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人类心灵第一旋律。人类内心一切美好、崇高和激情,都会升华为心灵的自由;人类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生命的珍视、对崇高的热望、对创造的激情,都会凝聚为自由主题。

自由是一个崇高话题,它令人激情涌起,象企盼海上日出、二次生命;自由是一个沉重话题,它令人痛苦,象面临生死抉择、地狱之门。

影片《金棕榈》在宏大历史场景上展开多层面东西方文化思考、心灵对话和精神探索,表现自由主题的崇高和辉煌及其沉痛和悲怆,交织心灵的激情和情感的沉重,显示中国当代人的心灵深度和自由意志。

历史思考,与其他领域的思考一样,需要思想穿透力,需要思维精审缜密。但历史思考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它需要人类道义思维作精神北斗。它研究的是人的历史、意识、意志和欲望活动,它考评的是人的行为、功过是非,而非动物世界的虎狼强权、弱肉强食的自然史。

谈论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首先要把问题提到一个明确的思维层面:一、对于北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或兼并式大一统战争,而是保卫民主国家的完整和人的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二、北方人民和战士的同仇敌忾与爱国精神,是对自由的热爱和献身。

北方联邦与南方联盟构成巨大力量对比。北方人口远远超过南方:两千两百万对一千三百廿五万(后者包括四百万黑奴);北方白人兵员(年龄18-45)是南方的四倍(最初黑人不被视为作战兵员、只能作后勤服务);北方拥有全国三分之二铁路,为军力调遣和物资供给提供极大便利;北方工业强大,拥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军工制造厂,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动力车头,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的钢铁,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的服装业,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制鞋业;农业方面,除了棉花,北方亦远远超过南方。更重要的是,超越物质优势之上,北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理念决战南方奴隶制度和虚伪州权。

对于北方,这场战争势在必胜;对于南方,这场战争打不赢。因此,北方的战略目标是彻底粉碎南方分裂势力,恢复民主美国的统一和完整。这一战略表现为巨蟒计划(Anaconda Plan),从海上到陆地构成巨大包围圈,将南方封死,逼其投降,减少伤亡。

南方李将军(R. Lee)的战略则是进攻性防守(Offensive-Defensive),显示他对战争全局和结果了然于心,因此重在防守、伺机进攻。他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善于奇袭,因此,把握战机、攻破防线、直取华盛顿、制造谈判筹码、一举结束战争,是最佳方案。这位西点军校前主管缺乏道义立场和政治眼光,为奴隶制效力,糟蹋了他的军事才能。对于他,战胜毫不光荣,战败则双重耻辱;他越机智善战,就越愚昧残酷;他越英勇顽强,双方伤亡越多;他不是悲剧英雄,而是闹剧主角。

指出北军必胜、南军必败,并不意味着南军不会在若干战役中取胜,也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可能逼和北方。战争中有天时地利人和、智勇机巧变数。即使南军逼和北方,亦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暂时延缓。1863年5、6月间,李将军占据有利地势,乘胜挥军跨过波多马克河,直逼首都华盛顿,大有缔结城下之盟、凯旋而归之望。

历史尊重诚实若愚的智者,戏弄那些玩弄机巧的蠢材。李将军打过几次胜仗,亦败得溃不成军,特别是大败于葛底斯堡(Gettysburg)。若北军乘胜冒大雨追击,李军早已覆灭。陷身绝境,他期望以机巧和勇气扭转败局于万一。战士们赤足露体、弹尽粮绝、相继逃亡。他们看穿所谓“州权”、所谓“保护少数”这类虚伪宣传,他们说:“这是富人的战争,穷人在卖命。”(a rich man‘s war and a poor man’s fight)李将军没有项羽自杀于四面楚歌的义勇,亦不去打游击,只有向格兰特将军(U. Grant)投降。这是个渺小的技术型人物,不是道义型或刚烈型将才,这类人只能给历史留下一堆麻烦、一滩血泊、一片瓦砾。

