胡耀邦的历史定位是否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政治动向和中共是否最终“重评”胡耀邦乃至政治改革等方面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是中共老干部，曾担任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常委。他清明节前往江西扫墓时透露“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去年年末人民网刊文盘点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胡耀邦诞辰百年榜上有名。为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中国近期将出版发行《胡耀邦文选》、《胡耀邦画册》等书。以胡耀邦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也已于7月5日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浏阳开机，然而央视拍摄的五集纪录片《胡耀邦》也将在近期首播。
习近平会如何纪念胡耀邦？
关注胡耀邦身后的人士拭目以待，看看最高当局如何纪念这位有争议的中共领袖。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新闻网多维发文称：
从习近平上位以来的政治动作来看，胡耀邦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分量绝对不轻。因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若要在政治上开创新局、有所作为，借用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习仲勋和胡耀邦是政治盟友，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关系中非常难得。多维说，习近平和胡德平也是关系不错的“交好”。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不会亲自参加胡90诞辰纪念仪式而比其前任更“上一层楼”？
有海外媒体研究习近平的行程时发现，他11月17日-19日赴菲律宾出席APEC会议后罕见的没有顺道对会议东道国进行国事访问，猜测是由于20日举行的胡耀邦诞辰百年纪念大会。
十年前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共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时任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吴官正参加，另一位常委曾庆红讲话称“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尽管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并未出席这次纪念座谈会。
今年是否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多维认为：很有可能。而高调纪念胡耀邦，是否是“六四解封”的先兆？多维也说，极有可能。
北京学者：该纪念，但恐与重评八九民运无关
几位在北京居住的中国学者、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谈到了中共这几次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北京的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当年胡锦涛没参加纪念会，事出有因：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是曾庆红作为副主席出席了，可是作为主席、一把手的胡锦涛没有出席。我觉得并不是胡锦涛的本意，而是他比较弱，没有办法。”他还表示，习近平更为强势，而且是真正的“一把手”，如果这次出席胡耀邦的纪念大会将是中国的进步。
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前干部俞梅荪认为，胡锦涛没有出息座谈会是因为“整个政治格局没有到松动的时候”。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是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但是不管怎么说，90周年也是中央搞了一个纪念会，这也是破天荒地事儿，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事儿，”他说。
2014年4月，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胡锦涛专门到访胡耀邦在湖南省浏阳县的故居并致送了花篮，而胡耀邦的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4月，温家宝也撰文《再回兴义忆耀邦》回忆早年与胡耀邦共事的过往。他在文中写到，自胡耀邦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到其家中探望。
胡耀邦功在千秋
1987年，中共几个已“退居二线”的老人，开了一个非组织程序的生活会就将当时深得民心的胡耀邦赶下了台。他在改革开放早期主持执行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等，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人才资源，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孝正说，胡耀邦才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二个：“胡耀邦下台是不明不白的，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党中央的会议）。所以说胡耀邦下台完全是中央的某些人搞的是非组织政治活动。现在我觉得高规格的纪念他那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
力挺习近平的北京大学前新闻学院教授焦国标也对美国之音说，“从历史的当时的逻辑来看，胡耀邦也是没有错的。”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后来事态升级，最终酿成了“六四”事件。
周孝正认为，虽然“六四”是在胡耀邦去世后不久发生的，但并非胡耀邦引起的，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但“六四”对胡耀邦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有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间胡耀邦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共的官方宣传物中。
这几位北京观察人士都认为：认为高调纪念胡耀邦和“六四”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这一事件最终“脱敏”或许可以起到正面作用。
因被指控“泄密”而坐牢数年的俞梅荪的观点是，胡耀邦的去世和八九民运以及最后的“六四”镇压的发生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很难割离开来。但是中共对胡耀邦诞辰的高规格纪念活动是否意味着对“六四”评价有所松动，他“现在还看不出迹象”。
因撰写“炮轰中宣部”一文开了炮打中共最高意识形态指挥部门之先河而“一炮而红”的前北大教授焦国标谈到，“对胡耀邦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或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纪念的话，对于六四问题上这样的一种很僵硬的局面可能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观察人士：纪念胡耀邦对中共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王岐山过去三年的反腐运动“打虎拍蝇”无数，虽然成功聚拢部分民心，却也让广大百姓看到了中共腐败之猖獗和根深蒂固并重创中共执政之合法性。有分析说，此时高调纪念胡耀邦，或许可以让百姓重拾对党的信心。
焦国标说，“对反腐，特别是对民意的争取，赢得更多的民意，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很正面的作用。因为目前反腐还有对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些做法，民间也好、政治群体也好还是有很多的说法，或者说有些微词吧。如果能够很高规格的纪念胡耀邦的话，我觉得对于民意、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应该都是不错的一种安抚。”
周孝正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个字形容胡耀邦。他认为1987年胡耀邦的下台不管是从程序上还是结果上，都是错误的：“现在如果高规格的、隆重的纪念胡耀邦，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叫改错的意义。因为党有三大法宝，其中一个法宝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属于自我批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
去年年末，人民网在刊文中将胡耀邦称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卓越领导人”，与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赵紫阳所致悼词的措辞相同。
陈破空：中共消费胡耀邦
而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从1989年，到2005年，再到2014年，中南海并未重评胡耀邦，在对待“六四”事件的定性上，更未越雷池一步。与其说，中南海纪念胡耀邦，不如说，中南海消费胡耀邦。
他曾在RFA撰文说：中共纪念胡耀邦“其中的动机包括：拿胡耀邦的名字，收买民心。胡耀邦素有亲民、清廉、改革的名声，当局借用其名，忽悠民众，潜台词是：中共虽腐败透顶，但不要忘记， 中共毕竟还有像胡耀邦这样的清廉领导人。假借纪念胡耀邦，安慰、安定民间自由派，让后者稍安勿躁，继续对平反”六四“报以幻想、耽于麻痹。”
去年胡耀邦忌日，胡耀邦的另一个儿子胡德华也曾说：“我们不在乎官方有什么评价，也用不着他们评价。”明报援引其话说：“想当年岳飞被官方逼死，但老百姓还不是一直认为他是英雄，非要官方评价干什么？”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2012年清明节，中新社发出一篇本社记者撰写的《胡耀邦墓前清明祭》：“嫩柳垂绿，湖波轻皱，四月天气。胡耀邦墓前象征着当时12亿民众的12个大石头无语簇拥，周遭山茶花落红满地，鹧鸪声咽。斯人已去经年，墓前依然思重人稠。”
文章说：“在过去的23年中，有多达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祭奠。”这就是说，这等于绝大多数中共高官都来过了。
今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是否出席、中共是否会维持或提高对胡耀邦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评价，还需拭目以待。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0日报道：习近平出席胡耀邦百年诞辰座谈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政治局全体常委星期五（11月20日）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座谈会。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简短报道，并配发了座谈会照片。
