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共政权最担心的并不是外部力量，不管是西方军事力量威胁还是国内外民主运动抗争，前者的威胁实际上不存在，大国之间可能有冲突，但不可能有大规模战争；而后者由于当局的全力镇压，甚至于消灭于萌芽之中，看来短时期内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中共党内如果出现开明派或民主派，那就大大不同了。前苏联及东欧变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内部的变化决定了专制制度维持或死亡，台湾的变革也是如此，虽然没有外部力量的催化，变革速度会放慢。
因此，对于中共政权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不管是开历史倒车的毛派力量，还是主张说真话的党内开明派。现在统治者正在“扫荡”一切威胁政权的组织、媒体和个人，国家机器运用到极致。恐怖心理已经在所有知识界、各级政府和中共内部蔓延，看起来很有效果。因为真话越来越稀少，而文革式的歌功颂德到处可见。《炎黄春秋》是难得的中共元老开明派的阵地，原以为可以利用习仲勋题赠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题词为“丹书铁券”，但似乎并没有改变杂志社备受打压的命运。
《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在18日晚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签名的的“停刊声明”。声明说，“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我社人士、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
鉴于此，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即7月17日）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炎黄杂志社委托的律师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向“中国艺术研究院”送交了律师函，炎黄杂志社委托还委托律师们提出刑事诉讼。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星期五宣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接管炎黄春秋杂志社一案不予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编辑部聚会，老社长杜导正表示要“为民主和法制战斗到最后一秒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18日报道：《炎黄春秋》被接管后“玉碎”社委会宣布停刊
继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社收到了其主管主办单位、文化部下属中国艺术研究院通知，宣布将撤换改组该杂志社管理层。此后，炎黄春秋管理层方面曾尝试通过法律起诉等手段维权，今天下午（7月18日），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签名的的“停刊声明”。
根据这份声明，杜导正宣布，7月1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宣布改组我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我社人士、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
7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窃取和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我刊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
鉴于此，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昨日，即7月17日）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此前杜导正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称，目前杂志社方面最少有八百万人民币资产被艺术研究院派出的人员控制，并批评其做法“无异于公开抢劫”。
此前，炎黄春秋杂志社方面曾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将通过法律诉讼做最后一搏，随时做好停刊准备。“
接近炎黄春秋社委会的的人士透露，目前杂志社方面的态度是，“先停刊，若有条件可复刊，如不具备条件就此关门了。”他认为，“停刊是杂志社自己的选择，保持风骨，为当代报刊史保留一份光荣。”
炎黄春秋的编辑曾将中共元老习仲勋题赠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题词戏称为“丹书铁券”，但似乎并没有改变杂志社备受打压的命运。
《炎黄春秋》杂志社顾问、中共元老李锐的友人对本台记者转述，李锐曾在多个场合“不无得意”地透露，此前《炎黄春秋》变更主管部门引起纷争，中共老人上书后，习近平曾有八个字批示“不要封杀、做好引导”。
就目前来看，通过改组管理层改变杂志社的编辑方向，似乎正是官方做好“引导”的创新之举。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19日报道：抗议当局强行改组《炎黄春秋》宣布停刊
炎黄春秋发表的声明说，在尝试过法律起诉等手段维权失败后，宣布停刊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被迫选择。
中国自由派时政杂志《炎黄春秋》拒绝主管当局强行改组编辑部，宣布正式停刊以示“玉碎”。
《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在昨日（18日）晚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签名的的“停刊声明”。
此前，《炎黄春秋》杂志社收到了其主管单位、文化部下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通知，宣布将撤换改组该杂志社管理层。
该杂志的代表律师说，强行改组炎黄春秋高级编辑管理层是为了压制不同声音。
炎黄春秋发表的声明说，在尝试通过法律起诉等手段维权失败后，宣布停刊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被迫选择。
“玉碎”
声明说，“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我社人士、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
鉴于此，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即7月17日）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多次在一些敏感政治议题上，比如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与党的官方说法不合拍。
它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有改革意识的中共官员视为是一个罕有的论坛，发行量达到了20万分左右。
据路透社报道说，记者多次打电话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其他国家出版管理机构联系，均未获得任何回复。
炎黄春秋杂志律师莫少平对路透社表示，共产党已经觉得不能再忍受炎黄春秋杂志继续存在下去。
他说：“这是唯一一个讲真话的杂志，他们不想让它继续存在”。
据信，过去25年间，中共主管当局曾19次试图封杀炎黄春秋杂志。
▲美国之音（VOA）7月19日VOA连线：炎黄春秋前主编吴思：争取复刊
《炎黄春秋》杂志最近被官方接管，所有重要职务全部为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杂志原来聘请大批具有改革派思想的中共老干部作为顾问团和社委会的制度，预计也将被彻底放弃。知识界广泛流传“改革派杂志遭整肃从此炎黄无春秋”这种说法。《炎黄春秋》前总编吴思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吴思说，这次炎黄春秋被整肃的背景就是，最近这几年意识形态不断偏红，媒体管制越来越紧。另外，炎黄春秋的基本资源，是党内的开明派的老干部，这批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炎黄春秋的资源越来越少。
