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共产专制大国，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民主转型。中国的民主转型为何如此艰难？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哪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我们将遇到哪些阻力和挑战？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何种道路？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长期思考与研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两位学者，冯崇义和丘岳首，向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献上了他们的一部论文集：书名是《和解的智慧》。该书已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两位作者的18篇文章以及三篇附录。其中，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入浅出的阐发，有对时政的理性的分析批评，也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富于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
和一般的时评政论相比，这本书更有学者的严谨与明晰；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更通俗流畅，贴近现实。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有很强的时间性：它是为当下的中国而写，希望为当下的读者所读，指望在当下的中国发挥一定的作用。正象两位作者在前言里所说：“我辈本是书斋中人，直接出面干预江湖中事，实是情非得已。”作者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李慎之一样，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再不实行就要出大麻烦大危机大灾难了。我们是在和灾难赛跑，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
两位作者指出：“中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转型：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从大一统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这种宏伟的转型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希望和期盼。与此同时，社会大转型也引发种种矛盾与危机。失范现象遍布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处处显示出现有党国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的需要。……为此，我们渴望并将致力寻求一次‘壮丽’的和解——体制内外、海内外不同政见者基于宽容理性和政治多元化等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和解”。
请注意：在这里，针对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作者首先提出的主张是政治和解。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从表面上看，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譬如说，作者没有提出应该怎样解决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问题，怎样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怎样解决腐败问题，怎样解决失业问题，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怎样解决人口问题，怎样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诸如此类。作者首先提出的是政治和解。这是不是太务虚、太空泛了呢？不是，绝对不是。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开端是相当程度的政治和解”。没有七十年代末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共产专制就是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不断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对立与仇恨。如果听任这种分裂、对立和仇恨不断积累而拒绝实行和解，整个社会必然会爆发大动乱大灾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冯崇义和丘岳首似乎并没有提出解决当今中国各种问题的具体办法，但实际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解决问题”还更为基本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自由民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自由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自由民主就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这难道不是比提出一两个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更重要吗？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回答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时，开门见山第一条就是“让农民自己说话”。这个答案不是比那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更根本吗？
作者指出：“和谐，是指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稳定，是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政权与国家的稳定，终归是要落实于一个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不错，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但经济大厦建得愈高，愈是要求有一个坚实平稳的文明政治基础。缺乏合法性的专制政治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天堂。中国的危险恰恰在于一座不断拔高的经济大厦与政治合法性地基的不相适应。封杀有善意建言认真探讨问题的网站，逮捕及恐吓有独立见解的异见人士，一如在这一原本就脆弱的地基上再挖掉一些沙石。”“大厦倾倒，无一方将幸免于难，是谁也不乐见的。要免于这一灾难，急需各方人士、特别是握有主动权的政府一方的理性、妥协和宽让。执政者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异见，不能以固有唯我独尊独大的偏执心理态度拒斥不同政治理念，更不能以掌控的国家暴力扼杀思想者。”
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丝毫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两位作者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呼吁中共当局停止政治迫害，实现政治和解，是不是太迂腐、太书生气了呢？我相信作者的现实感决不比别人差。事实上，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从而对大灾难到来的可能性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才写下了这本书。两位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不能不感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向读者热诚地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2006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