他的骑马雕像,是后人出于对那场战争的惨痛记忆和对历史的尊重。地下百余年,他是否有这种悔悟:免了吧,这雕像,丢人现眼,你们应当去林肯纪念堂,我的同代人里,他才是心灵伟大的人,他是历史的伟人。

葛底斯堡是酷烈的战场,也是庞大的墓地。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有鲜血,每一片绿草都有遗骨。它们在叹息、悲吟。人间的问题,为何非流血不可?为何要以我们的青春和生命作代价?如果南军将士意识到自己保卫的是野蛮和特权、奴役和皮鞭,他们还会为之作战就死麽?

雨雪飘飞之夜,明月清风黄昏,多少南军青年苦魂在啜泣、追问,为自己的无谓死亡。暮色中走过这片墓地,我们会看到磷火闪动,我们会感到历史的沉重、人类的悲哀、愚昧的代价。

对待历史,有两种态度最易把思维引向谬误,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一种是历史相对主义。前者取消历史研究、无视人类道义,后者抹杀道义与邪恶的对立、否定道义价值。

为本州的权利,为集团的权利,为民族的权利,为国家的权利,这些漂亮口号、振振有词宣传,自古至今蒙蔽多少心灵、牺牲多少生命?在这些抽象的集体概念之上,存在着人的道义、人的自由,这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应当追求的最高价值。如果不把个人的道义和自由视为最高理念,那么一切狂热、献身都将成为对自身人格和生命的轻蔑毁弃。

如果战争仅被视为技艺,象体育竞赛较智较力,那么战术、意志、勇气值得称赞;如果从人类道义谈论战争,那么维护奴役、反对自由的战争理应受到批判,其战术、意志、勇气就是罪孽。发动战争的李将军及其军队对于美国是一大灾难。

南方发动这场为期四年内战,双方共死亡六十二万人(其中死于感染或传染病的士兵人数是死于战场的两倍),双方共伤残一百万人。

对美国南北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金棕榈》以冷静态度叙述历史,似在力戒“政治正确”,避免成为李华《吊古战场文》式文字,对冲突双方力求保持某种公允和理解。

当作者把眼光转向北军纪念碑群、把思维转向自由主题,这篇文字迸发光彩。

宽容是一种美德。美国人不缺乏这种美德。但应当看到,这种美德与民主、自由、文明血肉相连。内战期间维护奴隶制度的南军有残酷杀降行为(1864年4月在田纳西杀害黑人士兵),引起北方人民强烈愤慨。战争结束,北方宽恕南军,允许他们解甲归田、可带马匹、算作假释,但是南方政府官员不在赦免之列,其总统戴维斯(J. Davis)被捕入狱。李将军亦是战争罪人。指出这一点,正如指出号称“沙漠之狐”隆美尔的纳粹战争罪行,这对于历史的公正是必要的。

诗人庞德(Ezra Pound)被控叛国罪监禁待审,许多文化名人为他呼吁求情,包括T.S.艾略特,海明威,弗罗斯特(R. Frost),坎明斯(E. Cummings),W.H.奥登。1946年,诗人W. 威廉姆斯致信杜鲁门总统:“无论庞德先生犯了怎样的叛国罪行,我们的历史显示,我们的天性总是对持不同观点者慷慨大度,这是我们美国人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Whatever Mr Pound‘s actual sins against his country may have been our history has shown us,by our natures,always to be generous towards dissenters from our generally accepted ways of thinking.”)

