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儒教与马克思主义（孔子与马克思）
引言：在解毒中颠覆
准确地说，这篇学术文章作为征文是系列研究当中“纸网共振”【注一】之初步成果的延伸，旨在通过特定案例比较将“历史补充性发现之重要路径是纸面信息往网络方面传输”之观念实证化【注二】。尽管这些努力赖于学术手段，但是，它并非没有网络信息方面的基础，其如历史题材的娱乐化是一种较为低等与“偏门儿”的历史解毒。尽管“偏门儿”之中知识含量稍低，但毕竟是一种颠覆行为。历史解毒的功能就是追求颠覆效果【注三】，让所有传统文本接受新的检验。而之于个人，颠覆狭义的“信条历史”有助于其建立良好思维方式与正常文化心态，以至成为幸福生活的泉源之一【注四】。然而，对既存历史观念的颠覆之间接效果类似于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颠覆，社会性网络信息条件推动了这两种颠覆，其如“偏门儿”之产生。
在特定研究中，我使用王莽改革“影射”当今中共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注五】，但在这个源于对“巴拿马文件”初步评价而出的基本结论之前三年，就有网络文学作品认为王莽是现代人对西汉历史的“穿越”【注六】，更对王莽彼时周公之誉指为“穿越者都这个德行”【注七】。也许“偏门儿”娱乐当中的价值重置受益于以学术为底蕴的纸面通俗化历史写作与发表，但它毕竟是“纸网共振”的先行者，尽管表达技术上有嫌粗糙【注八】。
统治阶层不会对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条件的历史解毒坐视不理，相反，他们有进行现实镇压的强烈愿望，如言“对来自外部的一切敌对意识形态攻击行为，都要有反制措施”【注九】，尽管其狭义地捍卫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史而未及全面的中国历史。这种镇压愿望背后是强烈政治惊恐，他们认为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战场，当中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注十】。
一、谄媚性诠释：创新性季度匮乏的压迫
狭义方面的冲击只是史观全面颠覆的一个小部分，而诸如大量纸面通俗历史著作被无偿地转到网络版的情状，史观全面颠覆仍为统治阶层所恐惧，他们的代言人认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和‘理论创新’的旗号，片面引用剪裁史料，随意歪曲历史”【注十一】是异议力量设置的诸多“历史陷阱”【注十二】。这项批判性论调也未偏离“扳倒中国”之论的核心历史维护意识。在那里，“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之应当被维护，被认为是“关系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注十三】，至少也是共青团媒体应当肩负起的使命与责任”【注十四】。在实证政治学之狭义案例方面看，该类主张更像是对舆论围剿任志强（批判“党媒姓党”）之团派集体行动失败后的反击或再进攻，因为那次集体行动被网络舆论指为“发动文革式攻击”【注十五】。至于团派作为一个重要政治力量体系它是否极左化或者极左表现仅是出于策略，如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一书记秦宜智要设法在十九大晋位为正式委员，现在尚无充分资讯证明。
“扳倒中国”说法源于军方，团派力量表现出与军方一致的惊恐，至少说明它即便装得很惊恐，也是对习近平防止苏联舆论失控重现意识【注十六】某种程度上的谄媚性诠释。团派的谄媚注定成为一段历史笑柄，最好了也是一次“探索性错误”，而愿意犯新的“探索性错误”者也绝非团派一系。不过，看似精细化的手法却留下了如同前苏联诸多政治笑话那样的，可视为传统（非网络）“偏门儿”的续写。比如，二〇一五年“九·三大阅兵”时，习近平以左手致礼引出借助历史典籍的说法：举左手尚武尚贵，或出自中国最古典哲学家李耳经典著作《道德经》，或出自后世编纂但描述对象（西周时期）早于李耳的《逸周书》。稍后，《人民日报》出面说“举左手，就是一般的致意，没有其他含义”。整个事件无疑重复了苏联历史的一个真实政治笑柄（不是编出来的“段子”）：斯大林曾错写俄文“爱”字，而此错被苏共语言学家诠释为少一个字母的“爱”绝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爱”，云云。其实问题十分简单，其如“书写英文little，少写了一个t而状至litle”【注十七】。纵深分析“举左手”与斯大林少一个字母的“爱”之历史与现实关系，可见既存信息（史料）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复杂的组合关系：其一，可用错“爱”来印证“举左手”过度诠释之经典性个人崇拜未去，其在儒教（政教合一之亚宗教）有基因作用；其二，本土古典可以用来支持威权主义政治，但如同“信条历史”可以被颠覆一样，威权政治并非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终结”。后者在网络条件下，几乎就是“放凉屁”式的“段子”【注十八】。尽管如此表达有嫌粗俗，但它毕竟对传统行政学里官僚结构与信息传播关系是很自然也很有效的冲击。
