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自称来自甘肃贫困地区丶当场背诵习近平讲话的男学生，对我讲述的我在流亡国外前，被中国国保骚扰家人丶甚至遭受殴打至昏迷等遭遇表示同情，又表示尊重我的言论自由。但我反问説：我不是需要同情，而是希望年轻朋友们思考，一个作家仅仅批评几句领导人，就差点被酷刑致死，这样的国家正常吗？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谁？是刘晓波。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迹吗？（我在台北教育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名陆生承认，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刘晓波的名字，也不知道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的罪名，不过是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及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时政的文章。你们去看看《零八宪章》，它跟法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内容，究竟有多大差别？这就是因言获罪。如果你们认为国家元首的面子比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更加重要，那麽，我和刘晓波的命运也随时可能降临在你们身上。
当我讲到这里，目光所及，发现那名同学的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
有趣的是，演讲结束之後，我发现这群陆生聚在教室的一个角落开会商议，相信他们正在检讨这场「攻防」的得失。有人大概要负责写交给上级的报告，并以此获得奖赏。无论如何，我仍然祝福这群年轻的陆生，今天晚上至少他们听到了平生中从未听过的一些异端的观点，让他们原有的「天然统」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他们会慢慢知道，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原来是可以加以质疑和反对的。我也相信，如果我的某一句话语如同一粒小小的种籽进入他们心中，假以时日，必定会开花结果。
如果説陆生捍卫中国的「荣誉」和「尊严」的言行，大抵是出於幼稚和蒙昧；那麽，某些访问学者在台湾宣扬党媒上的观点，就很可能是「职业」使然。既然有「职业学生」，当然更有「职业学者」。
我可以分享跟两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交锋的经验。
有一名自称是台师大访问学者的人，先後参加了我跟陈芳明教授在阅乐书店对谈以及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演讲，每次问答环节，他都抢先发言并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其实，前一次他的提问，我已经耐心解答了，他知晓了答案，第二次根本不必再提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与其説是提问，不如説是要爲我的演讲「消毒」。
这位访问学者的问题是：政治人物有多面性，是复杂的个体，不能全盘否定，全盘否定就是偏激之论。既然你説中国的决策不透明，那麽你的书中的资料从哪里呢？是不是你的臆想？你的书只能当小说看，不是严禁的学术着作。
我的回答是：首先，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有满坑满谷的对习近平吹捧了，有我一个全面否定他的声音来平衡有什麽不好呢？知识分子就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我不仅批判中国的专制者，我也批评美国和台湾的问题。其次，我书中的素材，都取自中国官方的报道丶西方和港台媒体的报道，我没有特殊的渠道能够取得秘密材料，我只是将这些材料进行搜集丶整理丶比较和分析。第三，我写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书，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政治评论，不同的着述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如果你想看我的学术文章，建议可以看看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彷徨英雄路》。
在中山大学亚太及中国研究所，也有一名自称来自福建华侨大学的访问学者，非常激动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骂国家领导人是一种好的推动中国进步的方式吗？不要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现在还不是问题一大堆；反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运作更好。一九八九年你在哪里？从後来的情形来看，如果那些学生领袖夺权了，中国一定天下大乱。他们都跑到西方去了，他们中有哪一个坐过牢？中国不是没有言论自由，我的朋友骂共产党骂了二十年，还不是安全无虞？
