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谎言（网络图片）
第三章 寻找推理的谬误
在上一章《寻找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中，笔者介绍了如何寻找和明确作者隐藏或未清楚表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即寻找“说明性前提”和“描述性前提”，这样，就会对其文章做出更深刻的评判。否则，你会被其论证所诱导，可能不自觉地轻易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寻找“说明性前提”和“描述性前提”，就是确定未出现在评论中的无形粘合剂，能否把原因与结论结合在一起。
本章我们要考察评论的具体推理部分有无谬误，这里所说的谬误不是因思维水平有限而导致的推理错误，而是有意为之的欺骗，即说服读者接受一个结论所运用的推理骗术。
人们常常称不讲理的人“拿着不是当理说”，对于更专业的说谎者来说，许多诡辩让一般人难以防范和反驳。所以，在官方操控信息的当下，学会识别党媒评论推理中常见的各种谬误，不仅能够防骗，而且有助于进行揭露与批驳，提高公众的思维水平。
一、把评价前提作为出发点
发现谬误的主要技巧是寻找前提特别是描述性前提，前提越可疑，与推理的相关性就越小，甚至完全无法联结原因与结论。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寻找谬误。
确认文章的结论和理由。
牢记结论并考虑与之相关的理由；把你的这些理由与作者提供的理由相比较。
判定理由是否阐明了一个确切的、具体的优势或者不足；如果不是，则要谨慎对待。
问自己：“如果理由是真实的，那么，要相信什么才能在逻辑上支持结论呢？是否要相信理由是真实的呢？”这样，你就能找到任何必要的前提。
问自己：“这些前提有意义吗？”如果找到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就发现了推理中的一个谬误，从而否定这个推理。
如果有能引起强烈情感的短语，看能否从相关理由中分离出来。
下面我们看推理中常见的谬误都有哪些。
二、常见的推理谬误
1.把合理当正确
例如《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2015年9月23日）：“共产主义不再是口头禅，但它作为高远追求，仍在社会的前方。我们低头拉车，但也要抬头看路，巩固全社会的政治信念，否则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实际上中国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较乱，西方的那套要改变中国方向的激进主张回流进我们的社会，被一些人指称为中国应有的国家理想。”在社会快速变化时期，“思想上比较乱”是正常现象，可以有多种合理解释，绝不只是因为仅仅缺少某一种思想或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不再被相信只是其中之一，一个谎言即使产生过精神作用，也不能成为继续相信的理由。因此，作者的谬误是“把合理当正确”，即当存在多个合理解释、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解释的情况下，把一种合理解释当成了正确解释，而没有找到或选择那个唯一正确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正确的解释是：官方意识形态破产后，因缺乏信仰自由的保障，人们难以接触和选择新的信仰，所以造成当下许多中国人处于信仰的暂时真空阶段。很明显，作者声称（自己未必相信），中国“思想上比较乱”的原因是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这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接受官方指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不能自由选择。作者所鼓吹的不是信仰，而是精神奴役。
2.不相干
例如《“阿拉伯之春”，历史不卖后悔药》（2016年1月16日）：“……‘阿拉伯之春’的代价超出了从中东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预期，它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痛苦震动了世界。目前5年过去了，只有突尼斯的民主有了些模样，而且大体保持了稳定。该国出过袭击总统车队的恶性事件，但万幸没导致政治连环效应。埃及多被指‘复辟’了，争议极大。其他几个‘春’了的国家如今的确都陷入‘深冬’，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情况，一个比一个严峻，它们或有两个政权，或深度内战，都民不聊生，涌现了严重冲击欧洲的难民大军。”“‘阿拉伯之春’不能说是西方一手挑起的，它的爆发首先由内因驱动。然而西方的确给予了很热烈的掌声和有实质意义的支持。‘阿拉伯之春’搞成眼下的样子，对鼓吹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是个打击，它会让其他转型国家多一些谨慎，国家道路的探索也因此更有价值。”