据报，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夫妇和其三子胡德华也出席了座谈会。
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
有西方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发表了约30分钟的讲话，赞扬曾因“纵容自由化”而遭整肃的胡耀邦的历史功绩。
之前，外界对习近平是否出席胡耀邦百年诞辰的纪念仪式一直十分关注。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胡耀邦百年纪念是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并不是外界预期的纪念大会。
此外，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并没有出席在人民大会坦举行的纪念活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引发大批学生和民众自发前去悼念。
胡耀邦的去世也成了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所编辑的《胡耀邦文选》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中国发行。
这部文选收入了胡耀邦从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期间的著作77篇，其中包括文章、讲话、报告、谈话、批示、书 信、题词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美国之音（VOA）11月20日报道：焦点对话：高度评价胡耀邦，习近平有何政治算盘？
华盛顿—11月20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七个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习近平更发表长达三十分钟的讲话。胡耀邦当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而他1989年的去世更被认为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导火线。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个中共一直回避的敏感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胡耀邦当年提倡的解放思想，启蒙民众等理念，与当今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有何距离？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
高文谦表示，拿死人做文章，是中共的政治传统。这次高调纪念胡耀邦也是一样。胡耀邦的开明、清廉和铁面反腐，已成为中共装点门面的道具。这次纪念胡是一石两鸟——既拿死人压活人，也是用死人给活人化妆：一方面，习近平反腐、深化改革，遭到党内权势集团的强力阻挠，根本推不动，想借纪念胡造势，排除阻力；另一方面，习上台后向左转，开倒车，形象大损，想借胡的清名，为自己包装，搞政治平衡，改善形象。
高文谦说，重新评价胡耀邦，不在于规格，习近平是否出席，也不在于给他戴什么高帽子，而是要给他摘帽子，还他一个公道。胡是背着“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抑郁而死的。胡的遗照满面愁容，是杜修贤在他发病前两天拍的，杜让他笑一笑，胡回答：“我怎么笑得出来？”可以说是抱恨而终，这是胡生前不能释怀的一块心病。胡德平说，胡的遗愿是希望“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如果习近平真心纪念胡，就应该改变这个结论，否则就是忽悠，胡耀邦地下有知，也不会舒眉开颜。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上台两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胡耀邦截然不同。习学毛邓，已经颇有些“神似”，而对胡，可以说连“形似”都谈不上，完全是两条道上的车，形成鲜明的对比：胡为人开明，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两个凡是，带动全民思想启蒙；习思想守旧，上台后向左转，封杀言路，全面开倒车。胡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习抓捕律师，制造新的冤案。胡为人宽厚，连政敌都承认他“不搞阴谋”；而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善于韬晦之术，不像胡那样坦诚，可亲可敬。
王康认为，胡耀邦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真理、以人民为重的共产党领袖。其良知纯度和人道主义，是他主持平反冤狱、解放思想两大德业的基础，是他为中共专制制度难容的根本原因，是其猝死引发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道德旗帜，也是中共1949年后最大正面精神遗产。胡耀邦100周年诞辰，是检验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的又一道尺度。胡耀邦之死及六四镇压，成为中国改革的墓志铭和权贵肆虐、全面腐败的序幕。如果以此为契机，昭雪六四，中国将摆脱26年政治严寒，走向民主宪政；反之，把胡耀邦作为强化红色帝国的教化工具，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难以遏止的祸乱。在民主宪政尚未建立之前，中国人寄希望于政治人物，是时代的无奈，但如果一味罔顾人民的意愿，历史就会以更广泛的危机和反抗予以回应──这就是胡耀邦生死以之的启示。
程晓农认为，官方今天纪念胡耀邦，一方面是希望从耀邦的政绩和声望中挖掘一些所谓的“正资产”，来弥补统治集团摇摇欲坠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想利用民众对耀邦的怀念和尊重，增加一点社会大众对当局的向心力。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当中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表现出单纯、坦诚、率真、不玩权谋、亲近民众等人品特点。在充满了权谋和帮伙关系的中共高层，耀邦历经风险，从1983年到1987年短短4年间，他6次遭到党内高层的打压，耀邦有一句反映自己性格的话，“宁可得罪个别人，不能得罪十亿人”；而每次习仲勋都顶住邓小平等老人的压力，站出来支持耀邦，但耀邦最后终于被整垮。耀邦的孙女最近写文章纪念她爷爷时提到两句话，“他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胡耀邦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领导人的政治选择，那就是，面对党内的邪恶和逆流，宁可选择正义和良知。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做过。
龚小夏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得罪了不少红二代，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干部子弟中有相当影响，这可能是习近平高度评价胡耀邦的考虑之一，即整合党内外对他的支持。胡耀邦当年的思想解放，其实并不是出于对于西方制度和普世价值有多大的了解，而是出于良知和常识感。他当年曾说，要学习西方，要用刀叉，不用筷子，要穿西装打领带。这可以看出他对于西方的理解是非常皮毛的。但他出于良知，知道要用符合常识的做法来治理中国。相比之下，今天的习近平又用毛那套违反常识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是习和胡的不同之处。胡耀邦当年在党内的评价是“不成熟”，有点被看不起，其实反过来说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率真使他在中共讲究心计的政治文化中无法生存下去。
▲美国之音（VOA）11月21日报道：胡耀邦的闪光遗产：人性超过党性
中国民主运动
纽约—11月20日星期五，海外民主人士团体在纽约举行纪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讨论会。与会者认为，中共高规格纪念胡耀邦，是选择性地继承对其执政有利的胡耀邦遗产，只强调胡耀邦的共产主义理想，却回避了胡耀邦最为闪光的精神遗产，即以宽容对待异议，以人性超越党性。与会者还指出，中共此次在“认同”胡耀邦的同时，则回避了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被迫下台、后含冤病逝，以及因此导致了1989年民主运动等关键性的历史问题。
这一讨论会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办，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北京之春杂志社、纽约论坛和明镜集团协办。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律师李进进表示，尽管中共高规格召开纪念胡耀邦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全体出席，但对于胡耀邦的历史定位仍然十分困惑；如：胡耀邦为什么下台？为什么突然去世？去世后为什么发生了1989年民主运动？如何看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些最关键问题恰恰是中共所回避的。
李进进说，胡耀邦的思想并没有超越民国时代许多开明思想家的高度，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他倡导的思想改革、拨乱反正，以及打破共产党在理论领域的禁忌，等等，都是很了不起的。
胡耀邦批示：不要压制自学成才的青年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回忆了一段与胡耀邦有关的往事。1982年，16岁的何频因为写了一篇批评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文章，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领导不准他就读已经考取的大学，还要开除他共青团团籍。他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胡耀邦将他的信批示给中共湖南省委：“不要压制自学成才的青年”。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何频不仅读了大学，而且获得了机关工作的机会，并走上了新闻工作者的道路。何频说，1989年4月15日，当他听说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时，泪流满面。
何频表示，中共对胡耀邦的纪念，反应了中共自身（目前）矛盾的心态，“（他们）一方面想借尸还魂：共产党内还有一个好人，但另一方面，却不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一个好人不但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中国官方的纪念活动力图避开当年胡耀邦下台时给他栽的罪状，即“反自由主义不力”；胡平说：“而我们最肯定胡耀邦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就是他‘纵容’自由化。”