在传统行政学里面，金字塔权力结构下，一方面是生活节奏慢，另一方面“居于塔尖上的人们比其他人更能获得信息、作出正确决策”【注十九】。现在，完全颠覆，塔尖上的伪精英不再具有信息优势，因此，他们也十分恐惧。更现实的“放凉屁”笑柄能够揭露威权政治的丑陋，其如央视员工集体接受习近平的检阅（或慰问），“第一排人不能带手套等”【注二十】。人们也许要问：既然网络信息条件已经不允许使用独裁主义手法来治理社会，至少无法实质性做到“舆论引导”，那么，为什么处于威权主义阶段的习近平政治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问题的原因看似复杂，但实则简单：第一，威权主义政治虽有很强的国家恐怖主义特质并能“不测性”地打击异议，但它本身没有创新性，依它自己的固定词组“改革、发展与稳定”论之，这个模型无解；第二，由于无解而懒惰，它必然以顶峰道德化来遮盖中下层的道德问题，它是传统专制主义的负遗产——不但无法解决赫尔德（David Held，一九九六）所论内外分差问题【注二十一】，也更加剧了内部分化；第三，既然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终结”没有希望订在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上，那么，必然要引进本土因素，从而造就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教合一政治体系。这一项可以称为“儒教马克思主义”，本文谓之“儒马”。
二、葛兰西意义：反映在“东马”中的个人崇拜
“儒马”并不复杂，它的本土政治伦理来自最经典的方法论政治哲学即《易经·系辞》当中的“圣人之大宝，曰位”，因此，无论独裁分子还是威权分子必然会为“位”而不择手段，包括道德作伪。因此，社会真正目标不会被关心，也可以承担掠夺性政府一事无成的名誉损失【注二十二】。在这点上，颇有西方化含义，尽管“儒马”极力指斥西方。“儒马”的西方资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有不规则的改进，改进没有创新含义，更多是对一般简称“西马”的尤以对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钟情。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源自列宁主义，尽管“西马”创立原旨是要把列宁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中剔除，其如概念创始人梅劳—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之申明【注二十三】。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主要是指以各种文化手段对全社会思想意识的支配”【注二十四】，今日中共国家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之观念，也包括甚至核心性地指互联网阵地。关于这一点，我已在过来的文章中以“阵地情结”指之【注二十五】，此不多述。
“西马”是个统括的概念，它内含数个不同流派，其如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与“西马”相对应，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东马”，毛泽东思想也是“东马”。具体到毛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它是“韩非加列宁”；习近平以复兴毛思想为己任，也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容其如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但其未定型的思想也在“东马”范畴内，基本上是“孔丘加斯大林”。总地来看，作为“东马”分支的儒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仍然是国家高于社会、政权高于人民，是为“圣人”之位的重要性，但它致命后果是完全违背了革命的初衷。由于因有位而“圣”，个人崇拜不但是葛兰西意义上领导权的必然结果，而且在革命需要间歇性振作的时候，它还是必然前提。
当今中共国家之内，知识阶层对个人崇拜十分厌恶，也出了两度要求个人崇拜热衷者习近平去职的“公开信事件”。但是，稍微了解前苏联历史就不难发现：只要意识形态“阵地情结”还在起作用，个人崇拜必然会死灰复燃，哪怕是曾有过严厉批判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写道：“尽管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以不同形式继续进行，但个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复活，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中。”【注二十六】习近平政治下的个人崇拜是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是“新毛泽东主义”，也是基于这两者的“新古典主义”。简单地说，“儒马”即为中共国家的“新古典主义”，这个新古典构成“东马”的一个分支。