作者虽然承认“阿拉伯之春”的爆发“首先由内因驱动”，但以爆发后的乱局来诋毁“鼓吹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无法令人接受。“鼓吹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只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思想原因之一，但与其后出现的乱局无直接关系。在此出现的是“不相干”谬误，即理由与结论之间不相关或相关很小。与乱局有关系的原因有：旧权威被摧毁后新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缺乏整合力量，部族、党派等之间的新旧矛盾爆发，民众的民主实践经验不足，各方缺乏信任和协商妥协的精神与技巧，体现民主原则的制度和运作系统还不成熟，国外势力的介入等。
还有一种类似不相干谬误的例子。《中国“民主”排136“最好国家”排17的矛盾》（2016年1月23日）：“最近两个榜单几乎同时出炉，第一个是2015世界民主指数排名，由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第二个是2016‘最好国家’排名，由华盛顿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BAV战略咨询公司和沃顿商学院联合发布。”“在第一个民主指数榜单中，中国被排在136名，中国前面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在第二个‘最好国家’排名中，中国高居第17，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靠前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包括爱尔兰、韩国等都在中国之后。两个榜单对比着看，非常有趣。”作者将固态的制度标准与动态的社会指标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不仅难以比较，而且无法互相印证。作者有意这样，就是借助本不能构成对立的一对“矛盾”，来否定民主的普世性，以所谓“最好国家”排名为中共专制的“中国道路”辩护。
3.诉诸权威
这一谬误在《环球时报》很常见。例如《巴菲特盛赞中国经济有几分可信》（2015年5月4日）：“美国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和他的‘黄金搭档’芒格2日盛赞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清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好。巴菲特说，中国用四五十年的时间做了美国两百年的工作，是个‘奇迹’。他认为中国‘找到了释放自己潜力的道路’。同是这段时间，唱衰中国经济或者对中国前景表达担忧的都大有人在，关于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颇有影响力。那么这两种论述哪种更有道理呢？”从标题也可看出，作者显然同意巴菲特的观点。过去并不能完全代表未来，同时，由于各种因素复杂多变，预测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仅仅靠某个名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诉诸权威”的谬误。
4.诉诸公众
这也是《环球时报》很常见的谬误。例如《毛泽东是伟大的人，不是伟大的神》（2015年9月10日）：“毛去世39年来，中国民间对他的看法总有一些不一致，而且经历了曲折，但对他评价的共识总的来看在增加，越来越正面也是个总趋势。否认这一事实是怯懦和自欺欺人的表现。毛泽东不是个人和某个小群体就有能力评价的，能够评价他的只有全体中国人民。”在一个资讯不开放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共识，何况作者说对毛“正面”“评价的共识”仅仅是“增加”，不一定占大多数，更不能说是正确的。作者以“共识”和“全体中国人民”，来否定“个人和某个小群体”的评价能力，支持自己的观点，是“诉诸公众”的谬误，即认为只要是一般观点或多数人的普遍态度，就是正确的，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5.虚假的两难困境（非黑即白）