胡耀邦这一页没有翻过去
胡平说，胡耀邦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但是他当年在各种异议活动面前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当时邓小平因为魏京生在民主墙写了大字报把他抓起来，但是他不赞成抓人，不主张镇压。”
胡平表示：“我们对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很简单；别的都不重要，只要你不抓人就够了。我们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不做什么。胡耀邦就做到了这一点。”
胡平说，之所以要纪念胡耀邦，是“因为胡耀邦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这一页还没有翻过去。他为什么下台、1989的民主运动，都跟他有关，（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他的意义就继续存在。”
胡平表示，“胡耀邦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遭遇党内很大阻力，但他勇敢地顶住了。其实共产党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回避‘六四’、法轮功等问题，因为他们心中发虚。那么，知道不对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起；改了，一党专制就站不住了。”
中共与反对派争夺胡耀邦
中国宪政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中共纪念胡耀邦，是要把胡耀邦解释为“他是共产党的人”，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实现中国梦的榜样；张博树说：“这是在跟我们争夺胡耀邦”；他说，中共是要把胡耀邦当作共产党的“正资产”，而不是反对力量的资产。
张博树表示，在胡耀邦的人格中，一方面他服从共产党、服从组织，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搞阴谋诡计，光明正大，连前中共元老李先念都称赞他是党内的“阳人”，即透明之人。
张博树说，虽然历经党内长期残酷斗争，胡耀邦人格中的这个基本面没有变，“这既决定了改革开放中他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决定了他能走多远；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的成就与局限，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对胡耀邦有过研究的张博树表示，经过文革，尽管对毛很崇拜，胡耀邦也在反思；他私下说，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组织上如此被禁锢，没有一点自由，这样的民族怎么能成长？完全是野蛮的，没有竞争力的。
张博树说，有人认为纪念胡、赵（紫阳）这样的中共开明领导人没有必要，胡耀邦的政治认知没有可取之处。但是他本人认为，当下纪念胡、赵，要从中国政治转型的策略和战略来看：“他们仍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尽管受到压制。”
胡赵是党内健康力量的旗帜
张博树表示，目前，在外界看来，习近平对中国民间社会打压力度空前，国内几乎没有自由力量存在的空间。但是，他说，“这个局面我相信不会老是这样下去的，总是要变的。当中国政治转型需要推进时、有了这个条件时，我相信，推动这个进程的除了民间力量，中共体制内一定会分化出一些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管它什么时候分化出来，胡耀邦、赵紫阳就是他们的旗帜。”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张艾枚说：“胡耀邦最闪光的遗产就是他的人性超于党性，当两者冲突时，他通常把人性放在第一位。所以在改革10年里他会反复被邓小平批评。”
张艾枚说，中共明显地是在有选择地继承对其执政有利的胡耀邦的政治资产。“10年前胡锦涛时期，纪念胡耀邦时规格也很高，但没有出版他的文选”。现在习近平找到了他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在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共产党员要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风格”；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直接引用了胡耀邦有关共产主义信仰的许多话。在张艾枚来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10年后出版了胡耀邦文选。”
习近平违背胡耀邦遗产
但是，张艾枚引用了胡耀邦另一些有关自由主义的话：“我们有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大惊小怪，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吗？我看不见得。”他还说：“那种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 ‘精神’ —— 只能有一种形式的、这种审查制度，是值得批评的。”
张艾枚说，“习近平真要继承胡耀邦精神遗产，可以有几个标准加以衡量：第一，你是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中共的罪与错？如果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反右、文革、六四，就谈不上以事实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共历史；第二，你是不是放弃舆论一律、尊重百家争鸣？你不能把批评中共的人都当作要”砸你的锅“抓起来蹲大牢，这是严重违背胡耀邦遗产的；第三，你是不是在文艺、思想、理论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你习近平谈何继承胡耀邦的政治遗产。”
他会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
曾在1970年代末采访过胡耀邦、目前担任中国民主党主席的王军涛说，胡耀邦当年曾告诫他说，“历史常常委屈人，但只要不坠青云之志，历史是不会埋没人的”；并要他“不仅读专业还要读政治，因为中国将来需要”。
王军涛说，胡耀邦那一代人，一直站在历史潮头，试图创造历史；而胡耀邦本人作为一度主导全局的人，在任期间，力图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王军涛说，他本人坚信不疑，“如果（胡耀邦在世时）出现1989年那样的关头，胡耀邦会像赵紫阳和他的支持者一样，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王军涛还说，当年跟胡耀邦共进退的那批人，后来全都转到了自由民主阵营中，如果他本人还活着， “也会跟这些人一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香港《明报》11月21日报道：给了胡耀邦待遇 习近平不提为何下台
昨日是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昨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政治局7名常委悉数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多次提到胡耀邦对邓小平路线的执行与贡献，未提及他当年下台。有专家指，今次纪念规格比他90周年冥诞时高得多，对胡耀邦曾经的不公正待遇也是「一种纠正」，但对他的评价没有改变，当今领导人仍无能力做到这一点。
纪念规格低于周恩来陈云
根据中央规定，「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百年诞辰应该召开纪念大会（见表），低一级的是已故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则召开座谈会。胡耀邦虽然曾居总书记高位，却只得「座谈会」规格，意味着即使七常委出齐，也是略低于周恩来、陈云等人。此外，昨晚央视《新闻联播》仅在第2条播放纪念胡耀邦座谈会，时长约6分36秒，头条是仅得43秒的习近平前日离开菲律宾返京的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中，沿用过往对胡耀邦的评价，即「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讲话中追溯他从投身革命开始，到参加长征、抗战及国共内战，亦回顾他在团中央、湖南、西北等地的工作。
习讲话未提及当年胡下台
讲话重点提到文革后，胡耀邦「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不过这一段却「言必称邓小平」，指他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期间，「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还称胡耀邦「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全面改革的思想」等等。
赞光辉一生彪炳史册习近平并未提及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对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称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有出席者称，说到此处时全场「掌声雷动」。他提到，纪念胡耀邦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就是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指，在纪念胡耀邦时强调邓小平，是要保持邓「总设计师」的地位，对胡的评价目前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一旦改变就涉及对让他下台的邓小平的评价，乃至对「六四」及赵紫阳的评价的改变，现时的领导人无法承受这一「骨牌效应」。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1日报道：中共当局高调纪念胡耀邦引发各种联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五正面评价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受到外界的关注。周五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百岁冥诞，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员出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习近平说，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他还表示，纪念胡耀邦，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要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健文告诉中央社，“习近平这席话正面评价胡耀邦的為人处事、道德操守与政治贡献，有一点点平反的意味，等于是把胡耀邦以往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地位与评价还给他了。” 不过他说，中共当局此举是还给胡耀邦应有的歷史地位，以后不会再因六四事件而避讳谈胡耀邦，但并不代表想平反“六四”事件。寇健文说，以中共立场而言，赵紫阳下台是有罪名的，胡耀邦下台是因为犯了错误。