在严峻的历史审判台前,没有宽容或赎罪。执行历史判决的是史学家。史学家的职责不是牧师式宽容,亦非历史家式史实叙述,而是基于确凿史料、以深刻人文精神和正大人格态度主持历史道义,以冷静理性、严峻史笔对历史邪恶势力作鞭尸掘坟式犀利入骨批判。这种雄伟思想立场和严正历史态度使一位学者、作家、知识分子精神性格卓越。

南北战争的胜利,意味着自由战胜奴役、文明战胜野蛮,然而以宏大眼光、悲悯情怀、坚定意志领导美国走向胜利和强大的林肯却倒在胜利的花丛中。惠特曼悲歌“呵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My Captain!”)“当门庭的紫丁香终于迟迟盛开,那颗巨星在西天夜空早早垂落”(“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And the great star early droop’d in the western sky in the night ”),至今读来令人伤感。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都会遭遇多种问题和阻力,美国历史亦然。美国人民大幸运是,在每个历史关键时刻,都有杰出政治领袖使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美国引向民主、自由、幸福,诸如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奠定建国理念的思想家杰弗逊,南北战争时期林肯,二战时期罗斯福,冷战时期肯尼迪。他们引领美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中坚、人类正义的柱石。

林肯所处的内战时期最艰难。巨大伤亡、长期僵持、内部反战,恰好中部胜仗消息传来,对林肯是一大支持。葛底斯堡大胜次日,西部战场格兰特将军拿下威克斯堡(Vicksburg),掌控密西西比河,拦腰切断南方阵营。这两大战役奠定胜局,林肯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把战争迅速挺进到最后胜利,美国走向民主统一和自由繁荣。

如果美国南北战争失败,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美国会被严重削弱,国力发展必迟缓几十年,对此后世界格局、民主力量将是重大削弱。二战期间日本袭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美国是否有足够力量次年于中途岛一举击溃日本海军、掌控太平洋海域,若无力反击,日本海军会长驱直入美国海岸,欧洲战局会受影响,中国和亚洲战区将陷入极其困难境地。

如果没有这些杰出领袖掌舵,很难想象此后二战时期世界局势和战争结果会怎样,冷战时代世界会成何种格局,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能否以强硬态度准备轰炸古巴核导弹基地、迫使苏俄在最后廿四小时同意立即全部撤走核武器、拆毁发射架,很难想象今日东亚这个战争火药桶和大小地痞流氓如何滚着厮打成怎样不堪的局面,那里的人民到底能有几天平静、安生日子。

美国的出现,是上天的杰作。美国的存在,是世界的希望。美国的幸运,是人类的幸运。

杰弗逊的伟大誓言是人类的共同意志:“我在上帝圣坛前发誓:我永远反对以各种形式对人类心灵的专制。”(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这一伟大思想使美国强大、使人类文明。这样的思想家政治家是美国的福气,是人类的骄傲。美国是人类最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的精神血脉共同孕育的高贵儿女。

与美国的幸运构成强烈对照,是中国的不幸。

百年中国,每到关键时刻,常是野蛮摧毁文明,黑暗扼杀光明,邪恶战胜道义,流氓欺辱君子,显示深固的文化劣根和市井顽疾。这是国人的大悲哀。戊戌变法时期慈禧、中华民国初期袁世凯、内战时期毛泽东、六四民主运动时期邓小平,这些丑恶的中国人构成野蛮劣种之传承。

二十世纪中国,四大事件最需珍视:一、1911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东方带来第一缕晨曦,表现出中国民族的历史首创精神。二、1945抗日胜利,驱除亚洲黑暗、消灭轴心国势力,中国付出巨大民族牺牲,与英美一同成为人类自由的捍卫者。三、1976“四五”天安门抗议运动,中国人民在专制政权廿七年来第一次自觉发起英勇反抗,几十万人发出一声春雷,向“文革”十年来倒行逆施、山穷水尽的专制集团发出政治挑战,摇动了旧一代专制集团根基,同年十月一个黑暗年代结束。四、1989“六四”民主运动,中国人民提出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要求结束专制、开放党禁、清除腐败,反对特权、反对官倒、反对老人干政。中国人民的精神美质在一个半月轰轰烈烈政治抗议中万花筒般展现出来,中国和中国人瞬间变得无比可爱,那是一个灿烂美好的春天,人人心情激动欢欣鼓舞,互相友爱如兄弟姊妹。这场伟大运动迅速唤起苏俄东欧人民的政治灵感和激情——柏林墙轰然倒塌、暴君雕像化为尘土,四十年冷战结束。然而在中国大地,这场伟大运动、美好希望却在枪弹坦克下化为满地鲜血。从此,野蛮和无耻、腐败和堕落像一条决堤的霉烂毒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法律公安一切领域,在民族心灵肉体一切毛孔,在江河大地生态系统,深度渗透、全面泛滥,整个中国堕入罪恶深渊。

