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单读 作者：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第十三章 节选
杰弗里·迈耶斯 著
孙仲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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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周折才得以出版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在文学及经济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如同《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其道而行之，最终面世前，曾被 5 家出版社退过稿。奥威尔是从 1943 年 11 月，即在《论坛报》工作时享有自由的那段时间开始写作此书，并于 1944 年 2 月写完，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和诺曼底登陆之前——那两次战役是盟军首次开始打胜仗。当时对俄罗斯人，存在着同仇敌忾的强烈感情，他们尽管吃过败仗，但仍牵制了希特勒对英国的进攻。奥威尔不是等战争结束后再说，而认为揭露苏联蜕化本质的最佳时机，是在俄罗斯人最受欢迎之时。
希特勒在 1941 年进攻俄罗斯后，戈兰茨又回到了共产党阵营。奥威尔知道出于政治原因，他绝不可能出版此书，他也是这样告诉戈兰茨的。但戈兰茨坚持他对奥威尔的下一部虚构作品有选择权，一定要读，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说：“你显然认为我是斯大林的走狗，我想我真该为此得意，可我已有三年被视做反斯大林者，不允许进入苏联使馆。”尽管戈兰茨表现得不存偏见，但正如奥威尔所断言的，他“觉得在我们和俄罗斯为生存并肩而战时，出版这么一部猛烈攻击她的作品说不过去”。奥威尔因为终于摆脱了束缚而高兴。1945 年 7 月，他告诉伦纳德·摩尔：“我跟他没有发生个人争吵，他曾经待我不薄，在别人不肯时出过我的书，可是跟一个部分出于政治原因接受或者拒稿的出版人绑在一起显然不能让人满意，而且他自己的政治观点总在变化之中。”
尼科尔森与沃森出版社很快以同样理由拒绝出版后，摩尔把此书交给了乔纳森·凯普，后者曾在 1931 年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凯普的审读者报告道：“它可以说是个寓言，本身读来有趣，当作讽刺苏联的作品来读，也能得到那种讽刺趣味。”他建议出版。凯普想推出此书，但仍存疑虑，就将其交给情报部一名高级官员去读，该官员请凯普以爱国为重，建议他不要影响英国与盟国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此书的潜在影响比出版人认识得更透彻。)得到那位官员的建议后，凯普改变了主意，写信告诉摩尔战时出版这样一本书“很不明智”，也请他注意奥威尔笔下惹麻烦的猪：“如果这部寓言中的统治阶级不是猪，就不会那么冒犯人。我认为选择把猪写成统治阶级无疑会冒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无疑俄罗斯人是那样的。”奥威尔这时已经非常愤怒，他说审查是“不收贿赂，不恐吓，不罚款——只是点点头、眨眨眼，就完成了审查”。他嘲笑凯普担心斯大林可能不喜欢这本书，曾对伊内兹·霍尔顿说：“想象一下吧，乔伙计(他根本不知道俄语之外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会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读着《动物农场》说：‘我不喜欢。’”
迈克尔·梅耶称此书也遭到了威廉·柯林斯的退稿，柯林斯是个“最势利的格拉斯哥苏格兰人，他根本不关心此书的政治方面，但认为这么薄的一本书卖不动。然后手稿到了法贝尔兄弟出版社的 T.S.艾略特手里，在奥威尔写作生涯之初，退了《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也是他。安德烈·纪德拒绝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事广为人知，艾略特对《动物农场》反常的误读(那些猪再次成了棘手问题)和严重判断错误相当于上述一事在英国的一例：
我们认可它是一部精彩的作品，认可这部寓言写作技巧纯熟，那些叙述部分能让人保持阅读兴趣不减——自从《格列佛游记》以来，只有很少几位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确信……这是批评目前政治形势的正确观点……
我自己对这部寓言的不满意之处，在于它给人的印象是全面否定性的。除了要唤起对作者所反对的有同感，它还应唤起对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产生同感，而其中的正面观点以我之见，总体上是托派的，并非令人信服。我认为你双方都想支持，结果从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补偿性的有力支持——即那些从纯粹共产主义的观点批评俄国倾向的人和那些从相去甚远的观点为小国家之前途忧心忡忡的人。而且毕竟你笔下那些猪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太有思想，因此最有资格管理农场——实际上没有它们，根本不会有什么动物农场，因此需要的(有人可能提出)不是更多共产主义，而是更多热心公益事业的猪。