胡耀邦是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当年在党内斗争下，遭指责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1989年去世时，学生、市民自发性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最后演变成“六四”事件。
由于“六四”事件的政治敏感性，中共当局今年高调纪念胡耀邦因此引发各种联想。对于外界的臆测，香港明报引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的话说表示，纪念胡耀邦，“党中央说什么意义就什么意义”。他还表示，胡耀邦瀏阳故居设计稿徵求过家人意见，感谢当地政府做这些工作，并强调“花多少钱、形式如何都不重要，实质、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故居应该反映胡耀邦的精神和胡家的历史。”
●评论家、学者评论胡耀邦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20日发表鲍彤评论：宽慰？疑团？奢望
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亮点，大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七常委，一个不缺，全体出席。这种殊荣和礼遇，使人略感宽慰。
但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疑团没有消释。这位主持平反了数百万起冤假错案的总书记，功勋足以彪炳史册的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按照党章选举产生，却在四年后不知道根据中共党章的什么条款，被某种力量逼下了台——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个说不得的谜。
另一个天大的谜是：26年前他去世了，学生和市民们激于时弊，越发怀念这位大政治家的宽容精神和廉洁操守，为他过早的去世，自发地在天安门前举行追思和悼念。这不知又违反了国家的哪一条法律，居然被中共军委主席一锤定性为动乱和暴乱，遭到全副武装的血腥镇压——当时和现在，也仍然是个严禁揭开的谜。
不愿意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则已，既已告示天下，就不该放着天大的事得过且过。
一代人的光阴已在无法无天中流失殆尽。历史难道容许将错就错？真相不应该向老百姓隐瞒。教训必须郑重其事总结和报告国民，共同戒备重蹈覆辙。这种大事，是人就有责任，总不是奢望吧！
▲共识网11月20日发表署名木然的文章： 纪念胡耀邦，超越胡耀邦
2015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人们对胡耀邦的纪念，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既表明人们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表明人们对清廉政治的向往。既表明对老人个专断政治的不满与批判，也表明对民主政治的期盼与构建。既表明对暗箱政治的告别态度，又表明对阳光政治的向往与追求。既表明对极左、极右危险的恐惧，又表明对政治前途不确性的担忧。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继承胡耀邦，超越胡耀邦。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继承。离开继承的超越，容易犯政治乌托邦的错误。离开超越的继承，容易陷在好人政治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行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在胡耀邦的领导下进行的，是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动的。这一大讨论，使得人们的思想告别了禁锢时代，走向了思想解放时代。使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走向胡耀邦邓小平时代。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告别了封闭的时代，走向了开放的时代。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现在仍然需要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告别传统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文明体制。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有人说，中国人总不出好人政治，纪念胡耀邦，纪念的是好人政治，好人政治阴魂不散。可在一个不健康的政治里，纪念一个好人有什么不好？难道好人不纪念，让人们纪念坏人？把人分为好人坏人未免简单化。从纪念一个好人，也推导不出纪念好人政治来。人们都希望好人，也都希望有一个好人政治。可政治上的好人与好人政治并不总能划等号。好人与好人政治联结在一条，得需要民主制度条件。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做坏事。制度好，才能让好人变得更好，让坏人无法做坏事。这样的制度，只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作为背景的条件下才存在，而这些，在中国是有待于追求的东西。纪念胡耀邦的目的，就是把有待追求的民主变成实践中的民主，让民主照耀中国。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依法治国落在实处。胡耀邦强调法治，重视法治。他亲身经历了无法无天的文革，看到了权力不受限制对所有人的伤害。他尽全力纠正文革的错误，彻底否定文革，主张通过法治保障公民权利。通过法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通过法治约束领导人的言行，使法治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没有法治，领导人在迫害别人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受害者，在治理别人的时候自身也会受到治理，在清算别人的时候也会被别人清算，在打击政治对手的时候也会被别人打击。没有法治，公民权利也会滥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都是以集体的方式滥用权利。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利用群众整群众，都是人治的结果，伤害的都是所有的个人。没有法治，没有任何人都在劫难逃。没有法治，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平反冤假错案进行到底。这一方面要把自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到底，现在给高岗平反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也要把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进行到底。不能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又增加了新的冤假错案。历史不能总在制造与平反冤假错案重复进行。当然，平反总是好事，平反比不平反好，平反比压着好，平反比历史虚无主义好，平反比历史虚构主义好，平反比历史淹没主义要好。好比不好好。平反不是目的，目的是建立纠错机制，铲除冤假错案产生的机制。否则，旧的历史冤假错案解决了，新的历史冤假错案又产生了。中国的历史总不在历史循环中没有长进，不长记性。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出一批政治家。政治家不是政客，政客只追求个人利益，政治家却追求政治理想，并让理想变为现实。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是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把握方向的政治家，是积极顺势而为的政治家，是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与民众一心的接地气的政治家。胡耀邦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作风民主，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勇于改革，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他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怕被人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怕因此被整下台。他做了政治家应该做的。那历史未竟的事业，是政治的耻辱。政治耻辱，反衬了他的政治荣耀，反衬了他人性的光芒。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纪念胡耀邦有多种理由，以上的纪念，也算是理由之一吧。
▲德国之声（DW）11月20日发表长平文章：把胡耀邦夺回来？
北京高调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共在舆论控制中争论历史人物的阐释权。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天（11月20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座谈会，习近平等中共中央七常委悉数出席。在此之前，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耀邦文选》高调出版。
胡耀邦是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放的标杆人物，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及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都深得人心。当上总书记以后，他朴实干练的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共的负面形象。1987年，他曾被邓小平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他的去世成为 “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线。
在江泽民执政期间，胡耀邦的历史评价，让中共感到尴尬。但是，他毕竟不是被废黜的领导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敢谈论赵紫阳，就将胡耀邦作为一种理想的符号。此后，胡锦涛、温家宝作了另外的尝试，那就是主动出击，肯定胡耀邦的形象。这些举动，并没有给中共带来任何危险，反而赢得如潮掌声。试探大多停留在赞扬胡耀邦亲近民众、作风朴实方面。
在此期间，中共舆论宣传完成了“去正义化”转型，也就是从伪装正义到强调利益。理想主义不再是年轻人的风尚，甚至遭到他们的嘲笑。《环球时报》等官媒主动谈及“六四”运动，辩称“没有当年的镇压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得到新一代中很多人的认可。在控制中争夺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阐释权，变得比简单的禁言更加可行。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
