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滩为越来越浓的夜色包裹起来的时候，一个迈着小脚的老太太领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悄悄来到社区的一家牙医诊所。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诊所里面的灯光显得特别柔和，站在窗外可以清楚地看清屋里的一切。
老婆婆指着灯影下的一个人，嘘着声说：“看，你们的父亲就像这个牙科医生。”三个孩子立即扑到窗下，贪婪而认真地端详着，发现那人“还相当英俊，在上一辈人里，身材算是十分挺拔的”。
然后，老婆婆领着感到某种满足的孩子们蹒跚而去。
里面的人永远不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一幕，更不知道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婆婆，虽然目不识丁，却以自己的智慧使三个孩子沉重的心理包袱获得解除：他们身为战犯的父亲并不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魔’，而是和常人没什么区别、甚至“还很精神，帅气的一个人”。
五十年后，文贯中对当年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在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语调轻缓，神色凝重，仿佛又回到了艰难而久远的岁月中去。
一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第二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惟一一封来信。”文贯中说。
文贯中的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当时他们俩人有点幼稚，他们相信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半年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回来以后到处找父亲，在淮北、鲁南一带吃尽苦头。她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半年过去了，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封港之后，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她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带领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恰恰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母亲终于从淮北回来了，“据阿婆说，她去的时候还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回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都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据说为了每天的食品，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据说还光着脚，最后不得不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
这时的文贯中年仅三岁，苦难的童年却从此开始了。
文贯中的母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结婚之后便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解放不久的上海，还可以跳舞，还有很多游乐活动，但是爱好交际的母亲退出了这些社交活动，“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面的邻居则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总觉得今后还有希望。”
很快，因为丈夫的原因她被管制，被迫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都可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年幼的文贯中不知母亲的心事，成年后他猜想母亲内心的煎熬，“我总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阿婆说可能逃不过文革。”
管制即将结束时，母亲却选择了自杀，“不知为何，管制即将结束的消息似乎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和勇气。”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文贯中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他看见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了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我记得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母亲静静逝去，在文贯中的苦楚的记忆中，留下的是她美丽而高傲的倩影。
二
警察又来了。
“他问母亲有什么文字东西留下来没有，然后就到处翻找，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
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她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文贯中参加勤工俭学，“我记得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来自家庭出身的困惑，让文贯中兄弟心理压抑，“我特别喜欢到图书馆里面去。周末我常常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1949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才稍稍减轻了孩子们的心灵负担。
贫贱生活百事哀。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文贯中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当时不肯，跟阿婆反复地讨论，后来阿婆最后同意了。可是，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但是文贯中报考的上海最好的中学没有录取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他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他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的是，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例如，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特别喜欢文贯中，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很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
初中毕业，文贯中考取了徐汇中学。但是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文贯中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因为他的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开始没受到冲击。他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回到上海后，出身不好的同学们要他出来带头批反动血统论。他参加的学校组织最后和其他学校组成了“上海市中学串连会”，和“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会对立起来，结果文贯中被号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关到学校的牛棚里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没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
最惨的一次，文贯中是爬着回家去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苦不堪言。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1969年春，文贯中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他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文贯中有很多中、英文书，他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黑夜漫漫，一灯如豆。
三
文贯中的惟一牵挂是处于风烛残年之中的阿婆，苦于远隔千山万水，只能去信问候。阿婆虽不识字，却经常托人写来回信，“后来收到的信千篇一律，都说最近身体很好，但没有细节。”文贯中就觉得很蹊跷，对阿婆的牵记使他内心受着百般煎熬，常常难以入眠。
直到1972年晚秋的一个深夜，文贯中收到辗转送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尽速返沪。等到他赶回上海，发现阿婆已经昏迷几天，“我把她送到医院，医生都拒绝治疗”。原来阿婆已经下肢瘫痪很长时间，但是她担心文贯中回来照顾自己会断送前途，所以只说一切平安。亏得文贯中的朋友、战友经常去照料，她才挺过来。后来，邻居见她实在不行了，才发了电报，要他回来收拾后事。
文贯中留了下来，照顾阿婆。街道上对阿婆还有点救济，但是毕竟没有正式收入，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异常艰难。文贯中的朋友们不时接济一下，他的兄弟们有时也会寄点钱来。说起亲朋好友在危难时刻的帮助和关爱，他说，“我永远不会轻忘他们对阿婆的一片爱心。”
