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用在中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陈独秀身上，特别贴切。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却不见容于中共，而当国民党欲借其声名而示好他却不屑为伍;作为托派的重要参与者却最终宣布脱离组织。陈独秀五味杂陈的人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倔强性格，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又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被中共开除出党
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大革命后期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却被中共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成败，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也与其执拗的个性相关。
1919年3月，在列宁的倡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险恶环境下组成的共产国际需要对它的各国组织统一领导以发挥其战斗力。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苏共就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在组建以及早期工作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但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在国共合作中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甚至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时，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以此留住国民党进行的反帝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斗争，减轻苏俄的外部压力。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即领导权问题、武装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农民“散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有“可能”，也无“必要”，要帮助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壮大，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样，陈独秀就与共产国际走进了殊途同归的死胡同，造成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便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没有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缺少领导艺术，没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不善于识别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中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最重要的是，中共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恰恰在这点上，陈独秀执拗的个性充分显现，使得他最终被中共所抛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陈独秀都在进行反省和思考。陈独秀说自己陷入深深的苦闷中，“一时感觉无以自处”。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特别是其领导人违背国际指示，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则认为他正是执行了国际的政策，才有如此结局。如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主张孤立、打击蒋介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鲍罗廷还特地赶到广州，与蒋介石会谈，同意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认识，使陈独秀对共产国际非常不满。陈独秀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被停止职务，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未被通知于会。
恰在这时，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百分之百的正确”。此后，陈独秀参加了托派并多次提出，在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独裁’、‘召集国民会议’等”，他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由于陈独秀的观点已经背离中共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参加托派活动，不听劝告，一意孤行，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陈独秀也给予关注，并提出和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非常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但对其挚友罗汉与中共接触，则未置可否。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后，反对党与陈独秀合作，并谩骂、攻击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金钱的间谍。这使陈独秀大为光火，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中央的意旨而怀恨在心。从此，他离中共越来越远，直至分道扬镳。
被国民党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大量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尤其对国民党应对日本侵略不力多加指责，并号召人民丢弃幻想，起来自救，引起国民党对他的仇视。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逮捕了这位“久缉未归的共产党首领”。
陈独秀是一条硬汉子，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五次被捕，从未畏惧。他在监狱里做起了学术研究，潜心著述，欲“制造五十年来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陈独秀入狱后，很多人去看望他。1935年7月，国画大师刘海粟探望他并索要题字时，他挥毫写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相赠，其坦荡心境和刚直气节跃然纸上。1937年8月，因抗战时局紧迫，国民党释放了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热情投入抗战事业，虽然清贫如洗，对各方势力都保持谨慎态度。国民党人丁默、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朱家骅等都曾接近过他，或许以高官，或有意馈赠，他一一拒绝。陈独秀说，蒋介石想拉拢他，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只拥护政府抗战，其他方面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托派分子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陈其昌等在抗日问题上与陈独秀论战。还有人请他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回答“各奔前程”。1937年11月，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人写信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不怕孤立”。出狱后，陈独秀在组织上离开托派。
出狱一年，在与各方面的交往中，陈独秀深感失望，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被迫于1938年8月迁居重庆上游的闭塞小城江津，1942年5月病逝，享年64岁。
陈独秀晚年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类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这种性格特点，使他能够奋力驰去，披荆斩棘，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而成就了新文化运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也成就了其不屈不挠、刚毅爽直的优秀品质。但这种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即常常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相伴随。这一面，则使陈独秀失却了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省检讨，失却了对托派理论和组织的判断，也失却了为他参与缔造的党和人民事业尽力的机会。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