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发展出了以升官为乐的游戏，每到过年过节买升官图，全家老小一块玩，培养全民的升官思想。
中国社会牢固的官本位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古代的等级制与官职大小有怎样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5月5日，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教授阎步克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主题演讲。以下为讲座实录：
凤凰网特约记者沈雪晨记录、整理
近十几年来，我花了大量精力在中国史上的官位与爵位关系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里。此前并没有学者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具体的探究，而这一问题又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为此，我已经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
最初进入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读北周《六典》时发现，国家授予功臣勋号时也会同时给他一个散官官职的现象。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加上我是理科出身，便开始思考这种规律背后蕴含的意义。因此在完成第一篇考证型文章《北周勋号散官双授》一文后，仍进行了不断深入的考察。
这一研究试图以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品阶勋爵制度为素材，对人类社会品级衔号运用的一些基本规律提出自己的看法。现有的现代社会科学，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组织学等，能提供这方面的解释很少，而发达的品阶勋爵、形形色色的社会等级，是中国历史上最亮丽的风景。西方社会或许没有这样的社会结构，故缺乏相应的理论架构。它让中国历史学者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在这样的灰色地带尝试建构新的理论。
中国社会等级衔号现象十分突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集权制的社会，行政主导是这一国家的主要特色，所以在这个土地上可以看到很多特殊的社会现象。举一个例子，发明于一千二百年前的传统游戏“升官图”，图中每个方格都是官名，通过掷骰子由小官升到大官，另有一个四面的筛子写着“德才功庄”，分别代表选官的三大标准和贪赃枉法的“赃”。在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发展出了以升官为乐的游戏，每到过年过节买升官图，全家老小一块玩，培养全民的升官思想。
在今日中国，干部等级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支柱。等级观念在现代中国仍然大为流行，亦能见到许多实际的例子。比如一个书法协会有几十个副会长、几百个秘书长，因为书画的价钱就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演员、运动员、和尚都有等级差别，这些都影响到他们现实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如此纷繁的等级构成了一套严格有序的社会分层机制。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下面先就各朝代的等级制做一简单梳理。以历代品阶结构变迁的简视图来说，中国自周代始出现爵位，有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士两种称法，前者用来划分贵族的等级，后者是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它可以看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品位结构。经过战国变法，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建立起来，二十等军功爵和由若干石构成的秩级应运而生。至魏晋南北朝，等级爵位骤然复杂化，周代的五等爵制死灰复燃，同时在北朝后期，发展出了勋官制，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最终成为衡量士人做官资格的尺度。唐宋时期的爵制仍保持复杂化，五等爵、勋官、九品官同时并存，武阶官、文阶官的形式由汉晋以来的将军和散官发展而来，科举学历取代中正品构成了士人的做官资格，成为一种新的品位。到了明清，简化的趋势显著，爵虽有宗室爵和民世爵之分，但因朱元璋规定“非有重大军功不得封爵”，因此官员受封者极鲜，相较唐宋成为独立的历史段落。
如果把历代的品阶勋爵放到一起，看上去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规律在支配呢?有没有可能把它们串联到一起呢?历史学家对历代个别品位的研究相当多，但整体性、通贯性的研究却接近空白。这就是我接下来主要要讲的内容。当然，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和章太炎两位思想家曾经提出过这种制度史的见解，我已专文探讨过。如果他们得知今日有人的研究呼应了他们当年的想法，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慨。
