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龙：跛足改革的穷途末路

——读《小岗村的故事》

“碰头会一散，严宏昌立即正式通知全队：近两天要有一个重要会，准备出去要饭的暂时别走”——1978年的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严宏昌和副队长严俊昌、严立学经过慎重商讨后，由严宏昌向全队二十户人发出了正式的会议通知。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十八位与会村民以歃血为盟的方式立下生死契约，由严宏昌带头分田到户，此冒天下大不韪之举开启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序幕，小岗村由此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经过一番实地走访后，写出《小岗村的故事》一书，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主流宣传的小岗村。

“准备出去要饭的暂时别走”，如此开天辟地的会议，之前却是这样一句通知，今天读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但彼时彼地，严宏昌是严肃而沉重的，他深知砸破大锅饭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分田可能要死，不分田肯定要饿死，做饿死鬼不如做饱死鬼。经过这样一番可悲的权衡后，这一小撮不愿做饿死鬼的村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于1978年11月24日，趁夜黑风高聚在一个破败的茅草屋里开了秘密会议，并签下一份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用一种宏观叙事来说，严宏昌拦下出去要饭的，已沦为乞丐的村民们聚到一起歃血为盟，于是他们开创了历史。但当时老实巴交的十八位农民并未想得如此宏大，他们没把自己当开天辟地的英雄，而是奄奄一息的乱世蝼蚁，最大的奢求就是不再流浪，不再乞讨，不再饿肚子，就算死也要做饱死鬼！如此变革的方式，本身就是个一点都不好笑的黑色幽默。就如张耀杰先生所言，严宏昌等人以生死契约的形式所追求的并不是政治权利层面上的改革开放，而只是生存本能层面上的以人为本的人性回归与人权保障。

安徽穷乡僻壤的这个二十户人口的小生产队犹如一匹黑马，因缘际会地成为八十年代农村变革的先行者，可谓是个偶然而必然的历史冷门。历史是由人来主动开创的，今天陈、吴夫妇追溯这场变革时，特意强调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和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思想开明的万里，至今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民主疾呼。文革期间万里九死一生，好容易熬到老毛归西，他复出后被邓小平特意安排至“老大难”的安徽出任省委书记。万里上任后四处走访，切实了解到安徽农村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朝不保夕的生存疾苦，他当然知道问题就出在毛泽东所一直坚持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上。不久万里顶住压力出台《六条》，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允许包产到组，也即生产队下可以组织作业组。《小岗村的故事》里评述说，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当时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还未被搞下去，党内改革派尚未掌握主动权，国内形势风雨晦暝，万里推行包产到组无疑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而比万里做得更彻底的，是农民严宏昌。严宏昌上过中学，是当时小岗生队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农民，他看不惯人民公社“大锅饭”、“大呼隆”的那一套，觉得纯粹是在瞎胡闹、折腾人，早在1973年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严宏昌可以说是共产中国最早的一批抛弃土地到城市谋生的农民，这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非法打工”。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严宏昌聚集起一帮人，在城市里承接各种工程，成为共产中国最早的农民“包工头”。当时的严宏昌可以说是“闯荡江湖”，也可以说是“混社会”，用一个并无贬义的词来说，他是那个时代底层社会里的一个游刃有余的“人精”。铁板一块的极权体制怕的就是这样的“人精”，而大变革时代往往需要这样的“人精”来点燃导火索，或者说是充当马前卒。

“四人帮”垮台后，全国都在拨乱反正，党号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安徽省委出台了《六条》，身处城市且思维敏锐的严宏昌自然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恰在此时小岗生产队所在的梨园公社逼严宏昌回去，他回到家乡后被选为队长，村民问这个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严宏昌直言：“其实只需烧好一把火就够了：打破‘大锅饭’！”。