习近平上台之后，更以强势的专权姿态，随意阐释历史。他甚至不顾中共著名的历史决议，对包括“文革”在内的“前三十年”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今年年初，网络传言习近平批示高调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胡耀邦同志身份地位敏感，他的部分言行长期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通过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要还原胡耀邦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党员，……总之，要把胡耀邦同志从对方手里夺回来。”
不管这个批示传言是否属实，它真实反应或者准确猜度了习近平纪念胡耀邦的目的。另一个紧随而来的目的，是借机“宣传胡耀邦同志在反腐反四风端正党风严肃党的组织纪律方面的光辉业绩”，“有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理论”。换句话说，要胡耀邦为习近平的反腐败背书。
中国官媒摘录了《胡耀邦文选》中的一些讲话，其中一段是关于胡耀邦最为人称颂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摘录中，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努力奋斗、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是由人民选择确立的”。
不久前中共另一个改革代表万里去世，新华社悼词中把它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曾经说，邓小平改革是为了党，而胡耀邦是为了人民。但是，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党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乃是因为他一生忠诚于党。
这并不仅仅是党的宣传话语。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异曲同工。他们试图劝说当权者，应该像胡耀邦那样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让党自我更新，从而长治久安。他们甚至阻止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只有多多美言，诓哄着当权者，他们才会实行改革。事实上，当权者并没有这么孩子气，他们比谁都更清楚，这个六十年来欠下数千万命债的政党，之所以还能听到美言，是因为他们牢牢控制着权力。
胡耀邦和他的追随者都怀着以改革推进中国发展的梦想，但是有一天会有人比他们更加勇敢地承认，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党的自我更新，更加强大，而是让它变得更加柔弱，甚至在转型正义的历程中消失。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1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前副编审邓聿文文章：中共应该向胡耀邦学习什么
今年11月20日是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执政党高调进行了纪念，七常委都出席了座谈会。从规格上说，胡耀邦已经被恢复了作为主要领导人应有的历史待遇。
此次百年诞辰纪念与10年前90周年的纪念相比，一个不同是预先张扬的纪念，早在上半年，官媒就透露出当局将会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故在11月20日前，一些媒体和学者就发文从不同角度对胡进行再评价和诠释。民间亦有纪念胡的冲动。
官方评价不变
胡耀邦是执政党历史上能让官方和民间同时怀念的不多的领导人之一。这主要缘于胡的政治符合价值。他连结着中共那段最不愿提起的历史。因此，各路人马试图从胡的百年诞辰中读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变化，有人从官方的高调纪念看到了胡的脱敏，并进而作出当局有可能对八九平反的判断。有人认为可能预示着目前的政治环境会变得相对宽松。有人从最高领导人和胡家的个人关系来解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次纪念会，无需进行过多的附会。
从最高领导人代表执政党所做的讲话来看，对胡耀邦的评价还是维持在他逝世时的评语上。胡耀邦是1989年4月去世的，时任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悼词对胡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用于因错误下台的领导人还是相当高的。以后在九十周年诞辰也是继承了该评价，因此，在可见之将来，不大会改变，可算是执政党对胡的盖棺论定。
但是，在这个评价外，具体到胡所做的事情和贡献，即执政党应该学习的胡的政治遗产来看，则显示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根据时代、环境以及执政党的政治任务的不同来取舍。比如，悼词强调的是要学习胡的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
九十诞辰的纪念讲话，强调的是要学习胡的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而这次百年诞辰讲话，强调的是要学习胡的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比较一下上述表述，今年特别突出胡耀邦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献身，以及敢于担当、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品质和风范，这些其实都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针对的是官员队伍普遍的信仰丧失、不敢作为、贪污腐化。
民间纪念焦点
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则相对集中在胡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想两方面。胡是执政党内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在他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执著的理想追求，罕见。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其对思想解放的推动，弥合社会撕裂的努力，始终牵挂人民，打击腐败，重视宪法，主张民主法治，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年轻干部梯队等，是民间怀念胡的主要原因。
胡耀邦从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中共取得政权后做过地方领导人。但胡一生主要的政治生涯，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大约10年时间，那正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中国走出文革，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紫阳所作悼词曾将胡的贡献概括为八个方面：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重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建设，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改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作出了努力。百年诞辰讲话也基本是这些方面，但表述很简单，也有所后退。
文明政治代表
在上述胡留给执政党的遗产中，最重要也最让人怀念的是解放人和解放思想，在胡的主持下，“两个凡是”被冲破，300多万干部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正名。可以说，中国能够用2-3年时间从文革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能够比较快地推行，没有胡作为闯将在一线亲自指挥和部署，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资源，是很难想象的。
但如果从胡所有这些贡献和努力抽象出更一般的价值，我很赞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丁学良在一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中提出的，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这就是胡对执政党，对现代中国的意义。自古以来的几千年帝制，这两样东西最稀缺。共产党干革命，最初的理想也是要追求这两样东西。胡耀邦一生所做的努力，就是试图保留和兑现共产党的这个理想，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和改革开放之初一样，今天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胡耀邦的怀念和学习，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自觉上。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21日发表姜维平文章： 胡耀邦不朽，七常委求救
2013年7月4日，笔者曾写过一篇文，题目是《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当时收到不少善意的回应，今天看到北京官媒报道，中共中央11月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不仅习近平发表讲话，而且七常委都有参加，这说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愿意向胡耀邦求教，求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寻找精神家园，需要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平衡各方面关系，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需要国家稳定，统一，富强，需要进一步改革，而胡耀邦精神不朽，中国就大有希望。
自从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二次文革”复辟失败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尤其是反腐败打老虎，力度惊人，层次很高，影响深远，至今方兴未艾，一方面它释放了老百姓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怨气，一方面也摧毁以前虚构的官员整体形象，当薄熙来在法庭上夸夸其谈为自身的贪腐狡辩，而周永康顶着一头“棉花”，虚假地低头认罪之时，普通老百姓已不再像1976年那样轻信，人们深藏心底的问题是，在台上表演的官员中还有几人干净，简言之，中共要继续统治国民以谁的精神动力为楷模，于是，人们想起了胡耀邦。他做过党的最高和最好的领导人，也成为党内权斗的牺牲品，“八九六四”因其而发，国运因其由盛而衰，假如那场“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不是以学生被武力镇压而结束，中国就不必劳驾王歧山的“打老虎”运动。