上述四大事件,是中国的光荣,拓展了民族的心灵,丰富了人民的精神史,表现出中国人民在创造民族历史、推动世界进步中的坚强性格、非凡勇气和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人民有这样的心灵激情、道义勇气和历史创造力,必定有光明的未来。

《金棕榈》由美国民主自由的胜利,转向对中国“六四”悲剧的反思,非常自然。这是同代人中追求自由和道义者共同的心灵痛苦和反思。

为什么其他民族可以一跃成功、皆大欢喜,而中国民族总是失败,好事最后都成悲剧?为什么其他民族能够高歌跨入凯旋门,而中国民族即使付出血海代价仍以失败告终?例如百日戊戌变法,一个垂帘后宫的老妇带着几个太监、一群亲兵就软禁了光绪帝、杀害了六君子、一场政治改革就此告终;一个军头袁世凯北欺朝廷、南骗民国、政权到手、转眼称帝;三十年后一个董卓加袁世凯式双料市井流痞把中国毁得精神沦丧、饿殍遍野、人人觳觫。

流氓集团窃夺政权,这种悲剧就是必然。流氓只认私利,做事无信义,今日厉声说东,明日改口说西,手段铁硬转脸却装出开明。他们舌头灵活、内心酷忍、手段卑鄙。这是流氓政客和流氓政治的全部要诀。历史明烛之下,一伙透明娃娃。

同独夫民贼、历史罪人续政治家谱、接心志香火,忽而西装领带、忽而中山服,忽而疾言厉色、忽而笑面虎。人类良知,世界大势,中国前途,文化未来,一字不识。一堆冢中枯骨。

权门丢出一块烂骨诱饵,一群饿狗争抢咀嚼,品味诱饵的微言大义,解读烂骨的风向信号,忽而说是“小阳春”,忽而说是“解禁”“自由”,几十年乐此不疲、一惊一咋、自欺欺人。媒介沦为烂婊子。选错职业的可怜人。

历史是人类的教科书。昏庸者学到邪恶和手腕,正直人学到教训和明智。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教训有两点:一、权力一旦走向绝对、失去制约,必定导致全面黑暗、巨大灾难;二、政治专制和无上权力,是最大、最可怕、最根本的腐败。

这种权力腐败,是最大贪腐犯、最大侵权犯、最大杀人犯。从上层下令者包庇者至底层警特打手强暴杀人,构成绝对权力的极端任性、极端邪恶、极端黑暗性。

政治专制是对民族灵魂和肉体的最深毒害,是对民族的最大犯罪。政治野蛮是社会一切野蛮的根源,政治谎言是社会各行各业谎言的根源,政治欺骗是一切内政外交财经金融股市投资文化学术新闻网络法律医疗公用建筑商业摊贩乃至慈善公益所有领域各行各业欺骗的根源,政客邪恶虚伪是恶棍骗子的样板,威权言行是上下一切机构行业中奸伪欺诈行为的总教头。

专制国家是一个以犯罪为核心的训练所、以作恶为专业的大学校。它精于犯罪,精于教唆;它精于颠倒黑白、逃避罪责。

绝对权力下,无一人安全,包括它的政治盟友和效劳者。帕斯卡(B. Pascal)说:“你被主人宠爱就不是十足的奴隶麽?奴隶,你真幸运。你的主人宠你,他马上就要鞭笞你。”(PENSéES,209)