严宏昌行事还是很谨慎的，此前有二十户人的小岗产生队已分为两个作业组，他进一步分为四个，而后又分为八个。这时这些作业组已成为“父子组”、“兄弟组”，但劳作过程中仍难免相互扯皮推诿。于是，亲兄弟明算账，严宏昌终于下定决心“包干到户”，土地和耕牛都分到户，不再由队里统一安排，劳动所得也不再由队里统一分配，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在严宏昌的带领下分田到户后，马上产生连锁反应，那段时间中央政策几经反复，严宏昌如坐山车般屡遭风险，队长一职也被撤掉。但所幸分田到户的行为得到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省内地方各级干部一方面在观测风向另一方面也深知农村之痼疾，对严宏昌多有容忍甚至是保护。至八十年代，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执掌大权，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做法，农村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终于被确立下来。

经过这番梳理后不难看出，已走投无路的民间农民率先提出大包干的诉求并践行之，此举得到庙堂改革派的支持，待改革派在党内掌握主动权后，这一民间自下而上的诉求由其征用，名正言顺地被以自上而下的“仁政”之举推行开来。这可以说是共产中国民间维权的雏形，只是当时农民们所维护的仅仅是吃饱肚子的生存权，而之所以最后得到政府支持，主要是因为老邓们也不想再饿肚子了。大家都别斗了，填饱肚子，有钱大家赚，有权轮流使，这便是改革开放。

关注了历史事件中的人，还不能忽略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代背景。经历一场场运动的折腾后，中国农村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偏远的小岗村在历次运动中都算是“钉子村”，用古代御用文人们的话说，小岗村的村民都是穷山恶水里的“刁民”，动辄需要政府动用强力才能搞定他们。当时的小岗村只有二十户人，人数少且都沾亲带故，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党员。十八个饥肠辘辘的人开个小会就把这一影响重大的事情敲定了，也没有人去向上级领导打小报告。同中国内陆许多小山村一样，小岗村又小又穷又偏，不怎么受待见，在那个转折时期更是处于被放羊的状态。党不允许你轰轰烈烈地求生，但允许你老老实实地等死。于是，小岗村钻了历史的空子，最终成为“中国改革第一村”，也就是偶然而必然的结果了。

由此分析还可看出，小岗村最初是以一种“瞒上不瞒下”的自治方式拉开变革序幕的，只是村民们并没有自治的意识，而是求生本能驱动下的自救。十八位村民甘冒坐牢杀头风险忤逆“天条”的歃血为盟，无异于一场逼上梁山的革命的前奏。只是不久党内改革派执掌大权，农民的诉求得到官方征用，最终化一场潜在的底层革命为官方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由小岗村所开启的中国农业政策改革以至于整个改革开放，其起点是填饱肚子，在如此低的起点上竟还能力挽狂澜，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未滑向底层革命，可谓是个值得细细推敲的历史奇迹。而更堪称奇迹的是，改革三十年来许多中国人竟仍停留于动物求生本能驱动下的自救意识，而匮乏现代公民自治和超越生存权的维权意识。尤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完全被中共权贵集团“绑架”，彻底堕落为只允许经济改革而杜绝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小岗村的故事》前两章回溯那场已被中共主流宣传所肯定了的变革，但并未就此停留于“小岗村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篇幅讲述变革之后这三十年小岗村所经历的风雨。作者纪实性的简述多为蜻蜓点水，但不难从中揣摩出弦外之音，不可不谓是为跛足改革所敲响的警钟。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被政府肯定后，小岗生产队与附近其它生产队合并正式成为行政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张名片而举世闻名。作为带头人的严宏昌也已暴得大名，但他一直未能“官复原职”，屡屡申请入党也无果。当年接替他任队长的叔伯兄长严峻昌已是小岗村村长，富有商业头脑的严宏昌则抓住中国城市经济复苏的契机，为小岗村招商引资建企业。早在那时严宏昌就明白农民单靠务农仅能填饱肚子，要想富裕还得振兴村级经济。但严宏昌的想法还是太超前了，首先种好地吃饱饭就赖洋洋晒太阳的村民们无法理解他的举动，思想保守且独断专行的村长严峻昌也处处刁难他，连县委书记也警告他，小岗村是一张改革的牌子，出了差错谁都担待不起！最终严宏昌的努力都无果而终。