一、历代品阶勋爵概述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后面要阐释的思想，在这里我先将历代品阶勋爵的情况做一番概述。
周朝身份尺度是爵。它有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两个序列。“爵”字很独特，它在先秦文字中与酒杯的形状十分接近，清人便猜测它有“酒杯”的含义。对于酒爵和封爵有什么关系，日本历史学家西嶋定生提出，在历史早期，氏族部落会有集体的宴请的礼仪，称饮酒礼，宴席上坐席的位置和敬酒的次序，有严格的长幼尊卑排列。这一次序就构成了最原始的等级。此后经过逐步发展，这一次序被逐步固定下来，成为了西周时期的爵制。西嶋定生的这一设想，把封爵和酒爵有机联系在了一起。
爵除了区分高低之外，还有褒奖功勋的功能。古代用来激励战士的一些其他仪式，如饮至之礼、策勋之礼，便反映了爵的这方面功能。封爵和酒爵的这一联系，也能解释“尊卑”的“尊”字为何也是酒杯的形状。清人张惠言的《仪礼图》便反映了这种酒壶决定身份高下的次序。
在现代社会，酒席上的座次和布局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是比较政治的场合更有严格的规矩。这就是身份和权力观念的全面普及所带来的结果。周人对等级的重视还体现在《周礼》上的其他各种礼节，其中无不蕴含着对尊卑贵贱的区分。甚至还有因出席者的年纪不同，盛菜肴的“豆”的数量、座位下铺的席子的数量也大不一样(的现象)。
周代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九命”，出自周礼的设想。即通过把公侯伯子男排入不同的“命数”，产生高低贵贱的直接比较标准。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还有“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提法。实际上，“九命”显示了中国人的一种希望把社会的复杂身份等级以单一衡量标准厘清的设想，正如各行各业的等级都能往向干部等级靠的趋向一样。假如放在美国，你问乔丹相当于白宫的几级干部，一定会被人笑话。中国人通过“九命”展示的此种社会倾向就是不同社会等级一元化，所以才会出现坐个火车还有人和你比级别和收入的现象。这在其他社会里不太常见。
春秋战国形成了二十等爵，它不仅用于奖励军功，也体现了一种分配制度，因为田宅占有是最重要的基本生产资料。这种分配的基本单位是一块四十米见方的宅基地，因此只要获得更多的单位分配，就有可能经营自己的庄园。军功爵制使得平民和贵族在同一起跑线上，迎来了一个流动化、功绩化的社会，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西嶋定生认为，军功爵制至秦汉代变成了一套新的身份体制，缔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军功等级辅之以“若干石”为划分标准的秩级，使得遗留至秦汉的春秋贵族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汉初整个社会呈现的空前平等的氛围便是明证。人人都看重自己能否被授爵封侯这件事。汉代画像石《射雀射猴图》经台湾学者邢义田的解读，被认为是“射爵射候图”;而唐诗里大多数与封侯相关的事，都引用汉代追求封侯的典故。由此可见汉人对于跨越自身身份等级的远大社会理想。
另外，以“若干石”作为等级划分，在秦汉间有着深刻的来源。秦汉的“月俸”来自周代的“稍食”。“稍食”是按月发给没有爵位的胥吏的廪食，史书记载，“稍食”的发放有严格的制度–按照能力和工作量决定俸禄的多少，并伴随有定期的考核。高级官员拿年奉，低级官员拿月俸，使得它逐渐从工资固化为胥吏的等级。此种管理制度蕴藏着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它对官员的任用、运行、考核无不得到了保留。孙怡让在《周礼正义》中说西周的爵禄，是俸禄和爵级相联系，而与政绩、考核无关。“稍食”则完全相反，必须经过考核，是明显的官僚体制的管理方式。昔日被用来管理吏这种卑微官僚的方式，被汉代运用于百官，充分体现了汉代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成就了汉代为人称颂的吏治。
魏晋产生了九品中正制，相较起汉代的十六品爵制，较为粗略。南北朝时对此有所改造，划分愈加细，以致梁朝和北周都产生了新品位。最后九品制展现了最大的生命力，被隋唐继承。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等级繁密简约与否。这在管理学上有专门的研究：简约的等级进步的周期长，单次晋升的效益大;繁密的等级进步的时间段，尽管效益不大，但有更强的激励效果，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举例来说，大家四年念一个学士，再三年念一个硕士，周期太长，低年级的时候效率一定不高。如果一年念一个学位，每年都写毕业论文，七年下来把博士、壮士、烈士都念了，学识肯定比现在渊博。当然，繁密的等级也有一定的劣势，容易增加管理的成本和复杂性，造成资源浪费。所以简繁实现平衡的状态最为理想。中国史上不同时代的爵位的简繁也有很大意义，反映皇权与官僚势力的此消彼长。在我关注的制度史框架下，书面的法度是一切运作的起源，制度上的设计(偏向技术性、结构性特征)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再考虑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互动。跳过制度讨论第二、第三个要素，容易造成一定的缺失。