现在，回望神州大地，检点社会各阶层，官员有几人不贪，有几人干净，在现有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和制约的体制内，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贪官，看来不仅是人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流行的干部体制必须改革，当然，胡耀邦是一个例外，一个极品，在同样的体制下，他不贪不占，廉洁奉公，他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家人亲友都无暇疵，这一点从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一书里可以看到。与之相对应的，从中纪委公布的大量的涉及贪腐案的官员看，更多的人根本经不起诱惑，因此，制度创新和建设应是迫切要做的首要大事，比如，官员公布财产，任职前后审计，等等，因此，求教胡耀邦要找到新的路径。
由于江泽民当政以来，是以放手贪腐而求得下级拥护的，经济腾飞与官员个人利益捆绑一起，故社会风气污染严重，所有的领域都崇尚金钱，“拜金主义”泛滥成灾，“实用主义”，“见利忘义”已是时尚，不仅公检法司贪腐横行，而且党政，军队也卖官鬻爵，周永康案，徐才厚案等都是明证，现在，抓了如此之多的“大老虎”，揭露如此之多的腐败案，但人们的精神家园何在，还是没有找到，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倒台，来自权斗失利而并非不廉，因此，胡耀邦的形象和思想，就变成了一面精神的旗帜，虽然一度被雾云遮挡，但历久弥新，他经历战争而不固步自封，贪图享乐；他饱经风霜，多次被整，但不怨天尤人，随波逐流，他是真正地始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与那些戴着“假面具”，实为“人民币”服务的官员形同水火，不可同日而语。宣传和恢复胡耀邦的形象，有助于整个社会精神家园的回归。
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较多，多年的分配不公，造成天地之差的两极分化，穷的越穷，富得越富，先富的人没有带动穷人直奔小康，却把钱财和儿女转移到海外，移民潮惊涛拍岸，卷起万亿元，中国人给美国等缴税一包劲。近年来一些因贪腐而东窗事发官员及其家属，有与社会不满的底层百姓，还有海外异议的知识精英合流的倾向，并借助于其它国家政府的力量，左右中国政局的新景观，为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表面上稳固，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如同沉睡在一个随时爆发火焰的山口，急需胡耀邦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精神的抚慰，而平反所有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仅成为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和伟大财富，而且是他交给我们下一代人的重任，可以想象一下，不用讲建国以来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文革”，“六四”，就拿薄熙来事件之后，他在大连和重庆两个城市搞的冤假错案，有多少起啊？大连有数十起，重庆有数千起，有何人获得平反昭雪？周永康任职“政法王”10年，批示和审定的冤假错案遍地，他提拔，豢养，保护的党羽，占据公权力的高地，徇私枉法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如今纠正了多少起呢，同样的，徐才厚，令计划，以及各个省市落马的贪官污吏，得势时均制造过大大小小的冤案，故造成“上访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地方到中央，从台湾总统府，一直上到联合国，甚至访民的泪水打湿了总书记的“车胎”，如今又解决了几起？总之，不把他们得罪的人都争取过来，试想，社会怎能人心齐泰山移？
其实，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千条万条，概括起来就一条最大：平反冤假错案。由于建政以来，共产党是一家说了算，历史上犯了许多错误和罪行，之所以杀人如麻，怨声载道，至今还不倒台，就是因为有胡耀邦这样的良心未泯的人士，救高涯于即倒，他不是按部就班地搞法制，中国从未有过独立的司法系统，他还是靠人治，靠人的良知，人的善意，人性的光辉，运动式地，一鞭子赶地，平反了大量积压的冤假错案，使许多人原谅了共产党，这些案子也包括薄一波的“61人叛徒集团案”，薄熙来做恶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被胡的人性之光照亮，反倒给自己胡作非为，残忍地整肃他人预留了空间，所以，他的终身监禁的下场，是他曲解胡耀邦精神的一种“现世报”，现在，出席纪念会的七常委们，切莫以薄熙来为榜样，应当有一种真正理解胡耀邦精神的悟性。
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如今较之于胡的时代，电脑等办公手段为后人平反冤案创造了事半功倍的有利条件，法制要建设，程序要慢走，但靠周永康10年留下的嫡系人马去纠偏，显然是痴人说梦，要学习胡耀邦的壮举，不是细节，不是表象，而是胆略，气魄和云水襟怀，不必拘于司法程序的要求，要同样“运动式”的果断地，易粗不易细地，全部平反所有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治下的一切冤假错案，也要平反王歧山反腐以来所有抓捕的各省市贪官制造的一切冤案，该恢复名誉的要恢复名誉，该国家赔偿的就要赔偿，只有这样才能仿照胡耀邦，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各行各业，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合睦和社会的稳定，要搞好经济，抓好民生，与台湾的国民党精诚合作，研究民主和平转型的最佳捷径：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国民党在大陆设立支部，最终实现国共“第四次合作”，即两党竞选，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和能上能下，到那时，胡耀邦的目光就成了深邃的远大的，每一个中国人求得幸福的精神动力。我愿七常委能读懂胡耀邦的目语。
▲网刊《民主中国》11月21日发表流亡学者张博树文章：从几个历史片段看胡耀邦的认知与人格特征
胡耀邦人格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恰恰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群体的背景中显得极其凸出。一方面，耀邦追求理想、服从组织都堪称那一代革命者的楷模，在这个意义上，耀邦个人的人格特征代表了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征，因而颇具典型性；另一方面，耀邦又是中共党内有名的“阳人”，也就是襟怀坦荡，从不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高级干部队伍中似乎很少见。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时，胡耀邦说：“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耀邦显然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某种悖谬，并决心努力改变之。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联姻的“堤坝”和依靠人民力量“冲垮堤坝”之喻即为证明。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胡耀邦并没有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但他已经在努力地思考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之。这已经很了不起。
本文是几年前一部未完成书稿的部分文字，谈作为革命者的胡耀邦认知形成的背景、他的人格特征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这些东西制约着乃至决定了1980年代作为中共改革者的胡耀邦能够做些什么，决定了他的成就与局限。今年是耀邦诞辰100周年，特刊发此文以为纪念。——作者
1976年3月底、4月初，已经进入春的季节的北京仍然有着丝丝寒意。随着清明节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一方面悼念两个多月前去世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另方面也借此抒发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王、张、江、姚”的不满。人流当中，有一位老者在女儿的陪伴下也在到处走，到处看，有时碰到熟人还聊上几句。尽管早晚天气还很冷，老人又患有气管炎，还是用一条灰色羊绒长围巾把头裹好，每天坚持到广场上转转，挤在人群里走走，了解时事的最新进展。
这位老者就是时年已过60的胡耀邦。
耀邦的女儿满妹记录下了这段经历。她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4月2日那天，一支四轮卡车开道的庞大游行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在热烈的掌声中，在无数群众的簇拥下走进天安门广场。一群年轻人从车上卸下四个巨大的花圈，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周总理画像下。我和父亲走近一看，花圈的挽联上写着：中科院一〇九厂全体敬献。
明知广场上“四人帮”布置的“便衣”密布，父亲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低声对我说：“这叫什么？这就叫民心不可辱！”
半年以后的10月7日，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后的胡耀邦在家中对长子胡德平说：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堤坝”指什么？材料没有记载。
“彻底冲垮这个堤坝”又是什么意思？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作出判断的地方。
今天的宪政自由主义者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1976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联姻终于走到了它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终结点。历史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不仅要对文革式的癫狂作出抚平、而且也对1949年所代表的制度选择作出纠正的年代。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大可能这样认识问题，包括耀邦。