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政策已确立，政府开始号召发展乡镇经济。严宏昌几经周折为小岗村拉来三家企业，但这三家依照公司法注册运营的正规公司，却被镇政府强行“接管”了去。就像当年刘少奇捧出宪法来一样，严宏昌搬出公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却被镇党委书记许正航训斥：“我不管你有什么权利，那也都是共产党给的，难道你就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严宏昌说他想不通，镇里年年都搞“普法教育”，难道需要普法的只是农民，当官的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

九十年代末，严宏昌终于当选为小岗村村长，他本以为有权力后就可施展抱负，不成想还是步履维艰，处处碰壁。苦心拉来的巨额投资又被县里截去，纵使小岗村在建的项目也莫名其妙地受到警察的恐吓、敲诈而难以为继，严宏昌自己还被检察院以莫须有的受贿嫌疑调查监控，最后自家院子里开个造瓶盖的作坊都被炸掉。此时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已成为国策，严宏昌在小岗村建企业已没有政治上“出差错”的风险，相反还是莫大的政绩。地方政府如此不择手段地使绊，主要原因恐怕是严宏昌过于清廉了，拉钱时各方面没有打点好，违背了“有权轮流使，有钱大家赚”的官场潜规则，自然要被踢出去。

心灰意冷的严宏昌放弃下一届的村长竞选，严峻昌的儿子以公开贿选的方式当选为新一任村长。严宏昌倾注大半辈子也没能改变小岗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变小岗村的反而是两任国家主席的到来。为恭迎圣驾地方领导们不再吝惜，把小岗村打造成一座靓丽的现代化村庄，看上去美极了！作为名片的小岗村，其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面子工程，时至今日主席们仍需要这张名片，好让送钱来的外商们放心，也让时刻准备着卷款出逃的权贵们放心。

作为名片的小岗村尚且如此，中国内陆千千万万的普通村镇更不必言。粮食价格的缓慢上涨及种种扬汤止沸的惠农政策，早已被原材料成本价格的蹿升所抵消掉，村级经济无法正常发展，抛弃土地到城市里充当廉价劳动力，成为当今农民最主要的出路，就像严宏昌当年一样。书中最后介绍说，严宏昌在外打拼的儿女先后回到严家，一家老小重新聚合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有着三代、二十一口人的大家庭——与当年的分田到户完全不同。严宏昌解释说，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依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安全感，个人抵御不的事情还太多……

严宏昌最后评价土地流转政策时说，允许土地流转农村经济的这一盘棋就变活了，中国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动力也必将随之而来。这是这位历尽坎坷的大包干带头人，在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却依然停留在当年的思维水平上。我无法相信，这个富有魄力的农村汉子，在经历几十年的坎坷之后，依然不明白如今的症结所在？

老邓当年倡导黑猫白猫论，回避姓资还是姓社，是可以省事省心地闷声发财，却把问题越积越严重，并扔给后人来承受。赢者通吃，既有权还有钱，将跛足进行到底，这种便宜哪能永远占下去？中共权贵者们的美梦还能做多久？改革已死，但现在想起死回生也并非难事。三十年一轮回，当年小岗村人为生存权而歃血为盟，如今又值风雨晦暝之际，已有许多人为生存权之上的各种公民权而“歃血为盟”，并摆明利害关系，督促掌权者顺应历史潮流，做这最后一次“征用”——或者说是上下合作，变跛足为双足，为共同的福祉而相携迈进。若如此，实乃人民之幸，国家之幸。

否则，还有多少奇迹可以再来？

2010年1月20日

《议报》首发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