艾略特有意忽略了关键一节——奥威尔也许受到了他第一次在革命的巴塞罗那逗留期间的启发，那次逗留令其振奋——在那一节中，他写道，在它们赶走农场主琼斯之后和在猪掌权之前，“农场上的工作准确进行着，那些动物是快乐的，因为它们从未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在被信奉共产主义的戈兰茨和情报部毙掉后，保守派的艾略特也将其拒稿。但至少艾略特看到了它作为讽刺作品的优点，而且公正地将其与斯威夫特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反对被他误读的托派观点。纽约的日晷出版社更是完全未看懂，他们之所以拒稿，是因为“关于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根本卖不动”。
情急之下，奥威尔想过让一家无政府主义小出版社出(这家出版社刚好有些纸，而当时战争期间纸张供应仍很紧张)，要么甚至自己出版它，戴维·阿斯特曾提出借给他两百英镑支持此计划。他最后找到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比起别的出版社，当时它的规模及影响都小得多——也是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时很想出《动物农场》。此书和《一九八四》令该出版社名声大振，戈兰茨早期对奥威尔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全被沃伯格获得。
当沃伯格问他那本书情节如何时，一贯谦虚和不擅长描述自己手头作品的奥威尔支吾道：“它全是关于动物的，而且非常反俄!恐怕您不会喜欢它。”但在为该书乌克兰文版所撰前言中，他描述了创作此篇故事的真正灵感火花：“我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顺着一条小路赶一架很大的马车，那匹马一想转弯，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万一这种牲畜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牲畜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剥削无产者一样。”
此篇寓言的某些方面建立于奥威尔的经历之上。他总的来说喜欢动物，但讨厌猪。他曾告诉戴维·阿斯特：“它们是最令人讨厌、最具破坏性的牲畜，一定要让它们哪儿也不能接近，因为它们很有力气而且很狡猾。”在《动物农场》中，那些猪就像英国广播公司的官僚，“每天必须把大量精力花在神神秘秘的事情上，被称为‘档案’‘报告’‘摘要’及‘备忘录’等”。当那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马鲍克瑟因为过度劳累垮掉时，像奥威尔一样，它因为肺结核而内出血：“一道涓涓血流从他嘴里渗出……‘我的肺。’鲍克瑟虚弱地说。”
奥威尔那易懂、诙谐和讽刺的文风完全适合这部讽刺寓言。在《我为何写作》中，他对艾略特的断言(“一个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消除个性”)附和道：“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他也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化用文学传统以收到最易理解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效果。《动物农场》中最著名的一句(由自私自利的猪所宣告)——“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结合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基本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和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Lost，9.823-825)中夏娃对毒蛇所说的自毁性命令：“令我更为平等，或许再加/某一时并非不可取之/胜他一筹。”
这篇故事语气亲切而且充满感情，细节处理上一丝不苟，使其非大众化主题令人欣然接受，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讽刺了苏联神话，但仍然易于理解。奥威尔将其艺术和政治目的融合得如此之妙，结果从文学层面上说，那些动物完全可信。那些猪为悬挂于厨房的几条火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蜕化、背叛和暴政现象的寓言中，几乎每一细节都有政治所指。书中的人类指资本家，动物指极权主义者，无法被驯服的野生动物指农民，猪指布尔什维克，“造反”指十月革命，附近农场主指欲支持沙皇势力推翻红色政权的西方军队，后来席卷乡下的造反之潮指在匈牙利和德国分别发生于 1919 年和 1923 年的未遂革命，“自发游行”指劳动节庆祝活动，猪指特别委员会指政治局，母鸡造反——赶走琼斯(指沙皇)后的首次谋反——指 1921 年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造反，拿破仑与温普尔及威灵顿市场做交易代表俄罗斯 1922 年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该条约结束了资本主义者对苏俄的抵制，而猪与人类最后的见面指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奥威尔寓言化地写到了 3 次重要事件：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1929—1933)的恶果，大清洗审判(1936—1938)，跟德国尔虞我诈的外交——那随着希特勒 1941 年进攻俄罗斯而结束。