在春寒料峭的北京长安街头，在粉碎四人帮万众狂欢的热潮过后，耀邦一定有过深沉的思索，关于这个国家，也关于这个党。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这种思考的基本背景。一个人的经历、认知、个性决定着他看待问题、理解问题的方式。要推测1976年的胡耀邦在想些什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这个人过去的大概历史。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红小鬼”，14岁就在家乡湖南浏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革命。16岁担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18岁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调任少共中央局任秘书长，19岁又出任团中央局书记，可谓少年得志。这一年，耀邦随中央红军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耀邦参加过渡河东征，又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抗大高级班深造，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大队党总支书记。24岁时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经毛泽东亲自提议，又从副部长转为部长。再往后的革命岁月中，耀邦出任过晋察冀野战军纵队政委，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战役。1949年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成都战役，1950年被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全面主持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工作。
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行动者，耀邦无疑是杰出的。但笔者要马上指出另外一点：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不同，胡耀邦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开创人物。在年龄上，胡耀邦与毛泽东相差22岁，基本上是两代人。这样一个代际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认知特点，应该在此多做些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胡耀邦与毛泽东的大致关系。耀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27年秋在湖南文家市里仁学堂的操场上，当时，他还是一个年仅12岁的高小学生，而毛是策划、领导了秋收起义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与同学们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的乡村少年，远远望着身材高大、长发掩耳的毛泽东在上千起义官兵面前训话时，心头激起的羡慕之情。毛对着他的衣衫破烂的士兵和操场上围观的听众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但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革命总是要发展，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些话很可能在一个12岁少年的心灵深处留下印记。第二天，这支衣衫破烂的队伍沿罗霄山脉南下，小小的胡耀邦竟然跟着队伍一直走到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高升岭，才在起义军的一再劝阻下折返回家。
胡耀邦第一次与毛泽东“对话”，发生工作接触，是在9年后的陕北，红军渡河东征结束的总结会上。耀邦率一个工作团随军渡过黄河，在山西吕梁石楼一带征兵、筹粮、开展宣传，工作颇有成绩，受到总结会的表扬。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大声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让我看看。耀邦站起，毛相视而笑，“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从此，毛知道了这个身材瘦小却英气勃勃的年轻人，耀邦也有了更多与毛接触的机会，并越来越受到毛的器重和赏识。抗大高级班一共27名学员，耀邦任党支部书记。多少年后耀邦曾对来访的金日成回忆起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那时，“毛主席经常给我们讲哲学。主席讲课有一个特点，每讲一次课就让大家讨论一次，他总是叫我站起来发言”。
一个是革命领袖和循循善诱的导师，一个是领袖的崇拜者和刻苦认真、成绩卓然的学生，这就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胡耀邦关系的大致定格。耀邦常对子女说，他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这当中，毛泽东的影响可谓至重。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形成是与对政治权威、理论权威的心理认可结合在一起的。像胡耀邦这一级干部大概并不完全知晓延安高层权争的种种内幕，相反，耀邦的阳光性格和相对单纯的认知进路会促使这位革命者用同样阳光的方式理解自己崇敬的领袖，并赋予领袖、革命和与革命有关的事务以阳关的色彩。创制意识形态是党的领导人的特权，普通党员和党的一般干部的任务是学习、领会、贯彻“党的精神”。不过，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显得极其自然。学习革命理论，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被认为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必修课，这里还远没有产生怀疑的心理土壤（个别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心灵敏感者如王实味等当属例外）。
事实上，可以这样概括延安时期（乃至更往前的苏区和红军时期）革命者的一般人格特征：他们是富于理想的，“理想”对那一代人拥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追随共产党，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又是守纪律、服从“组织”的，因为“组织”就代表党，代表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所以这种服从，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意义上的服从，同时也是内在的、心理意义上的服从。当然，只看到这两点还不够。人毕竟是复杂的。即便是由共同理想作中介搭建起来的革命者的群体，也仍然免不了为权力、声望之类进行争夺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一天开始，这种内斗就没有停止过。上至党的最高决策层，下到地区甚至基层党组织，拉山头、搞宗派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案，几乎都是这种内斗、相互整人的结果，而且手段恶劣、残酷，还往往打着“革命需要”的旗号。此类勾当使很多革命者的人格变得阴暗、龌龊。他们既有追求理想、献身革命的一面，也在同时追逐权力、经营自己的“山头”或者“领地”，为此甚至不惜把自己的革命同志置于死地。
胡耀邦人格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恰恰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群体的背景中显得极其凸出。一方面，耀邦追求理想、服从组织都堪称那一代革命者的楷模，在这个意义上，耀邦个人的人格特征代表了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征，因而颇具典型性；另一方面，耀邦又是中共党内有名的“阳人”，也就是襟怀坦荡，从不搞阴谋诡计。这个李先念用来形容胡耀邦的褒奖之词恰恰反映了耀邦人格的某种非典型性或者另类性，因为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高级干部队伍中似乎很少见。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胡耀邦。读者将会看到，耀邦的苦恼与困惑，伟大与局限，都将从这样一种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的结合中生发出来。
现在，我们再来举几个例，看看胡耀邦的认知和人格特征是如何支配这位革命者“革命胜利”后的言行的。
1952年，胡耀邦奉调进京，原拟到国务院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担任部长，但毛泽东却圈定让他领衔新调整领导班子的团中央。随父一同进京的胡德平亲眼目睹了耀邦当时的反应：
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显然，耀邦本来是看好建筑工程部的工作的，做“孩子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耀邦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第二天就到团中央报道、上班。
耀邦在团中央立了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结果，此公在团中央工作14年，上上下下都称他“耀邦同志”。这在那个年代党的官僚衙门中，并不多见。这不是胡耀邦在“作秀”，而是他的阳光品格的自然表现。
60年代的胡耀邦仍然充满激情。1963年胡代职下放，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在他的老家浏阳曾发表过多次讲演。两位听讲者后来描述过耀邦讲演时的神态，相当传神。这里不妨摘引一段：
由于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搞得过火了些，伤害了部分干部的元气，加上三年艰苦岁月的磨难，不少干部情绪低落……。为了稳定干部情绪，提高干部觉悟，以便更好地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浏阳县委于1963年12月上旬在永安公社礼堂召开了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议。说是礼堂，其实是个旧戏台。台面是用木板搭的，4根圆木柱支撑起戏台上的屋架。台下用土砖搁着一行行的杉树作凳子。台上挂红布做前幕，挂草绿色布做后幕。台正中放着几张办公凳。如此而已，十分简陋。会议由县委书记石维刚主持，一共开了六天。第二天便请胡耀邦同志作指示。