现在最新进展是什么？吴思说，最近刚刚停刊，但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并没有解散，现在炎黄春秋的杂志社还在争取通过法律来争取权益，一旦成功就可以复刊。从编辑部自我感觉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如实谈出历史真相。炎黄春秋在实事求是中找到了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也就是民主法治。所以炎黄春秋确实是有主张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历史虚无主义，也没有偏离历史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炎黄春秋在大陆出版物中是最接近实事求是主张的一本杂志。
炎黄春秋杂志社已经将整件事诉诸法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炎黄春秋前景堪忧，如何看待？吴思表示，不仅仅是堪忧，甚至是希望不大，但是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炎黄春秋也可以通过诉讼在法律上获得支持。毕竟现在依法治国的承诺是非常郑重的，那么这样的承诺如果发生冲突，当局应该如何选择也不是没有变数。在名义上，中国的媒体全是国有的，但是实际上，对炎黄春秋，国家没有给予任何支持，事实上是一个民营的刊物。但是因为不允许，所以后来戴了一顶红帽子，但是这不意味着炎黄春秋就是党媒，法律现在还没有作出任何的裁判，还是希望可以有公正的裁判。
▲德国之声（DW）7月19日报道：《炎黄春秋》停刊：“玉碎”也要掷地有声
素以“敢言”着称的《炎黄春秋》杂志社上周遭到上级部门强行接管后，本周一，杂志社发布了由社长杜导正亲笔签字的停刊声明。杜导正认为，在这一时刻，“无论如何也要发点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93岁的杜导正通过其女儿杜莉对德国之声透露，杂志社的许多同事都表示“与杂志社共进退”。杜莉说，目前《炎黄春秋》处于“停刊不停社”的状态，已经委托律师对上级部门违反协议强行进行人事变更的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就在上周三（7月13日），已创刊25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接到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下达的关于该社领导班子职务聘任的通知：现任社长杜导正被解聘，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被撤换，总编徐庆全被降为副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称，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兼职连任不超过两届；兼职的任职年龄界限为70周岁。”
杂志社总编徐庆全对德国之声表示，主管部门下达通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导致杂志社无法正常工作。“他们修改了网站的后台密码，还待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们无法正常运作。”
副总编王彦君则向德国之声透露，上级部门7月15日起“派人24小时驻守我们的办公室，不肯离开”。他还强调，上级部门修改《炎黄春秋》杂志社网站后台密码的行为是非法的，“导致我们合法的杂志社经营者反而无法管理网站，这些行为都是成套、成系统的。”王彦君称，上级部门修改密码的手段是“黑客一般的偷窃手法”。
而受杂志社委托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起诉讼的律师莫少平也对德国之声表示，撤换杂志社领导的人事变动，也恰恰选择在了社长杜导正因病住院、副社长胡德平身处国外期间。
副总编：要对读者有个交代
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布了一份由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亲笔签名的停刊声明，指责上级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与杂志社签署的协议、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我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鉴于此，经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王彦君对德国之声表示，作出这一声明，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停刊”，而是在“被剥夺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处于事实上的停顿状态”之后，必须“对订户、对读者有一个交代”。他强调，如果“条件恢复，随时复刊”。
律师莫少平对德国之声表示，此案诉讼的主要内容，就是质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单方面人事决定是否有效。“他们单方面撕毁了确保杂志社自主运作的协议。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一人事变更还未生效。……哪怕是正常的交接，也必须要有审计等程序。而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管、强闯办公室、强行修改网站后台密码的行为，严重地讲，可以说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是触犯刑法的行为。”
而杜导正女儿杜莉对德国之声透露，杜导正本人对恢复正常出版条件、杂志复刊“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现在言论管制如此收紧，正常复刊比较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也要发点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要有点声响。”
杜莉还表示，其实杜导正此前也有过犹豫，“毕竟是25年来一手经营的杂志，难以割舍；但是大家一起分析后一致认为，现在不停刊，以后更被动，说不定到时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19日报道：杜导正接受RFA专访披露《炎黄春秋》被接管前后
中国政论杂志《炎黄春秋》被上级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改组领导班子之后，7月17日，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发布公告，宣布杂志停刊。7月19日，杜导正在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炎黄春秋》虽然停刊，但将以其他方式发出声音，包括举行座谈会等。93岁的杜导正披露，当局几乎是在找他谈话的同时，派人进驻该杂志社。此前，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员两度找他，还拿出相关文件，劝他退休。
中国敢言杂志《炎黄春秋》上周被上级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大换血之后，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日前发布签名公告称，7月1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7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并窃取和修改了杂志社《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该刊物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
此前因高血压住院的杜导正，19日上午回到家中后，通过电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称，虽然《炎黄春秋》停刊，但杂志社仍在：