以这种思路观察自汉至唐代官品爵品结构变化，可以发现汉代的政府更类似于今日的美国，秩级制度充分强调官员的职能性，丞相亦有布衣出身，受皇帝委托而全权负责对国家的管理。到了唐代，实际负责国家最高政务的官员只有三品，品级最高的官不过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虚职，用来维系他们的名誉地位。此外，武散官、文散官也列在九品之中，武散官与军衔挂钩，文散官则是个人品爵。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军功与品级形成了相当严整的制度，像木兰诗中“策勋十二传，赏赐百千强”、“木兰不用尚书郎”反映的都是唐代的制度。此时木兰因为军功评上上柱国，比今天的部级干部高很多，说明军功在授爵上起到了比今天直接得多的作用。在唐代，九品构成一个大框架，秩、散、爵、勋关联其中，各个部分有极好的对照性，封什么爵就能到什么职，即便是非常复杂的关联也可以实现。它证明了此时的中国等级管理在制度上达到了一个精密、成熟的阶段，如同中国其他制度在唐代达到的顶峰(如唐律、三省制的发展巅峰)。
总结来说，周代纯粹以爵位划分秩级，爵位和俸禄挂钩，被称为爵命体制;秦汉时期，既奖励军功，又确立身份，但二者相互疏离，通过爵级不能获得秩级，被称为爵秩体制。魏晋以下，爵位又可以被用来起家了。所以汉代爵秩疏离，是爵本位体制向官本位体制的过渡阶段。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九品，是在级数的变化的表象中，完成的结构上的转型。我专门称其为“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即职、爵、勋互相关联交错，对应使用。[page]
二、品位分等，职位分等这两对概念为历代品位官阶变化提供了线索
回到老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勋爵官阶变化中找出串联的线索呢?政治学著作《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提供了一种模式的参考：世界各国文官等级有两种，一种以品位分等，另一种以职位分等。前者被认为比较原始，承袭自重视门第血统的古代社会;而后者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产物，对事不对人，不讲究个人官阶，级别和报酬随着职位走，注重科学效率，保证同工同酬。
大体上来说，美国的工资制度就没有个人属性，这一特征在二战后才被欧陆国家学习和普及。而我国的情况又更加特殊一些。解放后建立了三十级干部制度，级别随人走，同工不同酬现象很常见。比如同样一个县长，不同级别的干部来当，拿的工资就不一样。八十年代后，国内开始了解职位分等的制度，在1985年断然废除了三十级干部制度。然而90年代以后，干部的级别恢复并一直保持到现在。《新公务员法》出台后，原本的十五级干部制又增加到二十七级，繁密的品位分等趋势又大有增加，最后中国干部的品位工资和职位工资形成了1。6：1的比例，维持大体上的稳定。如果一定要拿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朝代来比较，那最相似的可能就是宋代了。
通过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关联起来看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史进程中，在铁腕皇权和服务型官僚的情况下，职位成为分等的主要依据;一旦皇权趋弱，官员的自利取向增强，官僚集团的特权化、封闭化、贵族化倾向就会增强品位分级的趋势，出现优厚的品位待遇，以及维系内部次序层级的复杂品位序列。
讲得再直白些，一个强势的黑心矿主雇了一批工人，跟他们结算报酬的方式就容易是背上来一矿煤矿主给上一份钱，过程中还要仔细督工，以免他们偷工减料，这就是秦汉吏治的“稍食”取向;而一个要仰仗一批硕士博士才能开公司的老总，就得拿出优厚的工资、丰厚的福利来，顺便还得照顾七大姑八大姨们的小舅子小侄子，一年到头一直讨好他们，都不知道谁给谁干活，公司才开得下去，这就是贵族制反扑的历史时期以品位决定薪俸的主要原因。
以这一框架来看待历代爵制、官阶的演化，就能够探究其中的规律。周代爵命体制，代表了一个身份主导资源分配的社会。身份决定了吃饭餐具、出门车马、祭祀礼器的规格，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官职大小。在先秦的贵族中，官大职小的现象十分普遍，但不构成它们的任何困扰。只要规格到位，圣人孔夫子也能安居陋巷，所在乎者，无非出门能坐车、游历能佩剑这些事而已。秦汉时期，发源于低级吏治的稍食制度被加诸百官，以吏治天下的精神被发展到王朝从原则上就不必照顾官员的既往官资，因此哪怕出现奔丧、生病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官员的秩级中断，恢复旧有级别的可能性也不大。通过考察具体案例我们发现，中断秩级的官员一般都必须降四到五级才能继续工作。如陈梦家所言，秦汉的禄秩决定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官员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方从其秩。他们充其量只是皇帝控制的庞大帝国的一块砖。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品位化取向重新恢复。这表现在中正品的确立和散官名号的大量繁衍，为贵族子弟提供起家之位，继而演生出多重的军阶系统。有趣的是，魏晋南北朝的繁琐官号特别突出，由此开启了中国人对堆叠纷繁头衔的热爱，持续至今。