主要的两头猪拿破仑(代表斯大林)和斯诺鲍(代表托洛茨基)一直互相斗争，这本小说也描写了他们最主要的两次斗争。托洛茨基力主工业先行，而不是农业，而且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意见最终在斯大林从 1928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采纳，该计划要求农庄集体化，而且要求工业化。在他们的主要意识形态冲突中——那也酿成西班牙的马统工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斗——托洛茨基寄希望于西方具有革命精神的无产者，坚持其“永久革命”观念，反对斯大林以宣扬俄罗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特点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奥威尔认为他背叛了革命：“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谴责俄罗斯专政，不过他大概跟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一样，都要负同等责任，不能肯定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比斯大林更要得，尽管无疑他的思想有趣得多。”
每次左派革命之胜利者都被权力腐蚀，并不可避免地建立起自己的暴政，这一观点早在 1911 年，就由约瑟夫·康拉德(其父亲是个波兰爱国者，也是个革命失败者)在《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theWestern Eyes)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按良心办事、讲求公正、高尚、人道主义和忠心耿耿性格的人，无私而且聪明的人可能发起一场运动——但运动会撇下他们，他们不会是一场革命的领导者，而是其受害者，心生厌恶、觉醒的受害者——经常是心怀悔恨的受害者。希望被丑陋地背叛，理想受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
《动物农场》最终于 1945 年 8 月出版——是在奥威尔写完后一年半——当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期，之前 4 个月，罗斯福去世，墨索里尼被处死，希特勒自杀，丘吉尔选举失利，德国投降，8 月 6 日，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三巨头中，只有斯大林仍掌权。奥威尔的朋友、《七种类型的含混》(1930)的作者燕卜荪称赞了此书，但又预见性地警告其政治含义将被误解：“这种完美的危险之处是在不同人眼里，其寓意相去甚远。”确实，此书甫一出版，奥威尔就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人读物那边。
在美国出版此书时，奥威尔也遇到了很大困难。据彼得·维勒克 1952 年所写(发表于一个前途远大的大学教师亨利·基辛格所编的一份杂志上)，当时存在一个阴谋，目的是阻止此书的出版：“约有 18 到 20 个出版社，几乎是所有最重要的出版社，全拒绝出这本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反苏讽刺作品。考虑到其洞察性、可读性、畅销性和民主观点，这么多次拒稿的动机，最可能的情况是有人对出版界成功地进行了渗透(那时，不是现在)。”这部寓言最后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出版，其编辑弗兰克·莫利看到它在伦敦取得巨大成功后马上购入版权。在美国首次就印了 5 万本。
对《动物农场》的评价不免受到评论者政治观点和他们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态度如何的影响。格里厄姆·格林提到了奥威尔面对战时绥靖主义时为出版此书遇到的困难，并预言会根据它拍一部动画片，那果然于 1955 年实现。“死硬斯大林派”金斯利·马丁以前曾拒绝发表奥威尔从西班牙发回的报道，这次又歪曲了奥威尔的政治观，声称他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就开始了)是他最近的想法。就像艾略特，马丁也称奥威尔是个托派分子(那是用在任何反对斯大林者身上的一个贬损性称呼)，声称他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念”，总结说他的讽刺“以历史观点看是错误的，对俄罗斯的复杂事实视而不见”。西里尔·康诺利形容奥威尔为“一个喜欢 1910 年的革命者”，他笔下对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描述更好一些，而奥威尔是不会同意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头版发表文章，把奥威尔和库斯勒及西洛内作为政治小说家联系起来。他称这部讽刺作品是“关于英国左翼对苏联反应的最简洁、最机智的表述”，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明智、富于同情心和具有启发性的寓言”。