指望绝对权力集中一身会走上民主、做出好事,那是痴人说梦,无异于那个阿拉伯故事:把魔鬼从铜瓶中放出来、成为青面獠牙的巨无霸、再恳求它缩成一股烟回到瓶中去。

忘记“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政治格言,必将再次导致民族大灾难。

拿破仑一旦手握大权,就急切夺过皇冠戴在头顶,贝多芬愤怒撕去第三交响曲题辞而曰“他不过是个庸夫俗子罢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力保斯大林,不向中央全会公布列宁遗嘱建议免去斯大林总书记职位;斯大林保住了权位,联合加、季诸人驱逐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回手将政治盟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逮捕枪毙,从此独霸苏俄政权。毛泽东被他的同僚捧为伟大领袖后逐一收拾他们直至副手、招呼一群大小红卫兵、把整个中国推入血海。

墨索里尼、希特勒平步青云、大权独揽后,皆立即治理内政、清除腐败、诛杀异己、肃清慵懒、发展工业、强大国家、清理官僚体制、改善社会福利、加强城市建设、改良公共设施、完善饮水系统、列车准点并提速等等。威权之下,雷厉风行,搞运动、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这种效率实乃罪孽,因为他们践踏人权,人民成为专政皮鞭抽打驱赶、随意宰割的一群绵羊。警察国家、消灭自由、领袖意志、高度极权,在一群出卖灵肉的政治庸人颂扬中就此建成,一个民族的大悲剧就此开始。

政治清洗、阶级镇压、种族屠杀、二战爆发,“大饥饿”惨剧、“文革”浩劫、“六四”悲剧,是政治专制和个人崇拜的直接后果。历史反思角度多重,人间悲剧多种多样,但一切反思都应当首先从这个根本问题开始,它是社会和家庭全部悲剧的根本原因。

解释历史,宿命论、决定论、偶然论不同程度干扰人们的正确思考。宿命论和决定论把人视为抽象的命和具体的物的奴隶,抹杀人的自我选择和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取消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偶然论是对前两者的一个机智嘲弄和颠覆。帕斯卡的话代表历史偶然论观点:假如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短一点,整个世界都会改观(PENSéES,162)。

某种偶然性或某个细小因素,有时很重要。但埃及美女王对罗马帝国时代世界格局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她先后迷倒罗马大将凯撒、安东尼,不过为罗马史增添两个浪漫故事而已。古代中国有丑女对君主产生良好影响的例子,例如战国时期齐国四十岁丑女钟离春痛陈时政弊端、使齐宣王慨然纳谏、重振朝纲、改革政治并娶她为妻。美也好,丒也好,坏影响也罢,好影响也罢,都是偶然性例子。

人的心灵痛苦源于政治专制,换言之,政治专制使一切人心灵痛苦。政治专制铸定人的一生身心之压抑、灰暗、悲哀、变态、苦难。政治专制铸定整个社会之病态、聋哑、冷血、麻木、虚伪、阴险、疏离、苍老。

正义被囚禁、言论遭迫害、心灵被压制,社会要求、民心渴望、道义呼声郁结为怒火,没有正常渠道表露,历史事件势必出于青萍之末,微小、怪异、偶然成为常态,某句话、某事件、某命案、某街头冲突会成为牵一髮动全身的重大事件。这不是因为事物怪异或偶然,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畸形、暴虐、敌视人民、蔑视道义民心,威权竭力阻挠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因此民心和反抗必然表现为一切偶然。

人民的积极努力形成强大的共同意志和炽烈的共同渴望,这种意志和渴望在心灵中汹涌澎湃、四处奔突,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寻求突破口、决堤处,以求倒海翻天、扬眉吐气,这将成为全民生命和心灵第一快事、第一欢乐,胜过男女情欲、金钱渴望、物质享乐。这种意志和渴望通过一切看似微小举动和偶然事件而发生巨大电磁感应或雪崩效应、顷刻波澜壮阔、以猛烈爆发力冲决一切障碍、推动历史前进。