不幸的是“新古典主义”还未建构完自己的“历史终结”版本，就沮丧地失败了。更直白地说，“儒马”崩溃了。如果它尚存些许文献意义，也只是儒家文献引用比例较高【注二十七】那么一点。这很残酷，但也很真实。不过，这既在前苏联历史上有过微观映像，也在中国宏大历史上有可寻范本。在前者，曾有地方反腐成功案例，但在那里，反腐成功者最终成为不可救药的政治腐败集团，“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政府原先的官僚集团已经罹患癌症一般，被阿利耶夫以腐败和低效之名而清除掉。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为‘纳希切万集团’的新集团。与以往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关键职位被他的亲戚所把持”【注二十八】。在后者（历史顺序上很早的案例），王莽反腐可谓震怖世人，他除掉了身为中央九卿（相当于中共在任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淳于长，而且淳于长还是他旁系亲属（姑家表兄）。然而，后来王莽的政治腐不止于任人唯亲、因人设事（职），还在于底层政治完全失控，“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供）给”【注二十九】。造成这种可怕后果的原因当然是其财政政策的失败，国家无力给底层官吏开工资而出现“吏终不得禄”【注三十】现象，致后者以非法自保。至于职位稍高的郡尹县宰，则借助手下贪渎吏员而将治理行为作成生意，那些人都达到“家累千金”【注三十一】的财富水平。最后，王莽不得不动用类似于近代政治中宪法专政的手法，对非法获利吏员及暴富地方首长采取强迫纳捐措施，“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注三十二】。
三、新史学启示：《王莽传》不可不读
王莽改革是十分全面的，涉及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比当今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全面得多。当今的全面改革在吏治方面虽未致王莽时代自谋其食的状况，但是行政人员基数庞大是无解的难题。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底层既得利益者开价而退其如涨待遇、交职位【注三十三】，必然加重财政赤字规模；另一方面，诸种养人为主的“合法抢劫”十分普遍，不仅非税收入在地方各级财政收入中比例不减，而且事业经营型收费也屡出天价，其湖南今年（二〇一六）四月出了三点六万元的施救费事件，被勒索者不满，竟然被骂为“你不报警是孙子”【注三十四】。最坏的，非体制政治含义的，是中上层官员已完全不以薪酬为意，家族的合法经营（但又必借助其权力地位）足以养其本人及子孙数代维持体面乃至奢豪的生活。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最一般的社会特征，也是寻常百姓对反腐新政索然不趣的普遍逻辑原因。而更严重的“全面深化改革”之王莽化表现在：（一）法治或狭义为法制反覆；（二）社会不公焦点碰不得、改不动；（三）行政成本愈累愈高。在法治（法制）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法治为嚆矢，但又以大行“电视认罪”与公审公判为能事，它与王莽初设“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注三十五】到对非议王田制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注三十六】，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公平方面，封建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江山主义）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国家强代人民控制经济主体（国企制度）是政治腐败的经济支撑。“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人本身是江山主义传人、政治腐败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去实施国企资产量化给全民的改革，这与王莽“王田制”改革先是大力推广之反“秦为无道”【注三十七】的伦理还有巨大差距。在西汉晚期未能贯彻“限田制”改革的基础上深化为王田制，失败为“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注三十八】也是不免的。