“停刊不停社，我们作为向国家注册的有法人代表的，有全部法律程序的民间媒体社团，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还可以进行社会活动，我们还可以发行一些东西，除了办刊物，我们还可以开座谈会，开专家会，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发东西，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还有十来个人共进退。都已经表态了，我们是为理想奋斗，这个理想就是高举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旗帜，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我们要为邓小平理论奋斗到死，到底，绝不退却”。
《炎黄春秋》杂志，以发表历史记述和评论文章为主，也会披露独家政治消息，并力求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自由派媒体，《炎黄春秋》近几年屡遭打压。2014年9月，中宣部勒令《炎黄春秋》更改主管主办单位，原总编辑吴思、副主编洪振快、黄钟相继辞职。
杜导正披露，在有关当局接管杂志社前，曾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两度登门，劝他退休。他说：
“给我打过招呼，一是按照中央组织部的规定，2013年有一个规定，离退休干部，我是离休，我之前是副部长，他说离退休的干部都要按组织部的这个规定，不能在单位外边担任什么职务，如担任职务必须是70岁以下，而且要经过上级批准。但是后来因为炎黄春秋杂志的复杂性，高层干部，高层知识分子很多，别人做法人代表和社长有他的难处。我是被各方面接受的老干部。”
杜导正说，当时上级领导就此批示“特事特办”：
“他们这次来又谈这个事情，他又拿出这个文件，我说我是老党员，我遵守这个规定。我正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下来一个命令性的，撤销你社长等等。把整个班子改组，委派他们的人担任。这违反了我们原来和他们打成的协议。搞得我本想退，现在又退不下来了”。
杜导正的女儿杜莉在一旁补充说，官员找他父亲谈话的同时，另一路人马到编辑部接管杂志社：
“他是同时的，当天广电局的两个负责人，来把他（杜导正）该退休的文件给他看。他这边给我爸文件看，那一边已经到杂志社去进驻了。二十分钟以后就发了撤销职务的命令”。
当晚，中国艺术研究中心派人进驻杂志社，并睡在编辑部，成“占据”态势。杜导正说，来人连行李都搬进了杂志社：
“他们就派了几个人住在我们编辑部的主要单位，不走了，把行李也搬来了，白天晚上就这么住着。它内部已经瘫痪了，怎么出版。读者纷纷来信问”。
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的莫少平律师对记者说，中国研究院派人进驻该杂志社，从法律角度来讲构成扰乱社会秩序，他已向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本周五之前，将得到法院是否立案的答复。莫少平表示：
“炎黄春秋的工作人员就没法正常工作，所以不得不停刊，他并没有放弃仍然要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炎黄春秋提出异议说你是单方面毁约行为，你不仅不停止你的行为，还占据办公室，在那里吃住，这就是违法行为，严重的话就构成犯罪了，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美国之音（VOA）7月20日报道：炎黄春秋律师函要求立即停止鸠占鹊巢
华盛顿—中国大陆知名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迫撤换领导层以至停刊的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已经将律师函送达中国艺术研究院，依法要求，在进入诉讼状态后，该院派出占据炎黄春秋编辑部的人员立即撤出，并停止一切相关活动。
7月14日，一份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炎黄春秋》的一份人事任免通知在网上被披露。根据这项通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重要职务全部被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原社长、总编辑杜导正、副社长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全数被撤换。
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布了由社长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杜导正在停刊声明中表示：“7月1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宣布该组我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我社人事、发稿和财务自主权。7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我社，并窃取和修改了我社《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我刊丧失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杜导正在声明中还宣布，《炎黄春秋》杂志社即日停刊，以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与“本社”无关。
《炎黄春秋》杂志社已经委托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于上周五（7月15日）向朝阳区法院递交了诉状，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有七天的审查期来决定是否立案。
莫少平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从律师的角度上讲，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来进驻了《炎黄春秋》的办公场所是违法的。他说：“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判定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种单方毁约的行为是无效的，他们依照单方毁约之后来撤换《炎黄春秋》领导人这种行为也是无效的。按照法制原则来讲，我们现在诉争的就是他们这个行为的是否合法有效。在法院最终裁决之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强行接管《炎黄春秋》的行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进驻杂志社的那些人应该先撤回。”
《炎黄春秋》杂志由杜导正于1991年创办，代表党内改革派。杂志内容常触及中共敏感话题，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深受读者的喜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曾仲勋曾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长期以来，杂志社以此题词作为护身符，希望当局可以网开一面。但是炎黄春秋最近屡遭打压，被迫停刊。
莫少平律师表示《炎黄春秋》依然有复刊的可能，杂志社并没有因为停刊而放弃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他说：“只要他们（炎黄春秋）维护合法权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时机到了，他们是会复刊的。”
▲美国之音（VOA）7月20日报道：律师称接管炎黄春秋违约违法不排除刑事诉讼
华盛顿—美国之音刚刚获得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封律师函，指控对方违约违法，并建议对方认真对待该函，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事态持续恶化和经济损失继续扩大，否则不排除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刑事诉讼。
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于7月19日依法起草了一份由莫少平律师和丁锡奎律师署名的律师函，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违约以至炎黄春秋杂志社停刊的行为提出了法律质疑，并对事件的基本事实进行了阐述。莫少平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证实，这封律师函已经送达中国艺术研究院。
