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千上万青春年少的生命在大地震中殒灭于校舍废墟之下，当痛不欲生的学生家长要求通过法律途径彻查校舍质量问题并追究相关者的责任，当被惨剧深深刺痛的民众和媒体纷纷呼吁查明真相并亡羊补牢，当中央政府也已不得不扭扭捏捏地部署一些调查工作时，余秋雨发话了。
他还是那样地“文化”，几十年如一日，即使是在此情此景此事之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中典型的“余氏话语”：先援引一位据他说是佛学大师的话——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继而余先生“涕泪”而曰——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联系前后文，他说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有十几亿人为你们的孩子祷告呢，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安宁啦，你们做家长的就别闹了，洗洗睡吧。
我们当然无法确知他是否真的认识一位佛学大师，并且此大师还说了这样的话，虽然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措辞。但问题是，它所表达的乃是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救赎精神，从人的心灵拯救层面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博大的宗教关怀。余秋雨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以抽象的根植于心灵层面的本原精神，来直接干预具体的世俗法则的运行。他以为他站在了“大师”的肩膀上，实际却是趾高气扬地将“大师”踩扁了。
形而上的本原精神体系可以唤醒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说白了就是让个体具备良知意识。在此层面上，我们“不惮以最好的善意来呼唤人”。但在具体的世俗法则层面，人类文明历史长河的经验教训已让我们学会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由此我们创制了宪政法治，以权力制衡权力，将利维坦关进笼子，让公民监督和问责政府。抽象的归抽象，具体的归具体，“最好的善意”与“最坏的恶意”在矛盾中达致统一，相依相存，共同营建并支撑起现代普世文明的宏伟厦宇。
佛家的话是在超度死者、抚慰生者，以此达到一种“灵”的沟通和救赎。但喜欢引经据典的余秋雨却以此来证明我们已经做的够好，既然孩子们都“安宁”了，大人也就息事宁人吧。死者长已矣，我们当然祝愿这些不幸罹难的孩子能在天国里享受福祉。但是，面对这一因普遍的校舍建筑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惨剧，死者家长又岂能“偷生”？全国更多的同样在这种质量的屋檐下读书的孩子的家长又岂能“安生”？我们的世俗法条和制度规则又岂能对此置若罔闻？
余秋雨那些趾高气扬的话语里：“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我现在想不出”、“其实早已是”、“我希望”——在谈及本需具体规则予以规范的实际问题时，余先生却如先知般十分自信地“不惮以最好的善意来呼唤”因被赋予行政权力而本应予以严格监督的政府部门，同时却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以宪法契约赋予政府行政权力并由此而享有对政府监督权的公民个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此时涂脂抹粉般的余秋雨，已不只是“口红”的代言人，更像是“万金油”的活广告了。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余秋雨，你是多么地热衷于滥用并极力渲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这类模棱两可的模糊词汇，这类让中国人在无比受用中飘飘然地就忘记了仔细思考和反思的词汇。你含的不是眼泪，而是剧毒毒液，中国两千年奴役与专制文化流弊的剧毒。你“含泪”“劝告”灾民要顾全所谓的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其实就是以整体来抹杀和奴役个体。这个曾饱受冠冕堂皇的“整体利益”——其实就是专制者的利益——所摧残的苦难群体，对你的“毒液”又岂能不敏感，不愤怒？
枉你号称博学多才，枉你号称当代走得最远走得最多的知识分子，你根本不懂或者说不想懂何谓现代普世文明。在你的专制“毒液”里，个体的异议声音就是闹事，就是反华，就是意欲灭亡你眼里的“中华”！在你的眼里，政府就应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一言九鼎的，政府部门就是一块统包统揽的铁疙瘩，说干什么就得统一步调大家一起上，而不是如一台复杂精致的机器一样，有着不同部门间细致的职权划分。在你的眼里，中国已经曙光初现的宪政法治安排就是摆设，以法律为武器和以法治为保障的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就是个人在造反，在以下犯上，在破坏你眼里的“中华”！在你的眼里，民众和政府都是白痴和野兽。他们不懂得协商和妥协，不懂得思考和反思，不懂得雅各和上帝的斗争并非征服对方而是相互理解对方、接纳对方，他们一斗起来就要毁掉你眼里的“中华”！——余秋雨，你用你眼里的“中华”绑架了所有中国人！
对于余秋雨和他的作品，在十几岁时我就通过老师的推荐而读了他的主要著作。但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拓宽和认知的深入，当我再翻开他的书时，感觉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高阁文人华而不实、装模作样的酸腐气。韩寒曾有过一段讽刺话语让我感同身受，大意是刚接触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时，很羡慕他旁征博引的才能，自己也曾梦想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块宋朝的板砖感慨唏嘘、上下五千年一回。
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余秋雨的广受追捧，代表着主流知识阶层的消极化与犬儒化，束之高阁，埋首迂腐，无病呻吟，吟风弄月，歌古颂今。但我也一直坚持认为余秋雨作为一个生活于党国体制下卖弄虚无的知识分子，没有大善，也绝无大恶。但是，当今天看到他趾高气扬地洒下的这些“泪花”，充斥着专制意识和文革式思维的流毒，我不得不进一步审视这个人——他的确应该被钉于耻辱柱上！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不无讽刺和期待地写道，余秋雨先生号称是当代走的最远走得最多的知识分子，那您一定也看得最多，对中国乃至世界各方面的现实现状，也应该比我们一般人有着更切实的认识。可是，您却从未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中国的社会与民生发出过任何有意义的声音。难道您忘了，您向来是以道德良心自居的？您一直推崇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品格？
这段话不仅讽刺了余秋雨，今天看来也讽刺了我自己。他终于“不负众望”地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出了“非同一般”的声音。“难道您忘了，您向来是以道德良心自居的？您一直推崇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品格？”——我也终于明白，他，他们，不但没忘这些，而且还记得很清楚，很明白！
余秋雨，请收起你的毒液！
2008年6月7日
原载《观察》。略作改动。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