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诗人师涛在从太原赴宁夏探母途中被湖南国安“绑架”（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八天之后才给家属补寄了相关法律手续），罪名是“涉嫌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听到这个消息，我如同近两年来惯常的每一次“忍看朋辈成新囚”时欲语无声，感受到一种难言的愤懑与悲哀！
师涛先生是我大学同学，我们相识于青葱岁月的校园里。那时他已是颇受瞩目的“校园诗人”，由于我们不同级且不同系，故只是一般认识、见面打打招呼随便聊上几句的同学校友，未曾深交。
我毕业于一个风云激荡、而后又令万千人心碎的季节，在一种绝望的幻灭感中，带着一颗疲惫伤痛的心，我回到家乡省份的某师专教书。那年的十月“国庆”假期，我回上海校园探望几位正在“洗脑”学习班里“水深火热”的同学朋友。他们见到我，先是有些“吃惊”，说我们的问题暂时还没有“结论”，你这个时候跑回来就不怕他们重新“收”了你这“漏网之鼠”？（当时的校园里不乏“电幕”般“看不见的眼睛”）我说怕什么！我就是要公开“招摇”地让他们知道有人这个时候来看你们。也有朋友表示“羡慕”我，由于“毕业”侥幸逃过了象他们这般被“关”在“学习班”里强迫一遍遍回忆那两个月里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干了些什么，一遍遍写过不了关的“反思”材料——真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我说我并不比你们轻松，去单位“报到”上班，自九月中旬开学以来领受的第一项的“教学任务”，便是全校师生包括新生在内进行了为时半月的“反思”，虽然在分组讨论时，许多青年教师忍无可忍发出了不平抗议之声！但在最后的“个人小结”里，却不得不人人说几句违心的“官话”以求“过关”，除非你打算立马从学校里辞职。看着那些新入校的孩子们无辜的眼睛，想着这些孩子也正经历着一场全体“成年人”共谋的谎言的“洗脑”，那滋味简直令人生不如死！
在一次部分有着共同“倾向”的小范围同学聚会中，我见到了师涛，比起我印象中那个青春飞扬的激情才子，短短数月不见，师涛显得“苍老”了几分，忧郁的眼神，落拓的神情，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他向朋友们讲述，他最近常在校园里玩的一项“行为艺术”，路上遇到熟人，他打招呼的奇特方式是：表情严肃地指着对方道：“你是猪！”而当对方因“受辱”而错愕、正欲反击之时，他又回指着自己道：“我也是猪！”然后深沉地问一句：“我们为什么是猪？”
我哑然失笑！同时感受到他的“黑色幽默”里一份难言的辛酸。
第二年夏季，我收到另一位相熟的同学寄来的一份学生社团刊物《夏雨岛》，依稀记得那一期的主编可能就是师涛，他是当时师大有名的学生社团“夏雨诗社”的社长。当我翻开那期封面装帧略显沉重的《夏雨岛》时，我震惊了！在师涛和其他几位同学那沉重的、极富象征意味的纷纭意向间，我关于某个特殊季节的记忆重新被激活——这简直就是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份大胆的纪念专辑！如果说师涛“泄露国家秘密”，恐怕从那时节就开始了吧——他以诗人的激情和孩子般的纯真，捅破一个全社会共同编织的弥天大谎！
以后师涛毕业，我们在各自为生活的奔忙中失去联系，直到这两年在网上读到他的一些诗文，觉得他极有可能就是我认识的那位大学同学，但不能确定是否有同名者，也未寻到他的联系方式，想着有缘哪天自会重逢，也就不急于与他取得联系。万没想到我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看到网友公布在网上他的个人资料，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他“重逢”。
夜晚，凝视着网上师涛太原家中的电话号码，想着应该拨个电话，安慰一下他那柔弱的受到惊吓的妻，可我又能说些什么？
电话拨通了，我说我是师涛的大学同学，请问王媛在吗？
对方一位女士的声音说王媛不在，我是王媛的妈妈你有事情可以跟我说。
我说伯母好你大概也知道师涛的事了我是从网上得知的请问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对方原本平静的声音略有些颤抖：我是师涛的母亲，暂时没什么新的消息。
正说着，电话里有开门的声音，老人说：王媛回来了，我让她跟你说。
王媛的声音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感觉得到充满了惊吓和伤痛！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然后迟疑地问：“你——还好吗？他们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新的情况？”
王媛道：“你是师涛的老同学，那我该叫你一声‘大姐’。我比你们年龄小得多。”