埃德蒙·威尔逊提到了奥威尔出版《缅甸岁月》时遇到的困难，他对此书表现出了无保留的极大热情。他少有地称赞了它，称其“绝对一流”，并将奥威尔和伏尔泰及斯威夫特相提并论，认为过去十年中，他“很可能是英国造就的最有才能和最有趣的作家”。威尔逊这篇发表于《纽约客》的书评深具影响，施莱辛格称赞的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威尔逊称赞了奥威尔的文学素养。这两则权威性评价有助于奠定奥威尔在美国的声誉。
对那些热情的评论家，奥威尔的反应是称他们为“勉勉强强的猪猡……没有一个人说它是本写得漂亮的书”。几个月后，女王本人派人来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要一本《动物农场》，那时已一销而空。身着正式服装的皇室信差不得不去红狮街一间无政府主义书店买书，这让奥威尔觉得特别有意思。《动物农场》吸引人的风格及讽刺妙语使其读者面分布惊人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它被翻译成32种语言，其中包括马耳他语、印度的古吉拉特语及越南语，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用作英语教学的标准文本。在法文本中，为避免产生冒犯，那头猪的名字“拿破仑”被悄悄改成“恺撒”。
奥威尔收到的预付稿费只有不多的 100 英镑，英国版首次印刷只有 4500 册。但是当美国的每月读书会接受它为每月一书后，其销量直线上升。弗兰克·莫利告诉奥威尔：
这会保证在这个国家最少有 40 万到 50 万发行额，跟通过书店发行很不一样。……每本书他们付版税两角，版税先付 7 万美元。这笔钱付给我们，我们跟你五五分成。你至少会得到 3.5 万，但要扣除 30% 所得税。
奥威尔用首张版税支票还了一半 L.H.迈尔斯为他去摩洛哥的匿名借款，也资助了一些高尚事业及穷作者。他不曾忘记当他在寒冷的冬天写作此书时，夜里曾在床上念给爱琳听，而爱琳对书中的幽默也有贡献。奥威尔曾告诉多萝西·普洛曼：“万分遗憾的是爱琳没能活着看到《动物农场》出版，她特别喜欢它，甚至帮助我构思。”[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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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将结束时，奥威尔结识了他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朋友。朱利安·西蒙斯 1944 年在《论坛报》办公室被介绍与奥威尔相识，他生于 1912 年，是写法新颖的传记《寻找科瓦》(TheQuest for Corva)之作者 A.J.A.西蒙斯的弟弟。朱利安·西蒙斯自称托派，编辑过《二十世纪诗歌》(TwentiethCentury Verse)，战时服过役，在广告界工作过，1945 年开始写作罪案小说。跟西蒙斯见面后，奥威尔公开向前者道了歉，因为他曾称对方“‘写作带上了暧昧的法西斯主义特点’——这是句很没道理的话，是仅仅基于一篇文章而说的，我对它大概有误解”。西蒙斯——他钦佩奥威尔，但又发现他难以接近，而且永远是个局外人——战后经常跟奥威尔、安东尼·鲍威尔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一起用午餐，他们谈论的除了平时的军事、政治大事，也包括书本。鲍威尔当时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工作，马格里奇在《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工作，西蒙斯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一间广告公司工作。奥威尔 1946 年 11 月辞去在《曼彻斯特卫报》的每周书评工作后，他安排西蒙斯接替了他(就像当初库斯勒接替他在《观察家报》的工作一样)。这次重要的帮助使西蒙斯离开广告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长相英俊的安东尼·鲍威尔的父亲是位陆军上校，其本人与奥威尔是同期伊顿校友(比奥威尔年龄小)，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他在新闻出版业工作过，1931 年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战时在情报部队。他在 1936 年给奥威尔写了封书迷来信，1941 年通过伊内兹·霍尔顿在优异咖啡馆跟奥威尔见过面。但直到鲍威尔战后复员，他才和奥威尔成为朋友。鲍威尔觉得他“很自信但又很不自信”。奥威尔告诉西蒙斯“托尼是我喜欢的唯一一个保守党党员”，这说明个人的亲近感胜过了政见分歧。在鲍威尔的系列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A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奥威尔被以埃里奇子爵阿尔夫的形象写了进去，那是位艺术家和情操高尚的社会革命者，穿一件旧灯芯绒外套，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却资助了一大批左派食客。