例如《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不须“讲透”》（2015年9月28日）：“在国际上，我们则需实事求是，多让外界看到中国仍然欠发达的领域和角落，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展援助的要求契合我们的真实国力。这样做实际需要国内舆论的支持，因为展示中国落后的一面容易削弱国内民众的信心，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绩又会增加外界从中国筹钱的念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会长期面临这一矛盾，国内越团结，中国向世人摆出自己急需用钱的那些事实和理由则越容易，也越坦然。”在作者那里，中国似乎只有“展示中国落后”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绩”这两种选择，在此之外不能选择不主动展示和让新闻媒体自由报道，这是“虚假的两难困境”的谬误，即当存在不止两个以上的选择时，却假定只存在两个选择。作者的目的是为当局向国际过多地撒钱辩护，把国内民众的信心来源歪曲为当局对外展示的面子而不是自己的真实生活，作者以克服这一矛盾为由，要求“国内舆论的支持”和“国内团结”，实际上是为了让民众维护当局的专制统治。
6.命名解释
例如《泄国家机密判7年与“言论自由”无关》（2015年4月18日），此文除了按官方口径说高瑜犯了“泄国家机密”罪，通篇不谈“泄国家机密”罪的具体内容及其为何与“言论自由”无关。高瑜“泄露”的只不过是中共关于“七不讲”的党内文件，文件内容非法，公开实施，根本不是“国家机密”。即使是所谓“国家机密”，如果侵犯公民权利，也不能以“保密法”为名给予保密。高瑜“泄露”的是中共非法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罪证，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所以，此文作者仅仅以“泄国家机密”来支持自己的结论，是“命名解释”的谬误，即用给某事件命名来替代对该事件的解释。
7.诉诸无知
例如《〈十年〉吓唬香港社会，内地管不了》（2016年1月22日）：“《十年》属于‘预言幻想片’，以极其悲观的心态讲述2025年的香港。”“在内地人看来，这部片子是完全荒诞的，它所描绘的场景十年后不可能在香港出现，包括内地社会也不是这个样子。”电影所表现的未来香港，谁也无法证明能否出现，因此，就给予完全否定，这是“诉诸无知”的谬误，即当无法证明某个事物是对的或是存在的，就直接宣称其是错的或是不存在。
相反，当无法证明某个事物是错的或是不存在的，就直接宣称其是对的或是存在，同样是“诉诸无知”的谬误。例《阿里收南华早报，香港舆论何需紧张》（2015年12月15日），作者从阿里商业帝国、香港及国际媒体市场的并购、南华早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阿里收南华早报的合理性，这并不能证明未来不会出现令人担心的情况，所以，作者让香港和西方人士不必“大惊小怪”，不必“担心阿里代表了中国政府要控制香港舆论的那只手”，是毫无说服力的。
8.滑坡推理
例如《香港政改面临高难度摊牌》（2015年4月23日）：“香港越乱，政治上的戏剧化空间可能越多，但政治终究不能当饭吃，香港衰落最终将殃及反对派自身。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性逻辑，我们寄希望于反对派阵营在强硬态度的表象之下，蕴藏着一些在关键时刻的妥协意愿和灵活性，希望有议员会不忍心香港被他们折腾得真的朝着‘第三世界’一步步沦落。”防止香港衰落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促进香港政治进步，但是作者认为只要在香港政改上有矛盾与冲突，香港就会被“折腾得真的朝着‘第三世界’一步步沦落”，这是很明显的“滑坡推理”谬误，即做出这样的假设：当存在一些方法能阻止一连串不可控的、不必要的事件发生时，采取某一措施会引发所有这些事件。
9.窃取论点
例如《崩溃论与威胁论，中国更烦哪个》（2015年8月29日）：“西方或流行‘中国威胁论’或流行‘中国崩溃论’，这两者都在考验我们的承受力。中国外交部门大概更头痛‘中国威胁论’，中国社会治理部门则更讨厌‘中国崩溃论’。我们需要全方位继续强大，那样的话无论再遇什么怪‘论’，我们都能一笑置之。”首先需要澄清，这里的歧义词“中国”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中共”，而“我们”一词是以中共捆绑民众，故意掩盖官民的分裂和对立。其中的“我们需要全方位继续强大，那样的话无论再遇什么怪‘论’，我们都能一笑置之。”是“窃取论点”谬误，即推理中的结论（“我们需要全方位继续强大”）应当被证明却被假定（“那样的话”），结论只依赖自身使用不同的词语（“那样的话”是“我们需要全方位继续强大”的重复）来自己证明自己，而无需任何依据，结论在推理中是一个假设。
10.妄下结论
例如《立法管理NGO决非对外开放“急刹车”》（2015年6月4日）：“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因针对NGO的立法而停滞，中国人的生活面貌会发生可怕的变化，但几乎没有中国人相信事情将会这样。”这最后一句话，毫无论据支持，大多数中国人连NGO是什么都不懂，何谈相信与否？这是“妄下结论”的谬误，即理由不充分或理由不明确就直接下结论。