在国家治理技术一般上，行政效率相当于吉芬品之提供，但“全面深化改革”完全变成了立小组、造口号、发文件，“四个自信”、“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的口号呈现出“数字化”情形——这些与王莽在高层权力构架中设立三公以上的“四辅，位上公”【注三十九】到“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注四十】而陷入“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注四十一】困境，再到危机时刻“拜将军九，皆以虎为号”【注四十二】，几乎是一种全景式“穿越”。九位临时封用的将军之所以战绩很差，主要是王莽吝于封赏，尽管采取了“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注四十三】的风险控制办法。《汉书》记载封赏情况说：“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臧钱帛珠玉甚众，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注四十四】。从这个重要环节上看，王莽不但是最大的政治腐败分子，也已经堕落为最大的经济腐败分子。
中国本土阅读传统中的读史近乎宗教活动，关联于历史绵延的史鉴（如北宋名臣张咏讽劝即将出相的寇准“《霍光传》不可不读”）具有宗教精神，更是历史正遗产。而今，在这个正遗产的基础上，比照张咏讽寇准典故，可以这样说：努力在网络上传播颠覆“信条历史”观念的知识分子们，“《王莽传》不可不读”。这不仅会强化“纸网共振”效果，还能更大地开阔自己的本土文化比较视野。本土文化比较或狭义为影射史学且由贬义而褒义，也需要跨文化比较支持。比如，苏共历史上的个人崇拜之复燃、小局域反腐败终沦为新的政治腐败与中共国家封建社会主义伦理对照，可以看到“儒马”之崩溃的现实情状；再比如，脱开中苏政治伦理同质，可以发现无论是起于西汉外戚豪族的王莽还是当今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红色权贵代表，他们“不要钱的腐败”即体制性政治腐败比要钱的经济腐败祸害严重得多【注四十五】。此则关系到威权主义政治史（案例），其如菲律宾的马科斯从反腐开始而终沦为家族经济腐败、个人政治腐败的过程。
马科斯政治初期做的政治反腐恐怕是中共国家反腐新政百不及其一的。比如说，后者不可能也无法很小幅地裁减公务人员基数以使“合法抢劫”受到象征性贬抑，而前者不仅敢于大幅裁员，而且还取消政府暑期半日办公惯例【注四十六】；再比如说，后者一直坚称反腐不是派系斗争，但它只能在高层政治中实施点式打击，解决“老虎”而无以对付“群狼”，相反，在前者那里，一次性撤销了前总统卸任前突击提职和任命的一千余名政府官员【注四十七】。马科斯政治最终陷入全面腐败是威权政治的必然后果，而且这种后果是威权政治的通例；在比较意义上，它总是比极权主义政治中同类现象要好一些，因为只要威权主义有向民主过渡的愿望或迫不得已而为之，这项成本可以计入转型成本大项。然而，在中共国家的今天，从“五不搞”到“七不讲”，十分清晰表明他们的威权政治是追求“历史终结”，至少主观上不选择民主政治。
四、综合力学习：以最前沿应用技术为例
虽然我写作本文暨提出完全可以网络化的新语“《王莽传》不可不读”，但是，这种促读愿望是基于政治转型之希望。由于历史知性之改进，异议力量乃至民间社会可避免卷入无耻，至少不能像那些谄媚者不惜廉耻而推动个人崇拜。也应当清楚第看到“儒马”之深度无知，它不仅会全面践踏中华文明正遗产，而且还会导致最现实暴政（国家恐怖主义），因为历史上最儒教化的王莽政权之残酷程度即对社会的心理威慑远超过了秦朝，它从购叛（陈良、终带诸人）而杀即“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观之”【注四十八】到肢解、拆析异议暴力反抗者身体即对被捕者“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注四十九】，其恶行令人发指。对暴力反抗者的身体肢解、拆析事件发生在天凤二年（公元十五年）。这次可称为最古典人体器官案例的事件，除了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之外，还是一次设想的医学实验，如竹筵穿脉意在“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注五十】。
异议力量对国际上的无耻势力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后者从吹捧“北京共识”开始到今天给中共国家指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证明共识无之），表面确实无耻，但就目前的“纸网共振”之国际效应，还没法要求他们惕以“《王莽传》不可不读”。不过，借鉴最前沿应用科技进步，我们可以改观这种状况，也可以让政治转型愿望成为民间鉴定共识。在这里，我所说的最前沿应用科技进步其基点是中华文明当中的围棋之法，其界面是“阿尔法围棋”的支持系统“深层思维”（可以简化为“深思”）。
“深思”是一种综合学习导向，我提出的“纸网共振”可以是一个极小分支证明。“深思”至少告诉人们两个极其有用的道理：第一，既然“创造力被普遍认为是严格属于人类的特性”【注五十一】之信条被颠覆，那么，颠覆“信条历史”也是必然之事，从而使文明反省（真正借鉴）成为民主政治资源；第二，既然以“阿尔法围棋”为代表的“深思”能够在大局观生成之后，可以在微观技术上帮助自动驾驶、药物寻配、机器人之间对话【注五十二】，那么，作为知识高度综合系统的民主政治，它当然可以自动开发本身的“深思”能力，不管是已定型的还是有待转型实现的，必然是一个“深思”能力体系——这与“儒马”的懒惰及隐含残暴形成了显明对比！扩展“深思”，形成转型民主的综合力模式不仅关乎转型质量，也关乎转型成功后的治理质量。而其中以本土历史为主的比较、借鉴只是一个路径，远非全部。当然，它有一个引领作用，即是说读史的传统宗教精神不但可以为颠覆“信条历史”提供可能，也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条件让“偏门儿”具有知识价值生产功能。