然后无奈地说：“你说我现在好得了吗？都已经12天了。国安找了我好几次，问我师涛的一些情况，他们也没说他现在有什么新的消息……我除了特别担心他，也觉得特别委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大姐，你没看到那种场面，他们出动那么多人兴师动众到家里来搜……国安和单位领导都找我谈过好几次。我现在觉得走到哪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觉得抬不起头……”
她的声音变得哽咽。从谈话里我得知，她才25岁，去年刚和师涛结婚。平日里他们很恩爱，师涛很宠她很照顾她，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师涛从不和她谈论过于“沉重”的话题，所以师涛具体做了什么，甚至在网上写些什么，她统统不知道。这次事件对她而言，完全是一场豪无心理准备的“祸从天降”。“出事”以来，师涛也只能通过“有关人员”传递给她一张短签，信上说很对不起她对她很愧疚。
我在电话里反复跟她解释，说凭我对师涛的印象，他不会干出来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他是记者，估计也就是采访中得到一些诸如官员腐败、农村“三农”问题等的实情，在国内媒体无法发表，可能将这些政府不高兴让外界知道的情况发到海外网刊去了。
我还了解到，王媛也是位新闻工作者，不过她说主要是与文艺、娱乐版面相关，所以平常接触的“歌舞升平”居多，可能与师涛的视角不一样。我问你的工作暂时有没有受到影响？她说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我叹息！——株连家属，这也是一向的“中国特色”。
由于有以往几位朋友的“前车之鉴”，我虽十分不忍，却还是不得不在电话里反复开导她，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事不是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能够解决的，即使师涛最终能够洗脱冤屈出来，恐怕也得半年一年。现在既然事已临头，你不能总这么消沉伤心，希望你能够坚强面对——我一边说着一边感到这话的无力！
她问：如果结局不好，一般会判几年？
我感到有些窒息！让一位25岁的年轻女子考虑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举两个例子，一位上海的律师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同样是“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判了三年现在还有差不多一半刑期，一位我湖北的朋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关了大半年后判三缓四，总算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还是多方努力争取来的较好结果。她一听“煽动颠覆”，说感觉这个“罪名”比“泄露国家秘密”还可怕！怎么写几篇文章就有这么可怕的“罪名”呵？
聊了半个多小时，感觉我实在无力帮她更多的忙！我说我跟伯母说几句吧然后留下电话号码你们有事或者你感觉难受时可以找我聊聊，她连说“谢谢”然后将电话交给了老人。老人家是一位退休教师，她说坚信自己儿子无辜，师涛弟弟师华也坚信这一点。她说师涛11月24日本来是要回宁夏看望她的，因为自己最近身体不好。我说老人家你多保重！师涛的事情急不得，我们外面的朋友也在为他想办法。她说这次是听到“出事”后来太原看看儿媳妇，儿子不在家媳妇平时就一个人在太原，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老人说本想去长沙了解情况，但估计现在去连面都见不着！所以过两天就先回宁夏了。但他弟弟师华已经打算暂时放下宁夏那边的工作和需要照顾的妻儿，全力为哥哥的事情奔走、辩白到底。我为他们的兄弟情深感动！也为师涛有这样的母亲、弟弟感觉足可安慰！师涛的母亲最后让我转告谢谢外界所有关心师涛和他们全家的朋友。
放下电话，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突然联想到，如果有一天，一不小心“中招”的是我自己，我那年迈的父母又如何承受如今王媛和师涛母亲承受的无端惊吓和伤痛？
天气渐渐冷了。师涛，老同学，你在长沙还好吗？你的家人现在甚至无法给你送去必要的生活用品。不知道你在那冰冷的黑狱里冷不冷？每天能吃得饱吗？你一定很惦记你娇弱的妻子和年迈多病的母亲吧？
2004年12月6日夜于上海
注：文中披露电话谈话内容与王媛个人情况未征得当事人同意，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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