民族的某些深固遗产亦通过关键时刻和应对重大事件而显示文化性格、心性弱点和心灵质素。重要人物受各种既定条件限制,但这决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做。英勇尝试后失败,这种悲剧英雄比在顺境中一蹴而就的成功者更令人崇敬,因为他把道义精神和英雄性格发挥到历史最高辉煌点。

十一

《金棕榈》把叶利钦登上坦克发表简短演讲而退敌人之兵,赵紫阳夜色中去广场对若干学生发表言简意深的沉痛嘱托,做有意味的对照,暗示这一观点:政治人物应当具有当机立断的非凡勇气和英雄气质。

假如让叶利钦来天安门广场,会有奇迹麽?

面临关键时刻,勇气绝对必要。陈胜起义灭秦,李唐举兵灭隋,赵宋夺位行仁政,清军入关收拾天下,孙中山奋起反清建立民主中国,蔡锷起义推翻民贼袁世凯,华国锋诸人断然拘捕毛泽东余党,巴黎人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狱,华盛顿发动独立战争,肯尼迪决定武力摧毁古巴导弹、准备以超强核武粉碎苏联核势力,都是显例。

假如赵紫阳不去广场,而去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发表紧急呼吁,指出北京人民和平游行完全合法,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团结起来保卫民主和法制,各省市地区有权自治,告诫军队官兵停止行动,不要成为人民的敌人、历史的罪人,那么,局面是否会完全不同呢?邓小平还能调动军队开往上海、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武汉、广州、兰州、西安、成都、昆明诸多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麽?

历史进程有许多变数和偶然、挫折和不幸、遗憾和悔恨,但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始终如一、不可阻挡。放大眼界回顾历史、瞻望未来,五十年仅一瞬,百年不过三代,个人强权终有尽头,民族必定走向文明,世界历史照样前进。人间道义、人格尊严、人类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价值。否定这些精神价值,乞灵于欺瞒和暴力,是朝生夕死蜉蝣之辈苟活方式。汽车高楼、金钱物质、权位虚名不过一堆甲壳虫、破砖头、烂纸花,统统过眼烟云,不过一堆粪土。

六十年前,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滔滔四小时报告,深刻揭露、严厉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破坏法制、杀害人民、造孽国家、内政外交多种罪行错误,全场惊悚、苏联解冻、东欧振奋。这样批判邪恶、性格非凡的领袖人物,中国至今一个没有,只有两千年前向国人玩弄指鹿为马骗术、树立刀斧淫威的胡亥、赵高。指望此辈文明,岂非缘木求鱼。

良知、道义、人格,是人的心灵永远要面对的至高问责。每一个视良知和自由为仇敌、倒行逆施的专制者就死之际,最大困扰就是心灵恐惧、死后翻天,或许还有一缕遗恨悔悟,但一切都已来不及。

须时刻牢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亦需日新;生命面向死亡,向善要争朝夕;个人生命很短,民族生命长存;一个民族倒退,整个世界向前;威权贪恋黑暗、诅咒光明,然而霞光依然灿烂、太阳照样升起。

十二

“六四”之后,我常感到身有血迹。这血迹从1970年遇罗克就义已出现。这血迹永远洗不去。这场悲剧永远叩打着我们的良知、考验着我们的人格、追问着我们的心灵。

自省意识和忏悔精神是自孔子、奥古斯丁、但丁、卢梭、托尔斯泰以来人类为心灵自洁自涤自赎而建立的重要文化传统。《金棕榈》浸透心灵的孤独感、失败感、耻辱感、负罪感,在悲哀的历史心境中展开内外双线交织的东西历史反思和个人内心反省,使文字产生心灵深度。沉痛情感和真诚态度,则使散文放射性格光彩。

1968年8月,苏军悍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野蛮剿杀“布拉格之春”。青年诗人布罗茨基(J. Brodsky)说:“那时我就想离开它(苏联),到任何地方都行。这是出于耻辱感,我知道我本人属于这个民族,它竟干出这种事。因为,无论怎么说,这种行径的部分责任是身为这个民族的公民无法推卸的。”