该律师函提出：《炎黄春秋》杂志社是杜导正等人于1991年自筹集资金创办的，主办单位原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14年9月，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强力干预下，《炎黄春秋》的主板单位变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年12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订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该《协议书》书的第四条规定：“《炎黄春秋》发稿、人事、财务等方面，在遵守国家宪法及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七条规定“（双方）遇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平等协商解决”。
2016月7月13日，在未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商沟通，更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面宣布《协议书》自行终止，并且发布了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职务撤换的通知。7月14日，中国艺术艺术研究院强行进驻《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办公场所，窃取并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后台密码。7月15日，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依法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中国艺术研究院方面违约，并且擅自更换管理层人员的行为无效。7月17日，《炎黄春秋》发布了停刊声明。
违约违法
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函中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行为不仅违约而且违法。“依据《协议书》第四条、第七条的约定及《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贵院前述单方终止协议，擅自撤换《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成员职务等行为，不仅违约，而且违法。
该律师函中还指出：在为确定中国艺术研究院行为是否合法，又未履行审计等正常交接程序下，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进驻《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场所，窃取并修改《炎黄春秋》官方网站后台密码，严重扰乱了《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的行为不仅违法，情节严重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莫少平律师事物所在该律师函中依法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提出律师的三点建议：“在诉讼终结前，建议贵院撤回进驻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所有人员，归还其官方后台密码，恢复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秩序。”
后果很严重
根据这封律师函，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不排除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提出刑事控告的可能性。莫少平律师希望中国艺术研究院审慎对待该律师函，“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事态持续恶化和经济损失继续扩大”，否则，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将根据《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授权进一步采取包括函不限于刑事控告在内的一切法律手段，维护《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合法权益。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20日报道；透视中国：《炎黄》“玉碎”，争论继续
中国自由派时政杂志《炎黄春秋》因不满上级主管改组编辑部宣布停刊，并称停刊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得已之举。
该杂志的律师莫少平对境外媒体说，共产党已经觉得不能再忍受炎黄春秋杂志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唯一一个讲真话的杂志，他们不想让它继续存在”。
境外媒体报道说，过去25年间中共主管当局曾19次试图关闭炎黄春秋杂志。
同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立场对立的《乌有之乡》早就在4年前大搞“唱红打黑”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倒台后就被关闭。
《乌有之乡》网站被关闭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红色重镇”重庆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并说乌有之乡永远支持“重庆道路”。
绕不开的争论
《炎黄春秋》原副社长吴思说他们的杂志代表了中共内部理性的改革力量，但是左派人士指《炎黄春秋》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乌有之乡》自称代表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被反对者指为具有民族主义和毛派倾向的网站。
在当局言论管制下，中国著名的右翼和左翼网站都表现出不妥协的鉴定姿态。同时中共当局绕开甚至限制意识形态争论的态度也超出了左派杂志和右派杂志的容忍范围。
当局不争论的政策并没有缓和民间的左右争论，左派和右派的争论经常升级到肢体冲突，甚至对簿公堂。
曾经有微博名人和网络评论作者在网络笔战相持不下时约架要拳脚上见高低的事情。还有网络名人因为意见之争受到肢体攻击的事情。
从争论到诉讼
《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韩德强肢体攻击了一位被他称为“汉奸”的老人。对此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节目中评论说，乱给别人扣“汉奸”的帽子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韩德强的行为“是另一种汉奸”。
2013年《炎黄春秋》刊载了洪振快质疑中共历史上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文章，质疑五壮士跳崖前后的一些细节，包括跳崖的地点、如何跳崖以及敌我伤亡人数等。
活跃在《乌有之乡》的左翼评论员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作网络谴责《炎黄春秋》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是“狗娘养的”。随后《炎黄春秋》文章作者和前编辑起诉郭、梅二人侵犯名誉。历时两年的诉讼和上诉以《炎黄春秋》作者败诉告终。
“狼牙山五壮士”争议引发诉讼的判决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政治正确底线
在判决后郭松民说，判决是政治的胜利，击败了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试图否定中共革命合法性来否定中国建立国家的合法性的企图。
有网络评论指出，在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受到日军“扫荡”，中共军队在困难的情况下宣传“五壮士”的事迹旨在激励八路军乃至全国抗争的斗志，即使有不实之处，也要放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这个大的政治正确背景下看。
