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写于8月18日,全文一字不删地交由8月25日《议报》发表。文中部分经过“严格处理”的节选文字将于8月30日由《书评周刊》“谨慎”刊出。《书评周刊》系一份北京人士主办的大陆民间杂志,于今年4月底创刊,几个月以来受到大陆不少民间人士的鼎力支持。我谨以此文,期盼更多朋友对此刊给予积极关注。

8月2日,我致信许晖(《书评周刊》主编):“我的文章颇重意识形态,即民间立场,因此评书所及,也自然非大陆赫然轰动的那些所谓‘畅销书’,倘真要评,也是批判为多。而赞叹者,则大多非大陆书籍,或者大陆人于海外出版的书籍,或者在大陆出版的比较罕见、比较珍贵的书籍。旷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那些永世不得翻身面世的雄文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大作。”8月3日,许晖来信,不料他对我这种书评取向拍手称好,曰:“求之不得”。我诧异之余,决定寄稿。

8月16日,许晖寄来的《书评周刊》第3期经朋友转手,送入我处,那段时间我正在调查广东东莞、番禺、花都一带的民工状况,白天颇为忙碌,夜间也常有民工来报厂方拖欠工资、旧厂倒闭、决意罢工乃至浴血奋战等事,我往往到了半夜才有时间阅读这本北京朋友主办的新鲜杂志。全刊读罢,我决定暂且放弃为《灾变论》(任不寐/著)和《拒绝谎言》(余杰/著)作评,感慨这64页的《书评周刊》也完全有资格评它一评。

一、推介《书评周刊》第3期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向继东的《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23页~26页),另一篇是黄波的《“政论家”的两难及其宿命》(44页~45页)。《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所写的武文俊和《“政论家”的两难及其宿命》所写的张东荪,两位先生慷慨议政,结果惨遭祸害,令人不平。尤其是张东荪,我在翻阅他的历史时,得知其后两代人都惨遭大难,被红色政权搞得家破人亡,此等“文字罪”血债须向毛泽东讨还。

最近我在整理1949年~2003年的大陆民主运动史和1947年~2000年的台湾民主运动史,两者的民主进程均经历了十个阶段,在这两者的十个阶段里面,“文字罪”从来就没有断过,尤其是前者。大陆的“文字罪”,其罪有二:1、红色政权以消灭多元意识形态为目的,带动全国人民集体玷辱、亵渎、践踏和毁灭汉民族语言,正如毛喻原在《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第4页)中所说的那样:“就汉语在现当代社会的整体呈现而言,我愿意说,它已经成为世界之最大奇观,最大公案。”2、以消灭多元意识形态和剪除异己政党、异己组织、异己团体为目的,破记录地大搞各类“运动”,批斗、分裂、下放、威吓、逮捕、拘留、关押、公审、游街、杀头、“鞭尸”,致使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堪称世界第一。

被整得最惨、最毒的就是知识分子。然而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些知识分子敢于抨击暴政、揭露谎言、拒绝收买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仍然得以长存?简言答之:信仰。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是知识与精神,当其知识和精神已经到达一定层次的时候,信仰就随之而生,并颇具震撼力,影响深远。只有当一个人具备某种信仰的时候,他的生命才真正开始,这种生命就是人的意识力量。任何势力之间的较量都是意识力量之间的较量。一个政权的基础是社会意识,一个非法政权的基础就是社会的服从意识。服从意识是奴才、奴隶的意识,是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存在的意识。如果这种服从意识得以改变,并进化为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对政权、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有着清醒认识的意识,那么,任何威胁、利诱、迫害、杀戮都不能动摇这种意识。相反,这种坚定的意识会在心里面拒绝一切不适于这种意识的东西,包括不服从非法政权,对非法政权给予否定,在心里面给它判死刑,则非法政权不攻自破。这就是“公民不服从”的力量。

武文俊和张东荪便是这种“公民不服从”(或曰“非暴力不合作”)的代表。武文俊勇于揭露“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谎言:“它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挂着‘为人民造福’的牌子,骗取了五湖四海的人信任之后,因而也就有了杀人之权,置人于死地,只要一句话。……它竭力煽动鼓励人们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自己打自己,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它经常宣扬的‘斗争哲学’,也就是它全部学说的宗旨。所谓革命,按照它的打算,先革有产者之命,后革无产者之命,一时运用这股力量打倒一方,一时运用那股力量打倒另一方,以逐步达到消灭人民之目的。”1976年4月22日,武文俊在3000余字的“匿名信”的最后写了24个惊人之字:“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此24字堪称民主先觉之悟。因为据我了解,当时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的人确实是比较少见的,1974年的“南京红暴”、“李一哲”大字报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有少许部分,但终招强力打压。“民主”的呼声直到1978年~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其序幕才正式拉开。

