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当代中国史学者杨奎松先生出版了新著《“边缘人”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讲述了的8个小人物在非常年代里的故事。他们中有因为隐瞒个人历史经历而饱受怀疑者，有因为上交日记而被发现了反动言论者，有因海外关系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者……在新政权的雷霆万钧之下，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都身不由己，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杨奎松先生所谓的“边缘人”，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意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如果我们将此概念具体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语境，则可以将其与那些因为各种政治运动被清扫出来的“牛鬼蛇神”划上等号。这些“牛鬼蛇神”的名称五花八门，如“地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富农”“坏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派”这些“边缘人”不仅生活状况非常悲惨，而且政治权益处于被剥夺状态。其具体行状，在《“边缘人”纪事》里有生动展现，此处不赘言。
我读此书，心生好奇的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我们究竟制造了多少“边缘人”?这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彻底搞清楚的问题了。因为“前三十年”里，各种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停息，每一次都有新的斗争目标，每一次也都会捕获新的“敌人”。日积月累下来，“边缘人”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已是难以想象。仅以“地富反坏右”而言，据李若建先生的推算，中国就曾经存在过超过2000万名四类分子，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杂志2006年5月)。
这其中，“受牵连”三个字读起来是轻飘飘的，但深究下去，会倍感沉痛。改革开放之后，类似于“地富反坏右”这样的“政治贱民”陆续摘帽、平反，但“受牵连”的影响挥之不去。我的祖父母是所谓的“地主”中的一员。在他们去世后，我发现了几份当初他们写下的思想汇报的草稿，记载了他们连夜收割水稻、挑灯学习毛著、反省自己反动思想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子女，我的父母这一辈而言，因为“受牵连”不仅丧失了接受文化教育的资格，而且被整个村子里的人歧视。这种歧视像烙印一般难以去除，在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在与村民的口角中，仍会有人用“地主狗崽子”之类的语言来辱骂他们。林贤治先生编著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即指出，那些“政治贱民”的儿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
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会将同胞打为异类，制造这么多边缘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笼统地回答，这其中既有因为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缘故，也有冷战格局下大国角力，建立稳定的政治环境的现实考量，更甚至是路线斗争带来的意外之物。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造成了某种“替罪羊”的效应，使得“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纺锤型结构。
当前，对于那个非常年代里的边缘人，除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录，或者文学作品以外，像《“边缘人”纪事》这样，以个人档案为基础，梳理传主在新政权下的人生际遇，仍然较为匮乏。至于进一步追溯这些边缘人精神世界、历史记忆的研究则更少。“前三十年”早已过去，时间在流逝，许多历史记忆就悄无声息地湮没了。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如何面对那段历史，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刊于2016.5.11《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