而《炎黄春秋》的质疑文章则突破了这个大的政治正确底线。国军抗战中也有“军统七姐妹”跳崖殉国的悲壮事迹，而且“军统七姐妹”并没有受到中共方面的质疑，也是要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底线。
在当局看来，《乌有之乡》等红色网站支持所谓“重庆道路”，指中共当权派为“背叛人民”的卖国势力，也突破了维护国家和政权的政治底线。
有分析认为改开后的中共放弃了激进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因此当局可以容忍一定范围内各种自称代表改革利益的质疑或代表下层民众声音的争论，但容忍的底线是，所有争论都不能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德国之声（DW）7月21日报道：专访杜导正：不能重蹈《南方周末》的覆辙
《炎黄春秋》杂志被上级部门强行接管，原杂志社团队发布停刊声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本历经25年坎坷的“敢言”杂志，将来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93岁的社长、老共产党员杜导正有话要说。
Du Daozheng杜导正（摄于2016年7月19日）
德国之声：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的停刊声明，您以及您的同事这两天都反复在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什么要说“玉碎”？
杜导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杂志社内部，以及参与我们写作、编辑、支持我们的老学者、老干部的共同一致声音。先前还曾有过不同的声音，有部分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采取妥协让步的方法，保留住杂志，继续发表我们应该发表的东西。过去多次都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作为一个老同志，觉得有点奇怪、有点突然。本来我们运作的还很正常，和我们的领导部门艺术研究院的关系处理的还可以。差不多一年半来，有分歧大家就慢慢讨论、彼此协商、彼此让步，就这样办得还不错。杂志内容、风格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者、读者以及艺术研究院也都比较满意。
我一个多月前老伴去世，心情很悲痛，血压两百多，所以6月13日我就住院去了。但是，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让我们措手不及。这种态度和做法，我觉得很不成体统。所以我也反复说，这就和文化大革命给我的感觉一样。办公室里在正常地工作，突然几个人冲进来，不讲道理，要求你停止工作，还占领你这个地方。所以我实在是没法接受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商量了之后，意见一致，认为既然他们要硬来接管，做法又那么野蛮霸道，好比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老同志对此不能接受，感觉受到了侮辱，侵犯了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既然大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硬碰硬。所以我们最后提出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有妥协的余地，自然就只好“玉碎”了。我们杂志的许多老作者、老学者，都支持我们这样做，一致叫好。
德国之声：这本杂志25年来离不开这些老作者、老学者。那您是不是认为，《炎黄春秋》杂志现在遇到了创刊以来最为困难的时刻？
杜导正：我个人感觉，这一次来势汹汹，尤其是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方法、语言、手段，为25年来从未有过。可以说是最严厉、手段最卑劣的一次。作为一个都快93岁的人，我一听到这个事情，我都发了脾气。我在电话里面和他们说了6个字：“我愤怒、我抗议”。我是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里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毫无道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至今已经八、九天了，对方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就是简单地下命令、采取一些违法的手段。根本不给商量的余地。而原本我们和艺术研究院的关系是有协议书的。我们原先是中华炎黄研究会领导《炎黄春秋》杂志，而现在的领导部门是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艺术研究院。我们从创刊至今25年来，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文钱。完全就是老干部、老学者有表达自己心声的需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老干部的支持下，我们办了这本杂志。办得好好的，却有上面某些部门强制性地要我们转移到事业单位下去。然后我们就按照法律，提请行政复议。官司一直打到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可能会获胜。但是，艺术研究院以及新闻出版总署那边几个领导反复和我谈话，表示“这个事情可以商量、你们挂到艺术研究院下面会更好”。他们讲了许多很好听的话，但我和他们说：“你们这样光私下里许诺不行，得要有个文字的东西。”所以就有了一份把《炎黄春秋》杂志社由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入艺术研究院的正式协议书。这份文件经历了1个多月的谈判，经历了多次来回修改，最后两家都盖了大公章，这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书不可以单方面撕毁。可是，这次他们就通知了我们一句话：该协议从某日起失效。这种做法很可笑，完全没有法律知识。
他们完全不给你商量的余地和时间。上午新闻出版总署和我谈，说离退休干部70岁以后不能在别的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要求我从杂志社里退出来。刚刚通知完，过了几个钟头就派人来了杂志社要求接管。接管的人还很快把自己的行李带来，一直到今天，他们好几个人不分昼夜占领我们的办公室，搞得杂志社内部瘫痪了。我们一本正规的、合法的、各方反映都比较好的杂志，怎么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家伙就从内部瘫痪了呢！现在大部分人都无法上班了，只留一两人守在里面对付他们。这种做法，实在是太不讲道理、太不守法律、太无法无天。所以，杂志社同事以及社委会的领导成员只有依法行事。他们乱来，而我们按照法律规矩来搞，所以就提起诉讼。现在就看法院是否受理诉讼。接受的话，大家就能讲法律。而如果别的地方插入政治干扰，法院不受理，那我们就依法向更高级别的法院起诉。
我原来一直以为，内部矛盾应当内部协商解决，25年来大体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之前一直和我们的同事说，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不要透露内部的事情。毕竟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东西么，党和国家现在也有很多困难，我们就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了，于是我们就不对外说话。这是为了保留一个比较和气、适合将来谈判的环境。但是现在他们这么搞，把人逼到了死角，所以我最终也同意了大家的两条意见，一个是起诉，还有一个就是对境内外媒体如实地讲述事实。最近几天来，已经有几十家单位采访了我们。
德国之声：那这25年来，您对这本杂志最得意的是哪一方面？
杜导正：这本杂志讲了中国知识分子、离退休高级干部对现实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一些实话。当今有许多中国的报刊不能讲、不敢讲、或者故意不讲一些话，只有我们这本杂志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些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党史里的重大事件。这还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当然我们也有过一些失误。
