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画面：香港歌手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解说词：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中。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
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一
上面就是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第一集《寻梦》解说词的结尾部分。
可这已是二十八年（实际上应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多快哦！
这篇文字原本早就应该做出来的，可一直没做。之所以要做，理由无他，就是觉得不应忘记《河殇》。或说只要还能记起河殇，就能记起或联想到很多美好不美好乃至很残忍的回忆。这是需要的。
人们虽然需要美好的回忆，也还是不应忘掉那些不该忘掉的记忆。即便有些记忆虽然残忍，但它却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同样宝贵；因此，忘掉它们，我们的生命也就变得残缺了。而况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需要特别提醒，时时提醒。
也许是害怕有些人遗忘，也许是更害怕自己遗忘，当年在《河殇》播出后不久，自己还是找车间里（当年自己是纺织机械厂一线工人，做纱锭部件）一位女同事讨要了刊登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解说词的本省广播电视报。
现在转眼28年过去，加之搬家无数，保存不善，纸质也已严重发黄变脆，只是由于自己后来做了一点补救工作，它们在约28年后也还是可以比较完整地告诉人们《河殇》解说词里都说了些什么。
这样一说，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会误以为这部电视系列片中有什么比较“刺激”的话。那你就错了。可以告诉你，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用今天的观点今天的理念，解说词里找不着一句可以定为“寻衅滋事”或叫“扰乱社会秩序”乃至“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不仅没有，所有解说词都是理性的、平和的，没有一句“刺激”的话。这也正说明，无论我们社会中有些人是多么不想进步，但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潮也还是要裹挟着这些人前行。
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任何人想不进步都不行。
特别是今天回头浏览这部电视系列片的解说词，很容易发现，那时的中国人，非但一点不激进，而且还显得有点保守。然而，将来又一个28年过后再回头来看，谁能保证不会同样感觉今天是多么保守呢？我最担心的是又一个28年后，那时的人们认为后一个28年比前一个28年还差劲。真要那样，这一代人也就真该无地自容了。
这部电视系列片是由央视摄制的，自然也就由央视首播。不知是已经有所预料还是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六集电视系列片播出后，一片叫好，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央视也就准备重播。自己手头的这份《河南广播电视报》就是在央视重播前几天开始预告节目并连续刊登六集系列片的解说词。
在第一集解说词前面，这家电视报编者加了这么几句话：
“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8月15日至21日将重播《河殇》。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从这期开始连续刊登《河殇》的解说词。总撰稿：苏晓康、王鲁湘。”
这就告诉人们，《河殇》当年顺应历史潮流，是已经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所喜欢的。至于后来对它的一切诬蔑和批判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权力争夺的需要，不足挂齿。特别是当两年前五月下旬电视系列片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的话，让我们更加明白了那个政治斗争到底有多激烈。不仅有人把《河殇》与随后的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多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跟中共元老王震，围绕这部作品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据苏晓康说，《河殇》早在1987年就完成了，并送给中央领导观看。据说，也就在第一次播《河殇》时，四个中央领导赵紫阳、李鹏、杨尚昆、李先念调了片子（好像是在一起）看，赵紫阳当时的反应是，“干嘛骂老祖宗呢？”（这说明当年赵紫阳其实还是很传统也比较保守的一个人。而这部系列片也并没有骂老祖宗，只是没有从前那么尊崇罢了）这表明赵紫阳当时对《河殇》并不是很满意，但后来不仅让他的秘书出来公开支持《河殇》，而且在不久后接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居然还送了他一套《河殇》录像带。据说，《新华社》报导后，王震大怒。
这一点，现在可以得到印证。
一次无意间在互联网上发现一名为“王树明创作室网名雪卷风声”的博客中贴出了二十多年前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解说词的电子文本（与当年报纸所刊载的文字略有出入），据博主讲，他曾在1991年因在长白山区合作拍摄《山路雄风》而与《河殇》的编导夏骏得以相识。并从谢骏口中得知：
“《河殇》被禁播的主要原因是鼓吹全盘西化，贬低东方文明。特别是时任总书记的赵曾夸奖过此片并以此为礼物赠送给外宾，这都在赵下台之后成了当局批判《河殇》主创人员的罪状。夏骏对我说，此片的解说词是由知名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大学同学苏晓康执笔。当然由于前述原因，89年风波过后苏便赴法定居，夏也因编导《河殇》受到党内处分并把他从央视国际部调离到广告部，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编导岗位。”
“然而，《河殇》毕竟是中国第一部政论片，它的地位和影响至今不可低估。……正是此片于1988年6月16日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才开启了国民对改革开放的深层次思考，尤其是片中对中华农耕文明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批评，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热潮。当时的人们看罢《河殇》说《河殇》，并开始对中华文明的未来进行思索，民族理性和民主宪政由此开萌。然而，它却不幸成为黄金十年的一道最为惨红的尾声，为此本博转发《河殇》解说词，以此表达对苏、夏二位先生的敬意和祝福！”