反对传统专制主义的人类民主政治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深思”的历史，对付扭曲是至今仍有意义的重大任务。因为不仅专制主义里面存在严重扭曲，而且威权主义里面的深度扭曲是更为不道德的政治伦理，与历史负遗产一样，它是负伦理。因此，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学习波普尔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实践得出的结论至今仍具“深思”含义，他说：“人的思考接近实际状况时，扭曲可以忽略；认知和实际状况差距很大时，扭曲会变得非常明显。”【注五十三】
结语：哀章事业今可鉴
之于现实，必须洞悉的是：“儒马”之崩溃源于它的深度无知而致的政治伦理深度扭曲。即不如此严肃判之而效“偏门儿”之语，刻意反西方的“儒马”在预警索罗斯时的疯骂【注五十四】也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笑话儿。索罗斯根本没做空人民币的打算，而中共国家则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与索罗斯政治观点对立的那些西方人士已经无心再度吹捧他们造出的扭曲概念“北京共识”，而是思量是否真心地拯救陷阱里的中共统治集团。
“儒马”本身已实质崩溃，它的个人崇拜系统也如王莽政治的声誉欺骗一样丑恶【注五十五】。不过，具有绝对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最卖力制造个人崇拜的学者哀章在王莽被杀后并未死节而是投靠了造反势力。哀章的事业经历有四个点构成：第一点，造假符瑞、声称刘邦神灵指示王莽取代汉朝，“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其一署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二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注五十六】；第二点，王莽代汉后，得为四上公之一，即“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注五十七】；第三点，在高位而私德败坏以致王莽设立新官（专）职来管束其本人也管束其重要亲属，即“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注五十八】；第四点，向反叛者投降，被杀，即“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降洛阳，传诣宛，斩之”【注五十九】。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我的文章《从和平盈余到碎片集成——网络冷战助益转型政治》，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该文系我参与“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活动的投稿（自定一个系列）的第四篇。
[三]参见我的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三页（序〈前言：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正文单另页码）；该着版本：中国社会出版社，二〇〇五。
[四]同[三]，第四页。
[五]参见我的文章《封锁“巴拿马文件”背后的政治危机——反腐的王莽化或者马科斯化》，载于《参与》网刊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六]与[七]参见《军事书（junshishu）》网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文章《中国历史上疑是穿越者的十大著名人物（原创帖，供娱乐）》（作者：飞星骑士）。
[八]同[六]文章起初说王莽是屌丝，“王莽幼年坎坷，父兄先后去世，由叔父们抚养成人（典型的屌丝出生，王莽兄的穿越确实很困难，是一步一步靠自己艰难发展起来的）”；后来则说，“王莽出身豪族，从小最多接受儒家文化，但是为何会出现如此先进的思想？”这里的“豪族”与“屌丝”显然是矛盾的。然而，不能要求娱乐化“偏门儿”内含学术逻辑一致，而即使很系统的理论描述往往也会遇到类似“契约不完备内含神性”问题。这有待不同的学术方面来解析，本征文（应征）系列不打算深入研究“契约不完备内含神性问题”。
[九]与[十]参见新华网·国际频道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转刊《解放军报》文章《刘亚洲：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作者：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