整体来说，我们能够在杂志上看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而在推动国家与民族的进步方面，我则概括了8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唯一出路。近年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有许多大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胆的探讨。而习近平同志也反复讲到过要宽容不同意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的老上级，和我比较熟，他曾经多次提出要制订一部《保护不同意见法》。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炎黄春秋》可能是全国那么多媒体当中做得最成功的。原来，广州还有一份《南方周末》，北京还有一份百年潮。这几年来，这两份报刊被他们接管以后，已经变味了；该说的老实话不说了，该探讨的东西也不讲了。这样搞下去，这两份报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我感到得意的是，《炎黄春秋》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是对此予以肯定和表扬的。所以习仲勋才给我写了“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八个字。
除了这一点，《炎黄春秋》还帮助党和政府团结了成百上千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内外高级干部。他们在别处不愿意说的话，在我们这里能够敞开了谈。他们有时会有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会是错误的，但是连毛泽东都讲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他们讲出这些不同意见，对我们党的形象也是有好处的，能够体现出这个政权并非是完全专制、独裁的。
还有一条，也让我很得意：25年来，我们没有向党和政府要过一文钱。我想这些年来这样的媒体，全国几乎一家都没有，我们可以说是独此一家。我们就是凭借说老实话、追求民主科学，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又几乎不搞什么广告经营，就是靠发行来获得收入。开始是发行几千份，现在我们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每月19万册多。杂志价格低，但是发行数量大，所以足够养活我们十来个人。对于中国媒体圈而言，这也是具有榜样性、探索性的，理应受到中央的大表扬、特表扬。
德国之声：您说到习仲勋曾给杂志社写了“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八个字。而习近平前两年也曾对杂志有过正面评价。从这两点来看，您认为《炎黄春秋》渡过此次危机、重新复刊的希望有多大？
杜导正：习仲勋同志在去世前，对《炎黄春秋》都是完全肯定的。而习近平同志呢，我过去和他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上台这几年来，说了很多好话，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所谓他肯定《炎黄春秋》的话，都只是一些传说。比如，习近平说对《炎黄春秋》“不要封杀、但要疏导”——这是传说，我没有看到过文字的东西。至于他是不是肯定《炎黄春秋》，我可就不了解了。
结合最近四、五年的情况来看，至少在这次事件以前，他对我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这一次，到底是什么人搞的，还这么来势汹汹、不讲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都不太好，因此《炎黄春秋》是否能够复刊就很难说。而我为什么现在急于发表停刊声明呢？我最担心的就是重蹈《百年潮》、《南方周末》的覆辙。前者经历了人事改组以后，就和其他报纸一模一样、仿佛一个模子出来似的。而《南方周末》现在也没什么影响了，都变成了中宣部的同一口径、同一调子。这样下去，全中国就只需要办一份《人民日报》就行了。这样对党和国家不好，对社会进步事业尤其不好。
从我个人而言，我93岁了，总希望将来能够复刊、办得更好。但如果《炎黄春秋》也被统一了口径，那还办它干什么？这只会污辱《炎黄春秋》的名誉。我们担心他们还用我们的名义发表千篇一律的东西，把《炎黄春秋》的名声搞坏。所以我们要发布停刊声明。
▲美国之音（VOA）7月21日报道：《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这次好像有点不一样
被迫停刊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对美联社表示，这本杂志多年来经历了多少次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但这次不一样了。
美联社星期三报道了采访《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的内容。杜导正说，杂志这次受到的整肃不守法而蛮横粗暴，跟以前不一样。
他说：“这些年了，最后还是以和平的方法处理了。我们也做出了些让步。但这个杂志的方针、风格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次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说的很不守法、相当的蛮横、简单粗暴，真有点出乎我意料。我不知道（当局采取行动的）背景是什么，怎么搞的”。
这本杂志激怒了之前两位中共领导人，但杂志也都挺了过来。不过在习近平治下，虽然打着他父亲习仲勋赞扬“《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金字招牌，仍未能逃过最后一劫。
上星期，《炎黄春秋》挂靠的上级单位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派人取代了杂志社高层领导的职务，并且控制了杂志社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器。于是，社长杜导正本周宣布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停刊。
杜导正表示，他宣布停刊是因为担心政府会在没有获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向《炎黄春秋》19万订阅者们发行由政府掌控的刊物。
这家杂志社以前的员工们上周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能重新夺回对杂志社的控制权。
杜导正被认为是中共改革派的坚定成员，据他透露，《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历经了16次与中共当局发生的重大冲突。
据美联社报道，有分析人士表示，《炎黄春秋》被迅速、干脆地整肃显示了习近平当局正在以数十年未见的力度镇压异见人士。
《炎黄春秋》因探寻敏感的历史问题而被人关注。这家杂志社由中共党内有权势并且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经营与保护。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21日报道：《炎黄春秋》风波：官方借尸还魂继续出刊威胁将审计社委会
继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发出社长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后，几天来，实际接管杂志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人员和仍然运作的《炎黄春秋》社委会处于对峙状态。
《炎黄春秋》官方网站被更换密码后，目前处于派出接管工作组控制下，几天来，该网站先后发布多条消息，彰显工作组对杂志社的实际控制。
不久前，该网站发布消息，称“为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其他杂志社管理层级设立相一致”，新班子接管后，将取消社委会、秘书长和总经理等机构、岗位，保留原来的顾问和编委会。新任法定代表人（总编辑郝庆军）进入编委会，取消编委会“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编委会的召开由新任法定代表人召集。
这一通知，试图从根本上取消目前仍在运作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的存在。
7月18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在被接管后，举行了“新班子”主导下的第一次社务会议。