至于黄波在《“政论家”的两难及其宿命》中所写的张东荪,文中提及的“‘政论家’的两难”,依我看,这只是问题的枝节。政论家的职守就是政论,而不是政论的影响,受政客利用也属政论影响之一,但属外不属内,不是其终极追求,“政论家”也不必舍大求小,正如张东荪所言:“有无左右夹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包括我们知道的鲁迅被利用的悲剧,其悲剧仅属暂时,也属次要,他之所以被利用是因为这是红色政权的制度需要——制度谎言的需要。制度谎言造就了全社会所有领域的千奇百怪的谎言,我们不把这个制度谎言彻底瓦解,今后我们还会面对更丰富、更巨大、更离奇、比“鲁迅谎言”更气得死人的谎言。——抗击谎言之第一要著就是抗击制度谎言。

二、致《书评周刊》三项建言

1、知“书”、“评”之要义。天下之大,无所不包,以具体载体遗留下来的书、报、文件、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网络等,都可以称之为“书”。书并非仅属某某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某某人编、写的文字、图片,如果我们把所评之书仅限于此,那么我们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更多更为真实的文化遗产,也难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没有评过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不敢评的东西也实在太多太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禁忌、广开言论,那么我们就应当勇于、勤于、乐于、善于评定、评测、评价、评比、评选、评估、评介、评述、评审、评论一切文化载体。没有办法出版的书、深藏木棺数十年的书我们可以评;李敖被国民党禁止发行的96本书我们可以评;《南方周末》被临时“咔嚓”的文章我们可以评;《中国(政府)人权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评;《21世纪环球时报》的旧文存我们可以评;湖南常德师范学院那些可怜的大学生们凑起可怜的一点钱办起来的发行仅几百本的小杂志《写手》、《寒冰》我们可以评;美国VOA、中国之音、英国BBC的播音我们可以评;美国唐人电视台、法国电视二台、卡塔尔电视台的节目我们可以评;地下电影、边缘电影、禁令电影我们可以评;长沙“木马乐队”、武汉“跳房子乐队”、广州“盘古乐队”的摇滚音乐我们可以评:“关天茶舍”、“世纪沙龙”、“民主与自由”、“不寐思想论坛”的精帖我们可以评;《报道中国》、《中国》、《民主通讯》等网刊我们都可以评。此为“书评天下”。

2、构筑多元化、多角色的华语论坛。这次《书评周刊》第3期的作者全是大陆人,此举不妥。一本杂志的影响力,决定于它的信息量,包括广度的信息和深度的信息。《书评周刊》应当以宽阔的胸怀去主动邀请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新加坡人、美国华人、英国华人、德国华人、法国华人、日本华人、俄罗斯华人、澳大利亚华人,甚至泰国华人、瑞士华人、马来西亚华人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座上客。《书评周刊》可以到世界各国网站去了解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华人士,找到他们的联系方法,让天下更多华人朋友参与到《书评周刊》的行列,把《书评周刊》创建成一个多元化、多角色的华语论坛。此为“天下书评”。

3、把自己当成对手,挖自己的黑。我虽深居大陆,但从不少海外朋友们中了解到一些海外媒体的运作方式,其显著的特点就是自己开一个专栏,聘请一名批评家,专门批评自己的媒体。往往第二天的报纸上就会有第一天报纸的“读后感”——与其说是“读后感”,不如说是“批判书”,其文辞之尖锐,蔚为大观。这就像印度这个国家,虽然政治、宗教、种族、难民等等问题异常严峻,但其媒体的批评之风甚烈,整体而言,国家却颇为平稳。这个国家的某个政党如果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正视、反省这种舆论力量对它的影响,不管这种舆论令这个政党多么不安、多么害怕,反正你这个政党如果不去接应这种舆论,那么你就没法正常地活下去。就一个媒体而言,其生存、发展之道同样如此。因此,我建议《书评周刊》再开一个专栏,名曰“评《书评》”,其宗旨为:评天下,勿忘自省;天下评,自《书评》始!

(《书评周刊》第3期,许晖主编,海淀购书中心主办,200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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