但街道办事处仍想方设计要赶文贯中回农村。文贯中就给父亲去信，通过他向公安部告状，“我说，我们都是这个老人带大的，她就是我们真正的家长。现在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这种时候，任何社会都会允许亲属、子女在身边照顾。这时候还要把我赶走，让老人自生自灭，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街道说老人可以送养老院。可是有亲人在，老人又坚决不愿意去养老院，为什么要逼她去？”
好在几乎所有的邻居都热爱阿婆，同情她们祖孙的遭遇，暗中为文贯中打气。文贯中后来对里委说，“只要阿婆还有一口气，就别想让我抛下阿婆不管。”他学会给阿婆打针，按摩，擦身，悉心照顾了她三年。
虽然阿婆已经是瘫痪在床的风烛老人，但是她常常对文贯中说，她有一个最后的心愿，“我不知还能不能见到你们的父亲？我总算把你们带大，但总要把你们交给你们的父亲，我才放心。”这个心愿支撑着老人如游丝般脆弱的生命。奇迹发生了。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建国以来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特赦，释放了所有战犯，其中就包括文贯中的父亲——文强。
文强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国共分裂后，又参加南昌起义，与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很熟悉。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受王明路线迫害，被迫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恢复国民党党籍。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等有功，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晋升为中将，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1948年，文强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的堂姑母文七妹嫁到湖南韶山冲，生下了文强的表兄——毛泽东。毛泽东年长文强14岁，相比起来，文强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文强获得特赦后，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室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北京安顿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89岁的阿婆终于实现了文贯中母亲未能盼到的全家团圆，并在1975年的秋天，跟文贯中来到枫叶乍红的北京生活。
但是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暂。
1975年12月24号，正好也是农历冬至，“晚上阿婆很高兴，胃口也特别大，要我们替她做一些她童年想吃的东西。第二天早晨去看她，她已经走了。她走得很平静，内心是满足的，知道我们已经和父亲团圆，她再也没有牵挂。”
说到这里，文贯中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我们肯定会给她做很多新衣服，每天给她吃她最想吃的，但是现在却不能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已逝。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哀戚。
四
阿婆去世后，文贯中过了两年“无业游民”的生活，因为所有地方都没有招工的指标。后来，他做了一段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又到北京食品厂做搬运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文贯中参加高考，一心想要专攻遗传学，却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父亲的许多老同事说，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去学什么数学？于是他在顺利通过学部（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考试后，进入情报所（今天的文献中心）做英语笔译。
在文贯中看来，1978-1979年的中国社科院处在学术和改革的最前沿，云集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办很内部的双周吹风会，轮流上台，把十年动乱中的思考心得和盘托出，毫无禁忌。文贯中几乎场场旁听。他追忆，这两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认识了一批名人，被他们泉喷式的思想火花、精妙绝伦的推理、救国救民的殷切心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气概所震撼，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的贫乏导致的思想的贫乏。所以，首先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要专攻经济学。
1979年，文贯中考取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攻读世界经济，毕业后留校。1983年，文贯中被学校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实力之强。那里有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像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年后，经济系主任DGaleJohnson教授（也是他后来的主要导师）告诉他，他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接受他攻读博士学位，又给了他往返机票，要他将这个消息面告复旦。
经过一番周折，文贯中取得复旦大学的谅解和支持，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班成员。这一年他37岁。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经常回国，1988年还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去看望老乡。他也参加农业部、农研中心的一些讲座。当时，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农研中心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至今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谈谈近况。
1989年春夏之交，43岁的文贯中一边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一边做着有关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的论文。T.W.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虽已退休，但对他的论文很感兴趣，对初稿逐字逐句地仔细修改，并积极参加他的论文答辩，提出很多问题。文贯中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导师们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之后出来宣布，文贯中的博士答辩顺利通过。
毕业以后，文贯中先在纽约市立大学工作，后来转到著名的美国三一学院执教，现在是该校经济系的终身教授。
2001年，父亲文强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父亲病危和去世期间，文贯中回国两次，“第一次待了几天，见他病情稳定了，我就赶回美国上课。不料一星期后他就病故了。在领馆和政协帮助下，我又赶回参加告别仪式。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也是上一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博闻强识，风趣而正直，勤奋而自律。他走了，我的内心久久感到寂寞和悲伤。”
如今，文贯中仍然不时回国参加学术活动、做调查研究，因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这也是父亲的遗愿。近年来，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李约瑟之谜、全球化和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上来。他认为：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充分而公正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市场导向的、融入全球经济的城市化，其中离不开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无论是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规律都告诉我们，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贯中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许包含妻离子散、被人兼并、不断受到市场鞭笞的凄惨故事。例如，狄更斯催人泪下的小说，都是在诉说这个过程产生了无奈的移民、堕落、犯罪、贫民窟，使人觉得这个过程应该立即停止。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民族放弃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退回到传统社会的老路，那么，这个苟且偷安的民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