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月三日晚上,瑞典首都市中心的劳工教育协会大楼会议室内

瑞典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举行“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瑞典笔会会长乌拉·拉斯莫(Ola Larsmo)、副会长马丁·考尼茨(Martin Kaunit)、国际秘书乌拉·瓦林(Ola Wallin)、理事乌莱卡·恩斯特罗姆(Ulrika K Engström),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廖亦武、前理事马建和茉莉、常务秘书兼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前创会会员傅正明,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家史婀迷副教授(Irmy Schweiger),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辛优汉博士(Johan Lagerkvist),美国汉学家戴迈河副教授(Michael M. Day)等50多人出席。讲台前还摆放了两把放有肖像的空椅子,代表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瑞典笔会荣誉会员、著名记者高瑜和瑞典荣誉会员、斯德哥尔摩大学前访问教授、著名学者徐友渔的缺席。

ICPC-20140603a1)空椅子:高瑜和徐友渔

201406110811577922)诗歌朗诵:廖亦武诵奏诗歌《大屠杀》

201406110811583883)演讲:马建谈小说《北京植物人》写作背景——八九民运时的经历

“六四”大屠杀和《北京植物人》(演讲题要)

一九八九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我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求自由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但五月底,哥哥摔伤住院,我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他病房里听到的。

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巳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

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通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十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六四”大屠杀之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巳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却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

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201406110811595824)六四研讨会:(讲台)辛优汉、戴迈河、马建、史婀迷;听众:茉莉(过道左)、傅正明(过道右)

二,六月四日上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大门前

今年六四国耻日,我们一行四人从瑞典各地来到首都,走向中国大使馆,仅仅是为了请陈大使转交给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封公开信。可是,大使馆紧闭大门,我们多次摁铃,也不见有人出来接待。我们只好在门口拍照留念。这时有一辆汽车开进来,大门总算开了,我们急忙追进去,请司机转告我们的愿望:希望大使本人或由他指定别人接见我们。我们回到大门外继续耐心等待回音。周围除了几位瑞典记者以外,别无他人。我们等候了半小时,正准备离去,这时一辆警车突然来到使馆门口,两位警察向我们走过来。显然,他们是接到了大使馆的报警而来。所幸几位记者看到了全部过程,对他们作了解释。这两位警察听完后向我们点点头就驾车离去。随后,一位记者告诉我们说:   只要在大使馆门外,人们有权做任何事情,另外,人数不超过八人,就不能称为“聚会”,因此使馆报警是没有道理的。就这样,我们无意之中增长了一些法律知识,否则几乎被大使馆的虚假警报所唬住,以为我们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同时也使我们再一次领教了一个道理:中国大使馆的贼喊捉贼的伎俩和中共中央25年前镇压学生的和平请愿如出一辙:   先把绝对和平请愿的学生说成是歹徒发动暴乱,搞动乱,然后以此为借口,指示几十万野战军使用坦克碾压学生,动用开花子弹和毒气血腥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全球纪念六四国耻日的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境外,中共除了暴力和谎言还会什么?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的倒行逆施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檫亮人们的眼睛,证明自己是什么东西,打消人们仅存的对它的一丝丝幻想!(陈世忠文 6.8.)

201406110811596421)陈世忠先生写信(请中国驻瑞典大使陈育民转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06110811594892)陈世忠先生在中国大使馆大门外按门铃

201406110812003303)举牌抗议:傅正明、张裕、茉莉、陈世忠

201406110812004344)陈世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201406080022031665)茉莉在汽车进门时展示抗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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