当鲜花被碾碎、良心被枪杀、人民倒于血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自由运动惨烈失败,这个民族的每一人都负有不同程度、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全民族应当为之忏悔,每个人身上都有血迹。

拯救民族、制止邪恶、走向自由,这是社会赋予每一个人的道德律令。换言之,这是一种必须。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心灵反省。

我不相信八九“六四”是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我坚信,它是中国走向春天的第一丛迎春花。我坚信,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专制,就会永远有这样的全民怒潮。我坚信,这样具有强大道义勇气、高度理性精神和卓越历史创造性的民族,必会走向自由。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有高度自控力、整合力、创新力,会卓越完成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拯救民族于堕落中,把中国文明推向前进。

地球依然转动,星光依然灿烂,人类欣欣向荣。我们永远以历史乐观主义者的情怀迎接未来。

十三

影片《金棕榈》成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使思想的流程跳跃而连贯;镜头平移和推拉节奏舒缓,显示情思的沉重;素朴的视觉语言和文字性格构成表里如一的肃穆;音乐的配置、镜头的衔接与文字的流动、情感的起伏构成音响、视觉、情思的同步和交融,辅以声情并茂的配音,显示编导对这篇散文整体风格的把握和阐释。

影片把流动的思维化成生动的形象直诉感官,把心灵的沉思化为唤起良知的视像,把往昔悲剧复现为历史画卷,把鲜活记忆重现为历史场景。血肉饱满的历史景象在跨文化思维和心灵对话中徐徐展开。以视觉方式和影像艺术,使一篇反思文字产生直观性和动情力,这部影片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这不是战史的铺叙或惨史的钩沉,而是灵魂的搏斗,是生命对真知的苦苦求索、自我对负罪心灵的责罚和救赎。宗教般的虔诚、使徒般的执着构成一个精神战士的性格,使影片产生异乎寻常的感动力。

历史的深思精神和悲剧意识流贯这部影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负罪意识浸透这篇文字。中国文学需要真诚、勇气和大气,中国作家需要崇高的理性激情和深刻的自由意识。这部影片和文字开启新视野。

十四

卡拉扬指挥的阿尔比诺尼(T. Albinoni)《G小调柔版》(Adagio in G Minor,实际作曲者R.Giazotto)是一支绝美乐曲。当它流入影片的悲剧场景,那串充满柔情的悠缓下行音阶顿时产生强烈的悲怆性。我不知多少次倾听过这支乐曲,为音乐的纯美而销魂,从未感到这种催人泪下的悲哀性。

最美妙、最动人心魂的乐曲,都有一缕凄美、几分悲情、幽深感伤。人类最丰富、最深刻的心灵,都会对哀情和悲剧产生共鸣。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From the New World)进入影片。缭绕着一缕思乡之情,英国管悠扬地吹奏出旋律忧伤的第一主题,飘动着一抹氤氲紫色,轻柔的小提琴深情协奏,优美地烘托出北美大地黎明时分的美妙感受——一个新世界在升起,它的灿烂朝霞给人类带来曙光、希望和力量。

中文至今把“自新世界”译为“自新大陆”,这两者有很大不同。新大陆,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新世界具有文化内涵。这种误译,似含文化抵触和排斥心态。

十五

去年秋天,在威尼斯,我跳上一只渡船,问那位青年船员:“Are we going to the cemetery?”He said,“One day.”And he showed me a smiling face. It‘s definitely a black humor. (“我们是去墓园吗?”“总有一天。”他笑着说。毫无疑问,这是黑色幽默。)

