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情人》听证会举行之前
本来我承诺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不再对媒体发言，但是由于当事人西诺先生明确拒绝了参加听证会，我的此项承诺已经失去意义。为了避免受众受到片面的误导，我现就为何要举行听证会做一个解释。
首先，我要求举行这个听证会并不是要为自己撇清什么，而是要还原真相，对历史负责，对媒体受众负责，对关在狱中的桂民海、李波等受难者负责。
我跟桂民海合作了三年，写了二十多本揭露中共高层权斗、腐败包括淫乱的书，有人说是八卦书，也有人说是政治诽谤书，我认为定位为政治谴责书籍比较恰当。正如我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这类书的社会价值不可低估，因为正是不民主不自由的独裁专制社会才是产生此类书籍的土壤和条件。法国大革命前夕这类书出了很多，并且正是这类政治诽谤性读物消解了法国独裁的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引发了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诺先生出版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一书，其社会价值是正面的，应该得到支持的，这是我的一贯立场。春节之前，我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党部的一次演讲中也表明了这种立场。
我在西诺先生出版此书之前，就已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见纽约时报文章《中共禁书，香港书商的摇钱树与惹祸根》）。我坦然承认自己参与写作了政治诽谤（或者政治谴责性）书籍二十多本，并让记者一一拍照。我何必要为二十多本书背书而与一本书切割、或者说“撇清”呢？
那么，西诺先生既然已经承认我不是那本书的作者，我为什么还要较真，还要计较细节，还要跟西诺先生“过不去”呢？
我跟西诺先生私交甚好，以前合作也很愉快，我没有跟他过不去的任何动机。只是因为西诺先生把一本自己写的书跟铜锣湾书店联系在一起，跟阿海扯到一起去，对媒体说他写的书就是阿海电脑里预备出的书，这是一个违背基本逻辑的谎言。因为西诺跟阿海并没有任何来往，阿海也不知道有西诺这么一个人。西诺又没有可能看到阿海电脑里的内容，他这样说根据何在？只有一种可能，西诺把书稿给了我，我给了阿海，阿海编辑好了预备出。但是这不是事实，西诺不向我求证，就这样随便发言，导致媒体和受众都以为我是作者之一，阿海是出版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没有多大问题，顶多就是西诺犯了用推测代替结论误导媒体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的是，因为阿海不知道有西诺这么个人，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他进去三个多月肯定什么都交代了，但是没法交代他不知道东西，而中国政府的专案组成员发现了西诺说的这个事实，肯定以为阿海隐瞒了什么，肯定要逼问他，甚至逼问其他涉案人员如李波等人（我非常担心李波春节前没有释放跟此事有关），这样的后果，是西诺和我们愿意追求和承受的吗？
西诺写了一个不想参加听证会的回复，打出政治正确和悲情友情两张牌，就是不肯承认他用错误的推测代替结论误导媒体受众让中国政府加大对阿海迫害这个要害问题，躲躲闪闪，不敢面对事实。这样的态度是我不能接受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要跟西诺穆文斌过不去，我支持他们反对暴政追求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也支持他们用虚构、渲染等任何手法写任何揭露中共当权者的“文学作品”，包括这本《情人》，因为那是中国不自由的专制社会导致的后果。但是我坚决反对用谎言代替新闻，用谎言误导媒体受众。因为谎言污染新闻可以攻击专制并收效于一时，但是最终会伤害新闻的诚信品格，伤害我们追求的自由事业本身。
侯德健有句话说的好：共产党是最能撒谎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谎言来反对谎言？难道事实本身还不够有力吗？
我要再加一句：难道我们面对事实，承认错误，不撒谎会死吗？
与西诺、穆文斌先生共勉！
在此，本人最后一次邀请两位出席明天的听证会，放下包袱，面对事实，对历史和受难的狱中人承担起我们的道德责任。
刘路
2016年2月12日
文章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