[十一]、[十二]、[十三]与[十四]参见北方网·新闻中心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转刊《中国青年报》文章《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作者：西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志愿者、新疆博尔塔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团委干部王凤标）。
[十五]参见中华网·论坛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发帖《谁给了千龙网发动文革式攻击的权力？》（作者未详）。
[十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一百三十三至第一百三十四页（全文，习近平〈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一百三十一至第一百三十四页，此为习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研究室编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习说：“前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口号下，苏共放弃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十七]参见我的博文《词典厚了，斯大林哭了！——这回得粗鲁一把》，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十八]同[十七]我编的“段子”或曰模拟案例如此：“反正是有权人特别有巨大权力的人的动作一定有巨大含义。比如说他在完全私人场合里，跟小姨子们说笑，笑过劲，凉气进胃，得放个凉屁；为了不让小姨子们笑话，他上卫生间偷偷放了个凉屁，结果无意间（假定他老婆嘴不把门，把这事儿跟自己干姐妹说了）传出去，那好了，一定有人弄一番考证，说什么‘他素来尊重妇女，不在妇女面前放屁’，或者说‘他的养生学问很到位，有凉屁一定去卫生间放才好’，还得引述不少著名养生学著作的理论来支持。”
[十九]参见丁煌着《西方行政学说史（第二版）》，第三百六十九页；丁着版本：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十]参见《文立通讯》邮件组（group）二〇一六年三月六日文章《央视员工：欢送习大大记》（作者未详）。该场欢送（或接受慰问）并未能实现，组织者事后发通知云：“上午活动因故取消，为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特举办专场电影《美人鱼》，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点二十凭今天的票入场，谢谢。”
[二十一]参见赫尔德着《民主的模式》（汉译本，燕继荣、方向勤、白平浩、秦立彦译），第九十三页；燕方白秦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赫尔德认为：“绝对专制主义启动了一个创造国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缩小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而扩大了国家之间一差异。”这一经典分析至今仍然成立，但是，威权主义却在软化专制过程中，扩大了国家内部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居民经济收入的严重两极化，以及国家无力消弥地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
[二十二]参见小加尔布雷斯（Jame K.Galbraith，约翰·加尔布雷斯之子）着《掠夺型政府》（汉译本，苏琦译），第一百四十八页；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〇九。他指斥掠夺型政府：“什么事都干不成，而对这种一事无成，人们也都无能为力。”
[二十三]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第一百五十七页（〈西方马克思主义〉词条，第一百五十七至第一百六十页）；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九〇。
[二十四]同[二十三]，第五百〇五页（〈葛兰西〉词条）。
[二十五]同[一]，《占领军意识的失败——全面文化内战下的网络内战》，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第二篇。
[二十六]参见戈尔巴乔夫着《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汉译本，潘兴明译），第八十九页；潘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五。