唐代的情况是如杨树帆曾指出的那样，从秦汉“有职无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发展到了“爵职分立”的情况，结合二者各自的优势，缔造出中国传统制度的辉煌时期。到了宋代，产生进一步融合协调的特征，与今日十分相似。
明清时期的专制王权的再度强化，官僚特权大大萎缩，形成了官员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先找到时机入职政府，再通过自身的良好表现向中央汇报，获得一个有名无实的散官号(的现象)。这种职位取向就形成了我们熟悉的要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就尽量留京做官，要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就到地方赴任的趋势。国家所能支付的极低的官员薪俸和官场文化中强烈的现实取向，使得官缺的肥瘦程度变成了衡量官职优越与否的标准。
为了将这一变化呈现得更为直观，就有了这张贯穿中国古代三千年复杂历史变化的官品爵品。如果说我十几年的努力有什么创新之处，大概就是这条曲线了。我始终认为，设计得当的概念可以成为解释历史事实的强有力工具，理论的建构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出现象背后的本质。通过这张曲线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等级管理制度的变化，亦可以探究皇权、官僚性质的演变历程，又比如每个时代的不同位阶背后的意义和性质、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特点、历代官僚特权伸张与萎缩等主题，都变得一清如水。在比较不同朝代时，各个时期官僚特征的关联之处、职官设置的简繁程度、学校等级和入学条件变迁、俸禄形态和项目的变化、清朝极端的薄俸制度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等，都可以有探索的空间。
三、应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品阶勋爵现象
我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指出，通过相对简单的概念探索解释人类社会等级划分的规律，是历史研究的重大关怀之一。这一类的成果既包含有对大量事实的考订和整理，也具备显著的思辨精神。尤其是理论建构和逻辑思辨，对我们将制度结构中相关联的内容串联起来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借助二元概念虽一直被认为有简化问题的嫌疑，但类似于长和短、高和矮这样的标准，仍然是帮助人类思考的基本方法，值得我们一直参照。
以这项研究来讲，它带给我们对人类社会品阶勋爵现象的新认识。举例来说，前面通过繁杂的晋升体系与简约的官僚结构之间优劣对比，总结出前者在激励官员的同时容易造成冗官的现象，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以管理学和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机构增加规模，形成更加大型的组织，便愈发具有难以消亡的生命力。现实的重点是，不必纠结于设置更加简约或繁杂的组织层级，而是如何发挥一切手段维系组织本身的存在，确保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这就使得大型组织不惜以极大的资源浪费来扩张自己的体量，因为这就是它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以前研究官僚制度时，太过于注重寻找更好的模式来解决效率问题，但忽略了考察组织本身的存在状态。
再比如，现代社会科学把职位和品位分开讨论，但我认为二者如同物理学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应当像爱因斯坦一样发现其中的转化和共性。由于历史实际的情况，在制度创立之初，往往是官为人设，是开国君主在安排功臣的利益瓜分，而这些虚衔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可能重新被赋予了新的职位需求，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同样，一些职位因为其高度的荣誉性和利益指向被荣誉化、品位化了，成为君主赏赐给属下的新头衔，进而逐渐被滥用，再在这其中衍生出新的实际职位。这两者的双向互动，被我称为“职阶转换率”。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的爵制与今日中国社会官本位气氛之间的联结。
最后，在面对例如“为何品位在周代简化而在唐宋繁复，却同时是可以被称为品位发达的时期?”这样的问题时，我列出了评价品位发达与否的几种标准。其一，是品位俸禄的优厚和微薄程度;其二，是品位安排规则的复杂程度;其三，是品位获得方式的封闭和流动程度。在这个标准下，周代尽管制度简单，但品位拥有优厚的待遇，天子直接赏赐贵族土地和人民，有充分自决权，同时品位获得最为封闭。魏晋时期，品位待遇优厚，获得方式封闭，但安排规则复杂，那是因为秦汉已经跨入官僚时代，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推动品位的落实。至唐宋，品位待遇较为优厚，制度安排最复杂，但已经更为开放。发展至明清，品位待遇下降，安排进一步简化，但因基于科举制，它的开放性最强。通过这一标准，各个时期的品位职位关系都可以比较，并得出周代是品位制度高峰的结论。
来源：凤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