二
《河殇》系列片第一集题目叫《寻梦》。现在把其中比较有些意思的文字挑出来，看看都说了些什么，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观点是不是真的说错了，是不是就是“鼓吹全盘西化，贬低东方文明”。
第一集开篇的电视画面是：黄河拉加峡，湍流漩涡。
解说词：
“1987年6月13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拉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保洛、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伟大领袖”讲的。要探险，就更难免。可这一次的起因多少有点不同。“据报道，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这段解说词如果只写到这里，一定会令很多中国人不满，认为撰稿人不理解自己的同胞，所以，解说词紧跟着说：“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的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本人相信，任何一个“爱国者”或民族主义者，看到这样一段解说词，都很难找碴。
当然，如果只说到这儿，这解说词又显得有些浅薄。所以解说词紧接着又讲了：“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情感？”这样说，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但这种批评是成立的：因为“无论怎样，他们把这种事情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而这悲壮和悲剧中有难以掩盖的狭隘民族之心，并且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正如解说词接下来所言：
“事情不仅仅只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啊。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是的，这个民族输怕了，再也输不起。
此外，这个民族的嫉妒心本来就比较强，加之由于近代受外来压迫太深，于是就总想着报复。别看现在国家领导人一走出国门，就强调多元，强调包容，强调和而不同，说我们这个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些多元、包容以及和而不同，往往只能证明我们不肯坚持真理，而并不体现在对待人尤其是对待人的生命上，否则也就不会有“虎狼之秦”一次就坑杀或叫活埋楚国40万俘虏这样惨绝人寰的事。
说中国人其实并不包容，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容易看到，即使像央视春晚上演的节目，其中也还是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了中国人并不包容的“本性”。这也难怪，就像西方社会，民主、包容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一样，报复、难以包容恰恰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习惯。
2014年3月31日，“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发表了《努力不惹事坚决不当谭嗣同》的演讲，其中讲到一件事，可以说它完全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德性”。
柳传志在演讲中给大家讲了一个他自己早期创业时的故事，他说：在办企业的前期，他花了好多精力应付环境，就是为了让他的企业能够安全运行。1988年他在香港建了一个小作坊，后来香港房子贵人工贵，就搬到了深圳。生产完了再拉回香港卖。“由于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关的人，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不合适的惩罚。少不更事的我们就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告状的结果就是，海关总署到深圳去做了解，最后没有给我们处罚。”如果故事只讲到这儿，当然是挺好的；而如果这就是最后的结果，那就不是中国人了。可“过了几天，我们从香港运货到深圳，排队一个多钟头，海关一看是我们就要检查，检查完了就让我们回到队伍尾部重新排队。从此我就懂了——不能告状。”
说你不信，读了枊传志这个故事，只觉得很悲哀，中国的现实就是让人不能坚持真理，只能委曲求全。特别是你看枊的演讲题目，就觉得对谭嗣同来讲，太寒心，太不公平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大家都是这种“怕死鬼”都想做顺民，凭啥他谭嗣同就该挺身而出。尤其现在还作为他的经营之道向世人“传授”，你说这种民族还能有多大希望！
无独有偶。李慎之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也举过一例：1994年央视春晚一个节目中，有位刚刚装上了电话的农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孩子打电话。做娘的心疼孩子为筹措学费而不得不在国外打工，于是怜惜地说：“等你学好了，把咱国家建设好了，让他们也给咱们洗盘子洗碗来。”李慎之指出：“这是极其粗鄙的民族主义，是完全违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精神的，也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李慎之认为，只有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
其实，这只是李慎之先生的美好愿望。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孔子所倡导的这种中国精神，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数。就连央视春晚这种审查极其严格的节目，一些原本上不了台面的话都能通过，正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主流非主流，也无论从民间到政府，整个国家都有这种狭隘的“报复心理”。也就是说，像春晚小品中那位老大娘的话，才真正代表了今天“咱们中国的精神”。
中国，为什么成为了这样一个中国？解说词分析认为：“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正是因为自己文明的衰落，于是，就总想寻梦，并且常常“梦回大唐”。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民族，中国才有龙的传说，才会把那个张牙舞爪的怪物视为民族偶像。河殇第一集接着就讲到了龙。