官网宣布，杂志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将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保持《炎黄春秋》杂志原有的办刊风格、办刊类型和刊物样貌不变；畅通原有的供稿渠道、发行渠道。
当天，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任命的接管组贾磊磊（新任社长）、郝庆军（新任总编辑）举行了“社长、总编辑联合办公会议”，安排了工作人员分工，并确定了稿件要求、编辑流程以及编辑《炎黄春秋》第8期稿件的相关事宜。
根据这一说法，《炎黄春秋》杂志将在原班人马基本出局的状况下，由新接手的班子继续维持出刊，这一做法将减少关闭这家杂志的政治敏感度。
7月19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委托北京律师莫少平、丁锡奎，向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院长连楫呈送了律师函。
该函提出，《炎黄春秋》杂志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双方签定的协议合法有效，任何一方不可擅自终止协议。现在该院单方终止协议，是严重违约行为；目前，炎黄春秋已经委托律师们提出诉讼，单方终止协议及擅自撤换领导人的行为，诉讼终结前，未有交接情况下，该院派人强行进驻杂志社的办公场所，严重干扰其工作秩序，迫使它不得不停刊，已违法，情节严重的话，甚至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刑事犯罪。
因此，律师建议，在诉讼最终法院判决下来之前，以及在没有进行法定交接程序履行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应撤出派出人员，归还官网密码，并恢复杂志社的正常工作秩序。
目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除了贾磊磊、郝庆军两名负责人以及会计外外，另外安排了六七名不明身份的工作人员，带着床铺被褥24小时常住杂志社。
今天，被接管的《炎黄春秋》官网宣布，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已指定内部审计部门，统一对院属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和重要项目进行审计。
该通知要求，被通知审计的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审计工作，提供完整的财务会计资料，并强调凡销毁、隐匿、拒不交出财务会计资料的行为人，院方将依法“严肃处理”。
知情人认为，这一通知目的可能是为了夺取目前可能在杜导正主导的社委会控制下的杂志社财务账目，彻底从经济上消灭“流亡”社委会及其抵制运动。
▲美国之音（VOA）7月22日报道：焦点对话：《炎黄春秋》停刊，习胡交情不管用？
华盛顿—中国知名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习近平时代屡遭打击，惨淡经营。这个星期，这种整肃达到高潮：当局全面撤换《炎黄春秋》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总编杜导正等全部领导层，并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密码。《炎黄春秋》原班人马停刊抗命，并诉诸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的举措等于是对该杂志宣判死刑，也意味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全面消失。聘用大批中共老干部为顾问，曾经被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的《炎黄春秋》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和党内开明的声音彻底决裂？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自由派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为何让习近平当局和毛左派非要“除之而后快”？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当局拿《炎黄春秋》开刀，出面的虽然是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但始作俑者是习近平，是贯彻落实习提出的“党媒姓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用红色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的具体部署，不仅党媒要姓党，历史也要姓党。《炎黄春秋》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解构中共“伟光正”的历史，希望中共高层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推动政治改革，使国家走上长治久安。尽管《炎黄春秋》是救党派，注意拿捏分寸，但他们解构共产党“伟光正”的历史，要求中共改弦更张，却触犯了大忌而为当局所不容，凸显习近平当局冥顽不化，拒绝任何改变，决意维护一党天下，一条道走到黑，即便是善意的规劝也不行。
高文谦说，习近平上台之初，曾刻意拉拢收编红二代左中右各派，使之成为支持他执政的基本盘。但习近平上台三年的所作所为，使红二代相当一部分人失望，纷纷离他而去，还有公开叫板的，如任志强、马晓力。习近平是武大郎开店，不能团结人，特别是在能力辈份比他高的，军中反腐利用完刘源后把他踢出局，就是一例。
程晓农表示，《炎黄春秋》过去20年来越办越好，它关于中国现代史和苏联体制的很多文章都广为流传，成为国人了解国史真相的重要窗口。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窗口陆续被封闭，《炎黄春秋》几乎成了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声和阅读的唯一纸板刊物，其社会影响力达到了该杂志的最高峰，《炎黄春秋》本身也成了思想界最后的一面旗帜。中共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控制建立在“舆论一律”基础上，任何独立的声音都让它不自在，因此中宣部对《炎黄春秋》的控制也逐渐收紧，最后让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管。《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本人一直住院，他一开始不想走法律诉讼程序，希望通过协商途径保存杂志，但也十分绝望；两天前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很无奈！我很痛苦！希望大家（顾问、编委会、社委会、同仁们）团结起来，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冲破网络严密封锁，广泛传播真相和我们的声音，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炎黄春秋》的旗帜被推倒了，但它的精神永在。
程晓农说，最近两年来，许多希望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谈改革，但是，这样的民间改革派思维已经无法影响决策过程和决策层。在决策层面，“改革”已经成了巩固现存体制的口号和手段。中共领导层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危机意识空前强烈，一切政策都服从于确保政权。《炎黄春秋》的命运凸显出经济危机当头之时政治控制高居首位的基本统治策略。
王康表示，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十分危险，不仅钳制思想，而且引向独裁和扩张。习近平上台后最强硬的举措不是反腐肃贪，而是强化意识形态。《炎黄春秋》杂志是党内开明派最后的文字阵地，杜导正是最后的有良知的党内人士，他公开抗命，不仅显示了“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气节，也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习近平走到今天，把杜导正，李锐这样的体制内老党员都“逼上梁山”，说出对体制绝望的话，表明抗争到底的决心，这其中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表明中国的体制走不下去了。如果《炎黄春秋》和杜导正本人就此销声匿迹，当局将更全面彻底地封锁一切言论空间，如果中国知识界群起声援《炎黄春秋》杂志和杜导正先生，北京将面临一次道义和精神的公开对抗。