让我震惊的不是这位学者的提问有多麽尖锐，而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准如此低下，连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学生的水平都比不上。这样的人当教授，又能教出什麽样的学生来呢？我不禁爲中国的大学生感到忧虑。这位学者的问题个个都很容易解答：政治人物就是用来给民众批评乃至辱骂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公民有批评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的出现；民主当然不能包治百病，民主还需要共和丶宪政丶自由等观念配搭，更何况丘吉尔说过，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没有民主绝对是最坏的制度；1989年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在四川老家，虽然没有参与学生运动，但中共开枪杀人却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後来某些学生领袖的种种不如人意的表现，并不能否定学生运动的正义性，而坐过牢的学生领袖的名字，你从谷歌上几分钟就可以搜到，在台湾任教的王丹就坐过几年牢，请你不要再以讹传讹了；最後，你的朋友有在公开的媒体上骂共产党吗，他骂共产党的言论有可能刊登出来吗？如果只是在家里骂，在朋友间的饭局上骂，那是私下里的言论，私领域的言论自由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这些回答，终於让这位访问学者无言以对。
我在台湾与陆生的相遇，有愉快的经历，也有非常不愉快的经验。无论如何，台湾这个自由的宝地，爲我与那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同胞提供了相遇的机会，我对台湾心存感激。我相信，自由比专制更有吸引力，这是由上帝赋予人的天性所决定的。所以，在台湾的陆生们，大部分总会有灵魂苏醒的那一天。未来，我们会在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并肩同行。
附录一
邀请我前去交大演讲的一名学生社团的负责同学在脸书上的留言：
昨天余杰先生来交大演讲，最大的动员者是中国政府，没有啦～应该是说现场的中国人搞不好比台湾人还多。
到了Q&A时间，中国学生各个「磨刀霍霍向余杰」。有好几位都大大地赞扬习主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culture shock。我们或许对中国有些想像，可是昨天是一个强烈的文化冲击！（虽然这跟我之前认识的中国学生都不太一样。）
余杰先生请他们跳过媒体对习主席的报导，抒发自己的意见就好，不料，这个中国学生说：「我说的这些，不是媒体的报导，也不是舆论，都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好像你跟习主席是多好的朋友一样咧，不是透过媒体要怎麽「感受」习主席，难道跟习主席同桌共餐过？
昨天余杰先生的演讲大致上我都同意，但是他认为台湾人应该多跟中国民间社会交往，中国民间社会有一股跟中国共产党不同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绝不等於中国。
好的，那我想问这种良善的中国民间社会在哪里？虽然我承认交换生或许有受过某种程度的调查，也不能代表中国民间社会，但是如果连中国的交换生都表现出这种赞扬党丶歌颂党丶维护党的立场，那到底中国民间社会在哪里？
这种「赞扬党丶歌颂党丶维护党的立场」的目的到底是什麽？我实在不太了解，是真心爱党吗？所以不容他人在国际上诋毁党；还是成群结伴地出现在这种场合，要给做记录的「马英九们」证明「我有维护党哦，我没有纵容这些人诋毁党哦」？
不过，我觉得昨天还有几个重点：
1丶透过「这些」中国学生的表现，形塑出了一种明显的文化边界。这种认异的过程，显示出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2丶在今天的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可以享有很高的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党，也不必维护党，甚至不必歌颂党。（而这些陆生的表现）根本让我想到「敬爱的先总统蒋公」其实根本也没有离我们太远啊！
附录二
一位参与当天晚上演讲会的台湾人在我在脸书上爲我发来的私讯（作者本人同意由我发表）
我是昨晚第二位发问，问您中国民主化可能性的那位台湾人，也就是拿着电脑拚了命打字，想要记下资讯供未来回味的小小工程师。看见您新的贴文，心中有些难过。
昨晚的问答时间，我有感受到陆生们的攻击性，同时听着他们的发问，我忍不住失礼地一直笑。倒也不是要笑他们迂，只是我彷佛看见了大学时期的我。
请容我稍稍讲一点自己的小故事。
我生於苗栗县，长於苗栗县。苗栗县在台湾是个颇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国民党怎麽选怎麽赢，几十年过去了民进党在这里的选举毫无胜算，即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2016大选，在苗栗也是稳当拿下两席立委。这样冥顽不灵的苗栗县，被外县市的人讽为「民主圣地」丶「永远过不了智力测验」。
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我，自然而然不对国民党有什麽敌意，即使不见得听过多少对国民党的吹捧，一定很多人都听过：「民进党是乱党」这样的话术，且深信不疑。