11.一厢情愿
这一谬误在《环球时报》很突出。例如《军队自绑16恶人，人民更相信子弟兵》（2015年1月16日）：“我们知道腐败问题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一届党中央大刀阔斧铲除腐败对此作了证实。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也吹散了困惑，在腐败废墟间竖立起全体人民信心的新支柱。……今日中国也肯定不是本国历史中最腐败的时期，但今天的反腐败在中国及全球历史上都罕有记载。人民是能看懂这一点的，这一根本事实是中国社会对未来信心的重要源泉。”
“人民更相信子弟兵”，“在腐败废墟间竖立起全体人民信心的新支柱”，“人民是能看懂这一点的，这一根本事实是中国社会对未来信心的重要源泉。”是作者毫无根据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谬误，即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
12.人身攻击
例如《澳媒“IS和中国都是法西斯国家”不过是裸奔抓眼球》（2015年3月4日）：“一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允许如此极端的国际编辑胡作非为，这超出了我们对澳大利亚主流新闻界操守的想象。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澳媒体偶尔发作的‘正常歇斯底里’，还是个别编辑出于种种偶然原因获得了表现其‘大脑不正常’的机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曾关押过大英帝国的大量囚犯，当澳大利亚社会里少数人出现正常文明难以解释的怪异表现时，这是否来自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基因遗传呢？我们不得而知。”作者也许与他就此采访的“中国学者”一样，认为“根本没必要与这篇文章争辩中国为什么不是法西斯”，所以，作者只是以“正常歇斯底里”、“大脑不正常”和囚犯的“基因遗传”，来谩骂澳媒作者在内的“少数”澳洲人，这是典型的“人身攻击”谬误，即通过谩骂、贬低或攻击一个人的身份或背景对其给予否定，而不是针对其观点。
13.错误解读和诉诸情感
例如《诋毁邱少云的那帮人，既狂又二》（2015年4月18日）：“加多宝凉茶的官方微博16日与一网上大V@作业本互动，以感谢后者的口吻大谈‘烧烤’。@作业本两年前曾在网上公开嘲讽革命烈士邱少云，称那位抗美援朝英雄被烧死是‘单面烧烤’。……”“事件的最初起因还是围绕邱少云事迹是否‘造假’的争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在网上质疑邱少云被活活烧死却一动不动‘不合生理学常识’，并断言邱的故事是‘伪造的’。从更大的背景上说，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的故事近年先后成为一些互联网舆论的靶子，雷锋遭到的类似攻击更多。”
开始虽然承认争论的焦点是围绕官方树立的英雄形象“造假”问题，但作者接着却把话题转移到价值观之争。再接着看文章的主要内容，更迷惑读者的是，作者把对方批评“造假”中的邱少云形象“被烧死是‘单面烧烤’”的言论，视作对邱少云本人的“诋毁”，这是“错误解读”的谬误，即有意或无意地错误解读对方的表达，以此进行推理，得出不利于对方的观点。
作者在论及对方及观点时，在文中使用了“既狂又二”、“小混混”、“跑冒滴漏”等词语，这是“诉诸情感”的谬误，即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影响读者对作者观点的判断。
14.歧义词（偷换概念）和不当模拟
有时文章的谬误不仅存在一个。例如《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2015年12月10日）：“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即将在浙江乌镇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9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多个敏感问题，包括删帖、屏蔽外国网站等等。有西方记者提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局域网’。在鲁炜的一系列回应中，被传播最广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欢迎那些挣了中国钱、占了中国市场，还诬蔑中国的人。就像每一个家庭，都不欢迎不友好的人来做客一样。’”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中国”，在鲁炜的讲话中，前两个“中国”指国家，最后一个实际上是指“中共”。这里出现的是“歧义词”（偷换概念）谬误，即一个词有有好几个含义，作者不是按一种含义统一使用，而是按不同的含义转换使用。这一谬误在《环球时报》最多。
