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问史哪得清如许一段历史,如果被书写得过多,难免会口水与八卦齐飞,反而令大众惘惘不得解而心生厌倦。典型者,如民国史。早在几年前,傅国涌就对“民国热”这个词保持警惕。傅国涌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时代要给社会更多独立思考的可能,让我们活在真相之中,而不是传说之中”。傅国涌的近作《问史哪得清如许》,可以看做是对这句话的有力佐证。

傅国涌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问史》分作三辑,第一辑研究民国史的几个关键词,如“共和”、“新国民”、“县治理想”等;第二辑重新剖析史量才、鲁迅、王人驹等人,挖掘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第三辑寻访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故居遗迹,以文化游记的形式牵连起个人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命运。三辑虽有侧重,思想一以贯之,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历史书写意识。

譬如,怎样看待袁世凯。他是一个腹黑的野心家,还是一个轻狂的跳梁小丑?或者两种印象兼而有之。傅国涌从袁世凯的疑惑开始讲述。“共和要几个世纪?”与顾维钧的一段对答,暴露了袁对共和的毫不了解,而这样一个人却行将成为共和制的大总统,合适吗?袁的上台是历史的必然,他的下场也是历史的必然。书中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从隐秘的内心延伸至故纸堆里的片言只语,历史总是被反复涂抹和删改,这其中有着太多的复杂和吊诡。

这不是要给谁洗白,人的际遇有时真的很难说。袁世凯的故事折射初生的共和的悲剧。中国当时的土壤里没有埋下共和的种子,忽然之间却要求长出一株蓬勃的大树,必然会被现实的狂风吹得东摇西晃。尼采所谓“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来不及准备,已经扑面到来。傅国涌笔下的“80后”如鲁迅、张君劢、梅贻琦,“90后”如胡适、陈寅恪、晏阳初等人,纷纷以实践履行自己的理念,呼唤“新国民”。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吾曹不出苍生何如”,与国势危颓、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着紧密关联,同时这也构建了一个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作用,他们执著地唤醒国民理性。

如果选取民国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两张面孔,胡适和鲁迅的得票率肯定很高。本书有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为何拒绝组党?》,另一篇是《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他们确乎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个刚烈、一个柔和,一个怒喝“绝不饶恕”,另一个诉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这一次,这两人的两种拒绝却异乎寻常地表达了同一种心声,他们都对自我的定位、自身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省思,极力回避巨大的声名带来的对私人空间和生命价值的侵蚀,但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出入方式”,视角方法或有不同,语言风格或有差异,但凡是好的历史书写,都必须具备两个因素,即存信与立场。换句话说,对历史要有求真的态度,同时要尽量客观中立地进行评析。傅国涌的民国历史研究注重史实的淘洗,又不缺乏个人的独立见解,把所谓的“情怀和精神”放回到了民国时期的真实环境之中。民国氛围并不那么宽松自由,民国人的思想行为也并不总是理想主义,时代让他们拥有比较多的选择可能性,好的历史书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性,在历史的艰难走向中理解他们的行为。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