三
一提到龙，就感觉很奇怪。它不仅是虚拟的，而且是个张牙舞爪的东西。可我们这个民族居然拿它作偶像作图腾。
河殇解说词没有回避这些，电视片中播放了一些学者在演播室里谈龙神文化。
神话学者蔡大成认为：“龙，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装料。……在文化的含义中都是一种生命的符号……”
当时的《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谢选骏说：“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还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
“这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要把龙王老子供奉得无可挑剔，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响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但谁也没想到，这种“微妙的心理平衡”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打破。香港艺人张明敏《龙的传人》经演唱后，中国对龙的歌颂就愈发热烈了。直到最近一个龙年的2012年（农历壬辰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学习时报》，在头版头题发表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各大网站转发此文时“提炼”出的题目是：统战部副部长称：“炎黄子孙称呼不科学伤民族感情”。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要防止大民族主义。”本人觉得这种“思考”很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唐情形呢？河殇解说词在第一集中也有解释：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也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大一统的结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后来的问题是，当人类几个最闪光的古老文明都逐渐消失后，人们发现只有“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甚至认为我们这种文明一定是人类文明中最优秀的，不然，为何只有我们这种文明保存下来了呢？※
其实不然。解说词告诉人们：“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后来同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然而，直到信息时代的今天，有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始终不承认这一点，甚至还在幻想着中国即使没有发生蜕变，即使以儒家文化，在将来的一天也能领导这个世界。河殇第一集解说词的总撰稿人似乎早已预见到了似的，指出：“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1840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控的贫弱和落后。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可是26年过去了，中国整个社会，从基层到高层，从街头小贩到高级知识分子，甚至直至国家最高层，有多少人又肯认同这一点呢？我们近年来一再宣讲的中国梦，不就是想续写“历史的辉煌”吗。在这样一种国情下，凡是不同意见者，都是杂音、噪音，甚至认为是要“寻衅滋事”。看来，要让一个民族忘掉过去的辉煌，特别是承认那种辉煌已经衰落，是多么地难哦！
不过，事实是最无情的。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当我们有一天彻底地走不下去的时候，也就会明白，那种喜欢做白日梦的代价是多么地大！
2016年5月下旬修订
※数年前自己做过一则短文，题目叫《谁保留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几段话是这么说的：
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消亡有很多历史原因，甚至有许多偶然因素，文化本身的优劣强弱并不能决定。相反，有些文化之所以强势并因此保留了下来，只是由于这种文化比较符合统治者的理念，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利用，并不证明这种文化就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利益，就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国的儒学，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文化。
翻看中国历史，不仅本民族统治者喜欢它，就连外民族统治者一旦得到了天下，也喜欢。然而，它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快乐，相反，还制造出无数悲剧，甚至就像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杂文中所说，一些外民族统治者一旦唱起“老调子”，即拿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指导思想”，离他们政权的垮台也就为期不远了。否则，五四运动，包括当年的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中华民族精英，也不会那么起劲地要反省、批判它们，甚至干脆喊出“打孔家店”的口号。你能说，发生那样一场运动，还有鲁迅胡适陈独秀的那些檄文，都只是在证明着当年的无知吗？
后来读大知识分子、堪称“人瑞”的周有光先生的书，就更加明白了：“华夏文化成熟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今天捧出优秀传统文化，依旧离不开‘四书五经’。超出古代的进一步创造，实在微乎其微。长期的外族统治，禁锢思想，扼杀自由；不说五胡乱华，单说辽金元清，汉族是二等到四等奴才，动辄得罪，一字成狱，哪里谈得上创造文化？有人以汉族能同化外族为荣，殊不知那是一次又一次牺牲了几代人然后得来的血泪成果。”（见《四种传统文化略述》）这几行文字是颇能说明中国文化是如何保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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