陈破空表示，当权者封杀《炎黄春秋》，因为他们不是炎黄子孙，而是马列子孙。要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收紧，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炎黄春秋》走到绝境，与党内气氛有关。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为了巩固权位，都从极左思潮中寻找权力资源，以表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党，为了党的既得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内兴起左倾比赛，谁越左，谁就越有话语权。到了习近平这一代，这一表白，或者说“挣表现”，更加成风，左倾比赛达到白热化程度。于是，习近平的政敌将计就计，既然你左，我就更左，谁也不落人后。高层中，只要有人提出，既然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又怎能允许《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存在？这句话出口，没有人敢反对，因为“政治正确”。所以，整肃《炎黄春秋》，也很可能涉及党内权力斗争。否则，无法理解，习家（习仲勋、习近平两代）与胡家（胡耀邦、胡德华两代）向来交好，何以说翻脸就翻脸？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22日报道：莫少平：《炎黄春秋》被接管北京朝阳法院不予立案
《炎黄春秋》杂志社近期在接到被官方接管的通知后，在7月17日发布了由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炎黄杂志社委托的律师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向“中国艺术研究院”送交了律师函，炎黄杂志社委托还委托律师们提出刑事诉讼。今天朝阳区法院告诉代理律师不予立案，也没有给出书面裁定。
《炎黄春秋》授权莫少平律师授权代理，莫少平律师向本台表示，今天按照法律规定，是法院立案审查期限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们是上周五正式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今天是法院审查是否准予立案的最后期限。
今天上午，我和丁锡奎律师就去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待的法官告诉我们，不予立案，不能立案。但是，不能立案，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他们应该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如果当事人对他们不予立案不服的话，可以依据裁定或者决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接待法官没有出具书面裁定和决定。
在丁锡奎律师再三的交涉下，最后他们请丁律师下周一再去朝阳区人民法院，和他们立案厅厅长进行交涉，做最后决定，是否给书面的裁定，是否给予立案。
如果不给予代理律师回复，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他们可以说，根据规定，不符合立案，那么他们应该出具书面裁定，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另外，我们认为他们不给予立案，从法律角度讲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提起的诉讼就是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合同是指《炎黄春秋》杂志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双方签订的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炎黄春秋》在发稿权，财务权和人事权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谓做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现在主管单位，没有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商，更没有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同意，就突然单方宣布中止这份合同。同时单方发文，撤换了社长，总编，副总编等人员，从法律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合同纠纷。
▲美国之音（VOA）7月23日报道：北京法院拒绝立案炎黄春秋坚决抗争
华盛顿—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星期五宣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接管炎黄春秋杂志社一案不予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编辑部聚会，老社长杜导正表示要“为民主和法制战斗到最后一秒钟。”
中国国内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之后，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委托北京律师莫少平、丁锡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莫绍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炎黄春秋》杂志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双方签定的协议合法有效，任何一方不可擅自终止协议。现在该院单方终止协议，是严重违约行为；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强行进驻杂志社的办公场所，严重干扰其工作秩序，迫使它不得不停刊，已属违法，情节严重的话，甚至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刑事犯罪。
借尸还魂
据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了贾磊磊、郝庆军两名负责人以及会计进驻炎黄春秋杂志社，此外还安排了六、七名不明身份的工作人员，带着床铺被褥24小时住在杂志社里。
《炎黄春秋》的新班子还举行了第一次社务会议，并在官网上宣布，杂志将继续出刊，办刊类型和刊物样貌不变；畅通原有的供稿渠道、发行渠道。此举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之为“借尸还魂”。
星期五，莫绍平和丁锡奎律师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听取结果。立案庭表示不能立案，同时没有给律师任何不能立案的具体原因。律师要求法庭提供不予立案的裁定书，法院也不给。在两位律师的坚持下，立案庭同意下周一由立案庭的庭长亲自出面向律师解释。
人治还是法制？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司法独立，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观察人士注意到，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向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院长连楫发起的这起违法合同的普通案件中，明显可以看出政治凌驾司法，人治大于法制的现象。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副教授乔木的话说，江泽民和接替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位期间，当局对《炎黄春秋》这样的出版物更为包容。
“这么多年，对这本杂志一直有争议，但是办刊的人本身跟高层有些来往，”乔木说。“现在的老干部和退休官员不再有那样的影响了。”
纽约时报援引杜导正的话说，他联系了几个人，希望他们可以代表杂志社介入此事，但他的努力至今尚未成功。杜导正称，他找了几个部长级的干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表态，都躲开了。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