胡耀邦同志联系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联系大革命时期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一些深刻事例，勉励各级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正确对待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坚持革命不动摇。当他讲到当时美帝国主义卡我们时，他引用了美帝国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们的两句话。他说：“美帝国主义者讥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意思是说，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的成立。现在，我们走了些弯路，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美帝国主义者就料定我们会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十字路口上五心不定，我国人民就会感到欢庆胜利的秧歌再也扭不下去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讲到这里，胡耀邦同志不禁从坐凳上站起身，慷慨激昂地向与会者传达毛主席的坚定回答。他说，“我们的毛主席回敬美帝国主义的话是‘挂红旗，五星（心）早定；扭秧歌，进退不难’”。当耀邦同志讲“挂红旗，五心早定”时，他象一名旗手高擎红旗在台上走着正步，直蹬得木板“咚、咚、咚”地响。当他讲“扭秧歌，进退不难”时，他竟然真的在台上扭起了秧歌舞并时而进时而退。接下来，耀邦同志又傲立戏台正中高声朗诵起毛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当朗诵“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时，耀邦同志模仿苍蝇“嗡嗡嗡”地叫着转过身朝后幕跑去，一鼻子撞在后幕上，然后又反过身来学做抽泣的样子……。耀邦同志这一幕生动幽默风趣的讲演直惹得满堂笑声。
上述描写，让我们领略了胡耀邦作为天才的鼓动家、演说家的风采。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在动员别人真心相信这个事业，他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反帝、反修，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40年前在一个如此简陋、破旧的会场里一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面对上百基层干部手舞足蹈地宣讲党的声音和自己的信仰时他的内心状态。耀邦显然被毛泽东叱诧风云的词作所感染，或者不如说，这样的诗词本来就更符合耀邦这类充满阳光的革命者的口味，那就是相信纵然“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但革命者从来就是硬骨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面对困难，作为党的地方官员，耀邦又以十分巧妙的形式在维护毛的形象。当然，“维护”用在这里不一定准确，因为今天的人可能会从“护短”的意义上去理解当年的“维护”。情况并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耀邦参加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自我批评。而这样的自我批评往往会激起崇拜者的进一步崇拜之情。耀邦对毛是忠诚的，恐怕远没有发展到怀疑毛有什么“短处”的程度。那么，有没有不谐和之音呢？也有。1959年上庐山，由于沿途已经看到大跃进的虚假和浮夸，耀邦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没怎么发言，基本上保持了沉默，这大概令毛泽东感到失望，以至在后来的一两年中不大理睬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1961年，胡耀邦到河北唐县农村作调查，回来后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份调查报告，反映农村经济遇到的困难，建议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以便渡过饥荒。这份报告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毛向来是反对“单干”的，认为那是在开“资本主义”的“绿灯”。只不过胡是“小字辈”，毛没有把胡的建议当回事、也没有作任何追究罢了。我们无从得知耀邦迟迟得不到毛的回复时的真情实感，但可以断定他的内心一定有某种困惑，甚至痛苦。但也仅此而已。在巨大的权威面前，一个人的无意识心理防卫机制会阻止危险的怀疑或者想象以理智的形式发展。当自己的想法、认识似乎同领袖的意见、党的现行主张发生偏差时，通常的情形都是修正自己的想法，向领袖和党看齐。这几乎是那个年代的通律，耀邦恐怕也不例外。
所以，浏阳永安那座破旧戏台上的演讲，仍然是耀邦真实的内心世界的表达。
文革的发生，耀邦一下子陷入更深的五里雾中――这是根据对这位阳光共产党人认知状况的了解不难得出的推断。当然，耀邦不会上来就怀疑毛发动文革的“理论”（从逻辑上说，文革揪“走资派”的理论不过是国内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论和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论的继续和发展）；但是，那么多他所熟悉的老干部被打倒，却一定超出了耀邦的心理接受程度。经验和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这些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党员、老干部不可能都是“叛徒”、“内奸”，都是反对毛主席、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还有个事实需要注意，即胡耀邦本人就是文革中最早遭到批判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之一。耀邦早年曾有过被打成AB团的经历，险些命丧黄泉，但那时毕竟年轻。现在不同了，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共青团第一把手要接受群众的批斗，当众遭到羞辱，甚至遭受皮肉之苦，这对一个人心灵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满妹的书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耀邦在文革中受过的苦难：
宣布改组团中央的当天，父亲就和几位书记以及机关的一些部长、总编、秘书们一起被隔离起来。他们先是被关在团中央办公大楼三层，后来又被转移到机关南院东头的三间小屋里，十几个人一间，在铺有几块草席的水泥地上睡通铺。
接着，没完没了的批斗就开始了。造反派们总是聚集在团中央办公楼前的大院里，勒令这些“黑帮”们站在楼房的平台上示众。二楼没有通往平台的门，父亲每次在二楼挨斗，都是从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的办公室踩着他的桌椅，登上窗台迈到平台上。最多的时候，父亲一天被批斗十四五次，要十四五次屈辱地从窗户钻进钻出。
……有一天，我好奇地跑到团中央去看大字报。那天大院里万人涌动，人挤人地正在批斗父亲。我看见他站在二楼的平台上，身边站着一溜陪斗的“黑帮分子”。父亲被两个膀大腰圆的造反派反拧着双臂，身子撅成当时批斗会上最时兴的“喷气式”，正在那里自报家门：“我，胡耀邦，出身下中农……”
满妹亲眼目睹了父亲挨斗、挨打的经过。更令人心酸的是，她还看到了父亲屈辱地接受“改造”、奴隶一般的非人生活：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完全失去了自由。白天斗他一天，晚上还罚他去清扫厕所，打扫大礼堂和机关大院。
他们（造反派）知道父亲平时手不离烟，一天两三包烟都不够，便存心让他难受，不许他买烟。父亲只好在打扫卫生时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实在熬不住了，就一个个接起来，趁人不注意时抽上几口。
一个冬天的晚上，风很大，我想造反派大概都躲在屋里避风烤火，就从半掩的机关大门悄悄钻进团中央大院，想偷偷给父亲送几片安眠药和一两包香烟。刚走进办公大楼，我就看见腿被打坏的父亲正跪在地上以膝前行，两手抓着拖把，吭哧吭哧地擦洗厕所的地面。擦着擦着，他发现地上有个烟头，捡起来吹了吹，小心翼翼地装到棉衣里面的衬衣兜里。
我的眼泪一下子漫涌出来，转身躲进楼道拐角的阴影里，无声地哭了……
满妹这里描述的是文革开始头两年时耀邦的情形。其实，与其他一些老干部相比，耀邦还算幸运，因为毛压根没有把胡耀邦真的当作走资派去整。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了凑够党章规定的法定表决人数，毛泽东决定从被斗的老干部中“解放”几个。毛特意提到要“解放”胡耀邦：“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他也算一个”。 耀邦不但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参加了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
文革中期，耀邦到团中央设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还曾被他所在的连队评为“五好战士”。文革后期则经历了被重新起用，又被重新打倒的过程。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饱经沧桑的共产党人竟然在经过文革这样的洗礼后仍然不改其信念，甚至不改其阳光性格。我们不妨再来看一段文革晚期耀邦恢复工作后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那是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胡耀邦激情洋溢地对台下听众说：
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青年们要大学革命理论，大树革命雄心，大讲革命纪律，大长革命精神。在到2000年前的二十多年里，年轻的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二是马马虎虎混它半辈子，也是“老革命”了；三是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这第三种人一定不是少数。
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2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开这么个大会。你们中在25年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请你们上台来，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是的，这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某种图腾。他当然希望这个历史继续延续下去。
可以说，胡耀邦一直是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一分子在工作，即便个人受到天大的委屈，也要忍辱负重，勉力前行。这个“党的人”的自我定位是我们理解胡耀邦人生行为的重要基点，也是我们从心理角度理解晚年胡耀邦的重要背景。
然而，文革毕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带来过肉体的被摧残，也导致过心灵的被腕割。它会促使胡耀邦更深入地思考许多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还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耀邦显然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某种悖谬，并决心努力改变之。1976年10月的“堤坝”和“冲垮堤坝”之喻即为证明。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胡耀邦并没有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但他已经在努力地思考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之。这已经很了不起。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