那里有三块墓碑:Ezra Pound,Brodsky,Stravinsky(庞德、布罗茨基、斯特拉文斯基)。他们都是异乡人,他们都选择远离。

秋风飒飒,一枝盛开的红玫瑰在晨光中颤动。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M. Heidegger)说:“生命面向死亡”(Das Sein zum Tode,being-to-death,life facing death)。他们在谈生命的意识、存在的意义、人的自由。孔子强调自由意志、独立人格、自我塑造,倡导高朗雄健、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海德格尔指出生命的有限性、自我的负责意识、良知对自我意识的召唤。他的存在论哲学细致地补充、有力地支持了孔子的生命意识、自由意志和人格思想。

生命是人生第一大学问。认识自我生命的存在及其价值,抛弃一切虚假和自欺,从混迹他人、迎合乡愿回到自我意识,时时倾听良知对自我的召唤,自我选择而不是被他人决定,自我塑造而不是被他人安排,以英雄大气独立不羁,以道义人格立身处世,这是人生第一要义。

生命是一瞬,死亡是永远。这一瞬作为,决定永远荣辱。秦皇焚书坑儒,只是一日数日之事,遂铸千古罪恶。秦桧奸佞、杀一岳飞而被后世唾弃。

死亡是沉重的,假如带着一笔心灵的债务,一双沾有无辜者鲜血的脏爪。

十六

三十八年前,我的同班同学发表一篇震动全国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伤痕文学”热潮,当代文学由此发轫。一代年轻人登上文坛。

十年前,某些刊物出现为近代恶人翻案风潮,诸如为慈禧评功摆好,说她如何开明,如何会用人,如何“挽救”京师大学堂;为袁世凯评功摆好,说他如何有能力,对中国历史如何有贡献。这是思维的贫困、心灵的堕落、知识的末路。丧失文明方向者,只能捡些腐尸烂骨炒作。

如今,那代人早已沉没、改行、息影。退潮后的海滩,不免歉收之叹。思想界文学界锐意进取者今已无几。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文化原因,更是心灵因素。心灵文化贫瘠、精神品格凋萎年代,是草稗丛生旺季。

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和文化,只能在这个民族最卓越者的心灵性格和创造性精神产品中得到辉煌体现。一个民族如果缺乏真正杰出、大气超然的文化人格和思想人物,这个民族将永远是灰色的一群。

十七

心灵的痛苦是这代人最优秀者的精神特质之一。智慧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当我们选择了知识和崇高、思想和写作,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独立和尊严、痛苦和辉煌。

我们热爱生命,我们追求美,但绝不会像浮士德那样与魔鬼订立契约。

我们的一生,不是鲜花铺地、不是追慕虚荣,而是荆棘丛生、沟壑纵横。我们的职业,充满思想的痛苦、良知的责问、情感的折磨。我们的心灵,是深广的宇宙,高贵的生命,燃烧的激情。

十八

心灵正直、思想深刻、艺术卓越,使精神界勇士产生心灵杰作。这个时代需要学术深厚、思想杰出、精神大气的知识分子引领文化界前进。

郑义与我同辈。从这篇影视散文,我看到性格的真诚、意志的坚强、文字的明亮。贫困饥乏、疮痍满目一代,任重道远者最珍贵。历经六十年肉体摧残和精神苦难而青春不坠,身处腐朽沉沦末世而抗恶嫉俗,奋发自励、勤奋写作、不求闻达,斯乃冥冥之中天命所在。

追求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伟大性,忧患民族苦难、思考人类前途、洗涤自我灵魂、博读精思治学、维护自由思想传统、创立当代学术高格、重建文化人正大精神品格,是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

具备这种心灵素质、英雄气质和道义激情,才能在历史关键时刻使我们的民族焕发伟大创造力,冲破一切阻力,获得自由和新生。

2016 年5月15日,春天多伦多

孙乃修

参考书目:

PETER N. CARROLL,We the People:A Brief American History

(Wadsworth Group,USA,2003)。pp. 295-319

HUGH BROGAN,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nguin Books,2nd edition,2001)。pp. 315-345

PAUL EDWARDS (ed.),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 & The Free Press,

1967)Vols. 3-4.

R. M. HUTCHINS (ed.),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84)Vol.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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