高中的时候有幸读了以自由学风着名的新竹高中，第一堂历史课进来的是有名的张德南老师，头没几句话就指着校长室的方向骂脏话，批校长是国民党的走狗。刚上高中又逢叛逆期，看到这样的震撼教育只觉得这个学校实在太有趣了，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只是我不觉得国民党有老师讲得那麽糟，也许老师太偏激了。这是我回忆起来，最早的政治意识。
高中毕业就读东海大学，运气很好，也是个校风开放的环境。大一的历史通识课，老师恶狠狠地撂下必考题：「中华民族不存在，这是必考题。谁敢写错就一定当掉」我已经记不清後来老师有没有解释过这个复杂的脉络，但我肯定在那之前他没说过。当下我只觉得我从小被教育的「光荣的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样的价值观，在课堂上被老师用力地羞辱。抱着抗拒的心情，我几乎不想听下这堂课。
曾几何时，我竟然变成一个，可说是标准的「台独份子」。每当我想起自己立场的转换，不免回忆起前述两件事。
我不敢说我能体会您受过的不公，我真那样讲就太自以为是了，我只敢去想像那多可怕。然而我的成长脉络，是相似於昨晚在场的陆生，我真切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不幸地，在场两位老师（应该是吧，我并不认识），或许是因为地主之故，急忙想要「矫正」些什麽，於是在场的火药味就更浓了。
会後我看见他们集结了一圈。立场上我是局外人，心情就少了些顾忌，抱着好奇心过去听听看他们在谈些什麽，理所当然是跟这次论坛有关，同时有另外一位长者在对他们晓以大义，使得他们的讨论零零散散，也没什麽大意。
我（这通常是害羞内行的工程师）鼓起勇气对在场的同学说：「不好意思，我是台湾人，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很讶异这边聚集了这麽多陆生，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愿意跟我说吗？」
他们脸上瞬间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竟然会有台湾人想要听听陆生的想法。我也很讶异，强调了自己可能是标准的台独份子，他们还是很愿意跟我谈。
於是，我们一行人在会场外聊天，直到十点半会场关门，意犹未尽还到旁边的凉亭聊到十二点，一个不期而遇的小小沙龙就这样开始了。
聊天的范围，从言论自由丶宗教自由丶同性恋丶台独与华独丶周子瑜事件及中华台北队的荒谬丶台湾追求民主的过程与国民党倒行逆施，提到了三权分立的概念也略为碰触了台湾宪政体制的问题（因为许多陆生也被教导台湾民主有问题），也讲到了集会游行法与陆生一定会有的担心：「乱」。说实在我不是社会学丶法学出身的人，底子不够深厚不敢讲得过头，我也知道他们在这些领域都是生手，我尽可能地把我看过的东西，整理之後分享给他们，并提了一些关键字给他们搜索的机会。
尤其，提到选举的时候，有人问了：「台湾到底是怎麽选举的」，这个问题一抛出来，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他们很殷切地想知道，这种事情怎麽可能进行。（幸运地，我不但有投票经验，我还有帮忙辅选的经验，这难不倒我）
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地点是二重疏洪道下的广场，飘着细雨的晚上，依然不减人们的热情。（图片来源：geoffrey摄於2004年3月6日，CC BY-SA 2.0 tw)
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地点是二重疏洪道下的广场，飘着细雨的晚上，依然不减人们的热情。（图片来源：geoffrey摄於2004年3月6日，CC BY-SA 2.0 tw)
作为回报，他们很真诚地跟我说了内心的想法。好比有位同学是福建人，他说1996年台湾海峡情势紧张的时候，他家乡的长辈们根本就不想打仗，因为福建离台湾近，真打仗了很有可能先死他们。谈到言论自由，也许是因为少了防卫心，他们很坦诚地说，的确觉得言论有管制，且有好也有坏，信息不自由新闻不自由，说什麽话大家都不能信，根本就无从判断起事情的真伪。他们也对於五毛丶水军很感冒，谈到帝吧在脸书闹板的事，也觉得不应该。
讲到民主自由等等的终极目标，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与我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环境丶教育丶宣传等等的影响，让两方对於通往终点的路径想像，很不一样。
我并不想责备他们什麽，他们这样太正常了。看看我们台湾战後婴儿潮的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去看待国民党与中国。只是，我很幸运地没有经过苦刑的方式就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历史论述，使得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而，同样没有经历过恐怖统治的年轻人，正在此时纠结着，自我反省着过往的认知是不是对的，这时候出现了防卫心态保护自我，这是完全能够预测的。
恕我以比较不尊敬的方式来比喻，他们好比站在教堂外的苦人，好奇地想要看看教堂内是什麽样子，这时候如果听到门缝传出声音说：「外面那些人想干嘛，是不是想偷我们的东西？」他们的反应可想而知：「谁稀罕？你以为我们真那麽穷？」也许就因为这样，他们被推得更远，彼此更不能理解对方了。
我想，是因为各自的生活经验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幸运的生在没有白色恐怖的台湾的我，在看见他们对於民主丶法治丶自由的好奇心，那发光的眼睛。我深深地觉得中国民主化的种子就在那里。
来源：想想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