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让子弹飞》看百年中国革命
革命这件事，已让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焦灼了上百年。毛泽东说他看到“革命”一词就高兴，毫不掩饰胜利者那阴暗的自得，这位阳谋家从主义的痴迷者陈独秀手中夺过革命大旗，以简单粗暴而又通俗易懂的语式转换为汉化版的造反有理，使这个鬼魅丛生的词汇在中国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当然，首先让革命的子弹飞起来的是孙中山，这位充满革命豪情的“先行者”大约也会轻松而自信地认为可以让子弹先飞一会，但这一飞就是上百年。如今当我们即将迎来革命百年纪念时，子弹隐藏在纷飞的钞票里。姜文的《让子弹飞》告诉人们，在白花花的银子堆里，子弹正跃跃欲试。
我们在改革的年代迎来了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权贵改革者们死抱物质经济层面而使跛足改革陷入瓶颈的现状，使民间对革命的回顾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味。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面前，与官方的标准、原则之类改革话语的寒碜、援引西方普世价值的民间改革话语的受压相对应，底层革命的话语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沉默的大多数的拥护。《让子弹飞》正是以反讽的言说方式告诉人们，子弹正在飞，革命从未退场。面对这部意象（或者说隐喻）杂糅的反讽作品，重要的不是创作者们意欲表达什么，而是观众能从中看到什么。当审查者们看到了万恶的旧时代劳苦大众的官逼民反，当普通民众看到了旧时代与这个所谓的新时代是如此地相像，当所有人都看到了革命，《让子弹飞》便存在下来并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用影片中的话说就是站着把钱挣了。作为一个精明而不乏良知的人，姜文有意无意地指明了一个数着钞票装傻充愣到底的政权，最终可能遭遇的下场。
《让子弹飞》以反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透着荒诞的革命故事，却让现实中的人们感同身受。故事以辛亥革命（或者说孙式革命）开始，又以毛泽东式的底层革命落幕，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革命者形象。电影或明示或暗示地点出，张牧之和黄四郎这一正一反、一匪一霸两个角色都曾参与或支持过辛亥革命，革命近十年后他们的匪、霸身份昭示着革命的失败，真可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在不同的立场和语境下这句追问可以适用于许多人，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革命百年史就是一部佳人做贼的历史，很难说这是悲剧还是闹剧，介乎两者间就是荒诞剧。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个依然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未想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革命的成功。激进的革命可以促成民众觉醒和民族独立，但革命后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就需要收起子弹，坚定地踏上一条理性而务实的宪政之路，专注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非无休止的暴力争斗。作为一场带来社会剧变的革命，辛亥革命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天地革”并不必然“四时成”，充满革命豪情的孙中山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当革命后看不到自己心目中的“成”时，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继续革命，让子弹一直飞。孙中山疏远致力于营建现代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否定倡导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他追求的是以革命的方式革遍每一个角落以建立中央集权的革命政府，由此陷入为了革命而革命的思维混乱，革命后任何不符其革命理念的纷争都要再次诉诸革命来解决，不断革命却越革越乱，乱到最后便是养虎为患般地与苏联暴动专家们的沆瀣一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昭示着这位革命赤子一生的追求和迷途，他最看重的“同志”和继任者蒋介石，以征伐的方式至少是表面上完成了他那断绝当时一切宪政可能的夙愿。而面对前任留下的共产隐患，这位同样缺乏思想谋略的武夫悍然采取了最愚蠢的手段：大屠杀。大屠杀让另一位赤诚的革命者陈独秀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为毛泽东带来了施展其毛式革命的机会——如果说孙中山是养虎为患的话，蒋介石就是自掘坟墓了。在革命狂人们阻断宪政道路后，痴迷马列主义并试图以工会运动合法争取权利的陈独秀，其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毛式革命也可说是应运登场。
毛式革命表面上以外来的马列为旗帜，以本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杆，尽享“主义”、“爱国”、“民主”、“科学”等理论和道义的话语资源。但这还只能吸引心怀变革理想的青年精英们前仆后继地奔赴延安，更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直指这个传统农业国家的土地问题，将花哨的革命外衣披在了中国本土底层农民战争的身上，把所谓的“革命”与官逼民反、聚众起义、改朝换代挂钩，并以攫取个人权力为目的将革命中的暴力因素发挥到极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直接诉农民利益的狂暴方式，更是在消灭中国乡绅阶层的同时把农民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让他们在纳了“投名状”后死心塌地地跟着党干革命，革命由此成为一种华彩而血腥的政治正确。追根溯源而论，正是因为同样热衷于暴力征伐的民国政府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价值，也无法有效维护社会公正、缓和社会矛盾，才使精明的毛泽东抓住中国社会的要害，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将暴力革命推向了极致。
电影中和黄四郎的彻底堕落相比，无奈为匪的张牧之仍未失革命的正气，往昔舍身忘死抛头颅、洒热血的精英革命之魂仍在。虽然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但当他再度掀起一场鹅城革命时，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底层革命的方式：发动群众。不应过多指责电影中的鹅城百姓贪生怕死、唯利是图，求生、趋利是人的本性和社会性的体现，一个真正的街头运动家不会冲着人性喋喋不休，而是正视、理解并善于利用人性。发动鹅城革命的张牧之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民众惧怕什么、缺少什么、想要什么，更懂得民众的力量和如何激发这种力量。当愤怒的人群冲进看似坚不可摧的黄家宅院时，底层革命的力量释放出来，其正义的一面也得到了渲染。
《让子弹飞》止于推翻恶霸、瓜分胜利果实的喜悦中，回避了革命之后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可以料想得到，还会有新的买官县长到来，也会有新的恶霸出现。比靠暴力革命让某些恶人消失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能防范、惩处恶人同时也约束革命者自己的有效制度，革命最终的成败就在于此，但革命胜利的激情却总能掩埋制度建设的理性。单就这部电影而言，张牧之革命后舍弃荣华富贵，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形象，或者说更像一位侠客，一种起自墨家后为金庸小说所滥觞的心怀天下而又始终如一的狭义精神。张牧之犹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也颇有曾国藩解散湘军的那种“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传统修为，但中国历史现实中的革命，所有革命者最终选择的都是朱元璋的道路。我们从不曾真正具备作为“屠龙宝刀”的宪政体制，也很少有政治家致力于营建这种体制，有的只是不断革命和佳人做贼的荒诞剧。
中国的革命者，不乏孙中山式的豪情、陈独秀式的执着、毛泽东式的谋略，但革命者们在让子弹飞起来后，从不曾具备曾国藩式的传统修为和宋教仁那般致力于宪政操作的理性和务实。中国从不曾有华盛顿那样的革命家，有革命之变革却无革命后宪政之营建，这才是百年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比让子弹飞起来更难的是如何让纷飞的子弹停下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外，还应该说的是“宪政尚未圆满，公民仍需努力”。这便是《让子弹飞》使人们感同身受地看到了一种变革的可能后，我基于历史与现实所补充的一点隐忧和期望。
2010年12月23日
注：关于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评述，参见李劼所著《李劼思想文化文集》。
《民主中国》首发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