鲍威尔的妻子瓦奥莱特(她偶尔照顾过小理查德)曾写道：“马格里奇 40 年代中期曾要鲍威尔把他介绍给奥威尔。鲍威尔问奥威尔是否愿意，奥威尔说：‘好，可我大概会揍他。’但马格里奇和奥威尔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奥威尔去世。”马格里奇出生于 1903 年，父亲是位社会主义政治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娶了比特阿丽斯·韦布的侄女，在印度和埃及当过教师，反对帝国主义，在莫斯科待过，是个醒悟了的共产党员，在加尔各答、伦敦当过记者，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写过《三十年代》(TheThirties，1940)，是个热情洋溢的一家之主，也是个性放纵者。战时，他在莫桑比克当过情报官员，法国解放后任与法方的联络官，曾在巴黎偶遇奥威尔。马格里奇后来当过《笨拙》杂志惹是生非的编辑，引起争议的电视名人和转变信仰的天主教皈依者(被嘲笑为“蒙福的马格”)，对他这些出风头的角色，奥威尔会不以为然。
《三十年代》是部关于那十年的历史，奥威尔在评论时，注意到其反斯大林特点，他写道，马格里奇跟他一样，“在‘左派’圈子无人喜欢，常被贴上‘反动’乃至‘法西斯’的标签”。马格里奇在《三十年代》中记得奥威尔看到旧秩序逐渐消失时，“会从讲座中岔开话题，说出像‘伊顿完了’或‘不会再出现议会开会盛典’这种话”。马格里奇尊重奥威尔不肯变通的真诚和饱受冲击的理想主义，但也看到其缺点。马格里奇本人活跃而且有趣，他记得奥威尔“是个有点不善交际、言语笨拙的人，易让人爱甚于易让人喜欢，跟他在一起也不算特别有趣。人们喜欢跟他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在场具有的魅力和他谈话令人愉悦，而是出于很不相同的原因”——奥威尔说话时，马格里奇经常插话。
跟奥威尔相同之处最多，同时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能跟奥威尔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相比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他们两人在生命晚期取得成功前，都曾经历过穷日子。这两位影响深远的作家根本说来都是自传性作家，最擅长写作非虚构作品，是一流的报道者和去过外国的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他们都作为社会主义者从左派立场批评了极端主义，对苏联伪造历史的行径十分关注，都在 1945年春天当过派往国外的记者——分别为《观察家报》和《纽约客》——他们都考虑过报复德国人和适当对待战败敌人做法的道德问题。
他们都对大众文化和奥威尔所谓“很糟糕的书”有兴趣。他们都想推广完美而且生动的英语，不用术语，文风简明直接。他们都从一种历史和意识形态观点出发研究文学，把尖锐的文学批评和精到的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他们都对狄更斯、吉卜林和叶芝感兴趣，差不多在同期都写了关于前两位的评论文章。威尔逊和奥威尔都对宗教有敌意，但向往那个失落的童年世界。他们都极讲原则，个性正直，同情被压迫者。
奥威尔在 1942 年评论《伤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时，说威尔逊写出了“一段时期以来问世的关于狄更斯的最佳评论之一”，而且对作家的心理，“精彩地照亮了某些非常灰暗的地方”。他称威尔逊“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成熟，也吸收了马克思的教导，并非仅仅排斥或囫囵接受，这样的文学评论家目前我们只有很少几位”——这番话也适用于奥威尔本人。
通过西里尔·康诺利，两位作家 1945 年夏天见了面——恰是《动物农场》使奥威尔致富成名之前。爱琳在 3 月份突然去世，威尔逊也有过类似经历——他第二任妻子意外去世——因此对他格外同情。在《英国人》(TheEnglish People，1947)中，奥威尔声称：“如果真要使我们的语言唯美语是从，就得把诸如瓢虫……等几十个别的虫名全归结到‘昆虫’这一缺乏表现力的名词下。”他们见面时，威尔逊坚持要澄清这一误解。
威尔逊跟奥威尔的短暂交往令他对后者的作品欣赏有加。在评论《狄更斯、达利及其他》(Dickens，Daliand Others，1946)时，他称赞奥威尔是社会批评方面“当代唯一一个大师”，也点明了其最突出的优点：“勤于独立思考，不惧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喜欢研究具体现实，而不是理论主张，还有一种既直接，又训练有素的文风。”在评论奥威尔去世后出版的《杀象记》(1950)一书时，他强调了奥威尔独特而且自相矛盾的特点，称奥威尔继承了“有赖于常识和实话实说的中等阶层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奋斗 15 年才取得文学成功，大多数作家会待在伦敦被奉为名人，享受名人生活。但奥威尔不是这样，他不为财富和名气左右，而是受不了如此成功——那跟他为自己的定位不符。1946 年时，他身心疲惫至极，曾向库斯勒报怨道：“每个人都来找我，想让我去演讲、写约定内容的小册子，加入这个那个——你不知道我多想逃离这一切，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时间。”《一九八四》正在他脑中成形，他想休息两个月，以发展那个构思。很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讨厌苏格兰的人去了偏远的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朱拉岛。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作者：[美] 杰弗里·迈耶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