鲁炜把中国形容为“家庭”很不恰当，中共也不是中国民众选举的，二者并不是一体，批评中共并不等于“诬蔑中国”。鲁炜的谬误显然是“不当模拟”，即用两个不同特质的事物来做推理。
还有一种类似歧义词（偷换概念）的谬误。例如《让蒙面罩袍远离新疆，这没错》（2015年9月25日）：“需要指出，乌鲁木齐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穿蒙面罩袍的地方。法国2011年发布了适用于全国的‘面纱禁令’，并且很快逮捕过一名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西班牙、丹麦等欧洲国家也对戴面纱做出限制，有的国家将限制扩展到穆斯林头巾。”稍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把“禁止”与“限制”、“蒙面罩袍”与“面纱”、“头巾”并列，制造晕轮效应，使读者忽视它们的区别，为作者的观点提供辩护依据。
15.以偏概全和偷梁换柱
例如《脸谱封中国异见人士的号，有意思》（2015年1月5日）：“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在脸谱（facebook）上的账号日前被该网站‘暂时封锁’，原因是廖上传了一张其朋友裸奔抗议中国监禁刘晓波的照片。脸谱方面表示该网站禁止裸露内容，封锁廖的账号与政治和商业利益无关。”“还是让我们把客观事实看得更清楚些。第一，西方网站的言论自由并非毫无边界，它对自己原则的守护似乎很坚决。第二，廖不仅与中国政府冲突，他的做派西方舆论机构也有受不了的地方，与他和谐相处在哪里看来都是一份‘挑战’。”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脸谱“禁止裸露内容”仅仅是对表达方式的限制，而不是对表达内容的限制，可具有欺骗性的是，作者将脸谱“禁止裸露内容”当作是“西方网站”对言论自由设置的一种边界。这是“不相干”的谬误。
把廖亦武与脸谱（facebook）的冲突，歪曲为他与整个“西方舆论机构”的冲突。这是“以偏概全”的谬误，即轻率地将个例现象推断成整体的状况。
接着在文章中，作者又抛开个案，将论题转移，谈及“中国出走海外的异见人士”，借题发挥，抹黑他们，否定所有的“异见人士”，这才是作者的目的。这是“偷梁换柱”的谬误，即提出一个不相关的主题，使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论题上，有助于自己“赢得”辩论。
16.轻率联接因果、攻击稻草人和妄求完美
例如《校园政治化与港大排名快速下滑》（2016年1月29日）：“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港大这几年的严重政治化趋势是其国际排名越来越低的基础性原因。而香港社会近年泛政治化的大环境既影响了港大的内部氛围，也影响了外界对这所原本香港”最高学府“的观感。”“随着内地社会的崛起，香港面临重建自身优势的挑战，香港年轻人感受到的问题很多来自于地缘经济形势的变迁。然而这不是政治问题。试图用简单的政治手段来解决盘根错节的现实困境，世界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所谓民主要能解决一切的话，这个世界从中东到拉美，再到东南亚，早就处处洋溢着幸福的欢声笑语了。”
虽然作者承认“大学排名是有很多具体指标的，‘政治化’与否本身不是标准。”但却借十分模糊的“很多人”之口，将“港大排名快速下滑”的“基础性原因”归结于其“严重政治化”，这是“轻率联接因果”的谬误。即把一个特殊事件当作因果联系的主因而忽略其它因素，或仅仅根据二者的时间前后就轻率肯定二者是因果关系，而忽略其它因素（相反的谬误就是轻率否定因果关系）。同时，作者将香港年轻人对中共政治的不满，歪曲为试图以简单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是“攻击稻草人”谬误，即首先误解或故意歪曲对方的观点，再进行攻击。最后，以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由，来否定民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这是“妄求完美”谬误，即以不能达到完美为借口，而否定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常见的谬误不止以上这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学习，通过应用提升自己的查错神经敏感度。
除了识别党媒评论推理中常见的各种谬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其论据的可信度，分辨各类证据可能出现的谬误。请看下一章《考察证据的可信度》。
（待续）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