[二十七]一个样本是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所发表的讲话，四十四处引用文献，当中有二十一处是儒家经典，计类有礼记、尚书、论语、周易、孟子。该讲话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文<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百六十六至第一百七十九页）；习着版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四。
[二十八]同[二十六]，第二百四十页。
[二十九]与[三十]参见班固撰《汉书》（唐·颜师古注），第四一四三页（全文〈王莽传〉，第四〇三九至第四一九六页）；班撰今版：中华书局（全十二册，繁体，竖排版），一九六二。
[三十一]与[三十二]同[二十九]，第四一五二页（莽传分为上中下，此在下，上两注在中）。
[三十三]参见新华网·新闻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转刊《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干部为何忙“早退”》（记者：帅才、苏晓洲）。报道中说：“（湖南省双峰）县政府的初步意向是提倡年满五十三岁的副科及正科干部退休腾位。除工资福利照发，另给予每年二到三万元的经费补偿，名为调研和督办工作经费。”
[三十四]参见搜狐网·汽车频道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转刊中国青年网报道《湖南高速曝三点六万天价施救费称你不报警是孙子》（记者未详）。
[三十五]同[二十九]，第四一〇四页（中）。
[三十六]同[二十九]，第四一一一页（中）。
[三十七]同[二十九]，第四一一〇页（中）。
[三十八]同[二十九]，第四一三〇页（中）。
[三十九]同[二十九]，第四一〇〇页（中）。
[四十]与[四十一]同[二十九]，第四一四〇页（中）。
[四十二]、[四十三]与[四十四]同[二十九]，第四一八八页（下）。王莽所封“九虎”将军的结果是：“六虎败走。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三虎郭钦、陈翚、成重收散卒保京师仓。”对此段《汉书》叙述，颜师古注释为“九人之中，六人败走，三个保仓也。”
[四十五]同[五]，之所以如此，是无论西汉末的王莽还是当今红色贵族后代掌权分子，他们的仕途起点是许多与他们一样才干的人的仕途终点，而且后者还是小概率，这还没考虑被他们压抑的才干更高的人士之被牺牲仕途。这样的政治伦理又加进了威权主义的“裙带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它是丑陋乃至丑恶的，是故天下不服、有德有识之士耻与为伍（合作）。
[四十六]与[四十七]参见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第七百四十七页；金编版本：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
[四十八]同[二十九]，第四一三八页（中）。
[四十九]与[五十]同[二十九]，第四一四五至第四一四六页（中）。
[五十一]参见《今日美国报》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文章《我们人类可以从“深层思维”的围棋比赛中取经》（作者：约翰·希纳尔）；新华社三月十七日译介，《人类能向“阿尔法围棋”学习什么》，第五版〈科技前沿〉。
[五十二]参见日本《富士产经商报》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报道《人工智能进化的奥秘在于深层学习能力》（记者未详）；同[二]译介报（另含同日韩联社首尔电、法新社首尔电）三月十六日，《李世石一胜四负落败“阿尔法围棋”》，第五版〈科技前沿〉。
[五十三]参见索罗斯与拜伦·韦恩、克涅斯蒂纳·科南合着《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索罗斯》（汉译本，真如译），第二百一十一页；真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七。
[五十四]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转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党报再发声：索罗斯对人民币的挑战不可能成功》（作者未详）。
[五十五]同[五]，王莽的个人崇拜包括他自己的行为，如称其家系是纯正帝喾与虞舜后裔。为了这点，就奉刘邦家系为颛顼、唐尧之后，历史与神学逻辑如此：颛顼曾传位于侄子帝喾，唐尧曾禅让帝位于虞舜，故刘邦神灵启示学者哀章宣布王莽代汉。在社会层面，除大量歌颂行为，还有符瑞伪造。
[五十六]同[二十九] ，第四〇九五页（上）。
[五十七]同[二十九] ，第四一〇一五（中）。
[五十八]同[二十九] ，第四一三五页（中）。
[五十九]同[二十九] ，第四一九二页（下）。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1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