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6年8月7日讯）
既然赵威愿意做90后的炸药，类似尼采说的“人体炸药”，非道德的，把自己置于民运铁窗伦理世界之对立面，那就让炸药更加突出一些，更激烈一些。对于民运铁窗伦理，我自己更愿意遵守，但乐见有人蔑视而可以突破。中国民主运动必须在中国民主运动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原有格局死路一条，捍卫铁窗民运伦理同样没啥结果。伦理遵守是为了获取胜利，获得更大自由，而不是对新世代的约束和限制。也许赵威们的炸药，能炸出新的可能性。
第一条，如果我帮修饰第一条感谢民警，会加上“我作为基督徒，我感谢民警”。在一个基督徒眼里，民警是个人，感谢民警是感谢人，而民警是否具有体制身份，凯撒的归凯撒，并不重要。在反对派眼里，民警是个体制的象征，人是不存在。如果以基督徒身份超越，或者远离反对派，或者不加入反对派，那么可以无视民警的体制身份。只要突出基督徒身份，该感谢并没有错误。90后的公共参与者，为什么就不能是基督徒式的呢，为什么一定要被格式化入原有格局之内的民主运动中呢，格式化进去是死路一条，就为什么不能在原有格局之外，另开生路，另开炉灶。对于一个牧师而言，都倾向于把教会伦理扩大到教会以外的人中间，这明显是错误的，例如同性恋，教会内部的可以反对，教会之外的就属于越位。洪智坤问到，中国民主运动对90后有没有吸纳机制，我回答说没有，因为除了对90后提出伦理要求之外，没有任何引领和引渡。
“我没有敌人”和“谅解屠夫”说法原来说法就很多，对其反对也仅限于民运内部，但如今老革命遭遇新问题，90后登上舞台。维权并不是民运，有着捍卫生活生存本身，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权利的维度，也有民主运动的维度，因此为啥一定要遵守反对运动，民主运动的铁窗伦理，为啥一定要是反对派的，可以是权利本身的。赵威一事，说明反对或者民主对维权，提出要求，有着不可解决的悖论，甚至破产。托克维尔说民主有对个体的格式化压制，民主化也是一样，难道在格式化之外的就不行？当格式化伦理没用，几十年都没用时，在官方和民间主流之外，就要开新路，要么新路，要么虚无。当赵威们反抗民间主流原有格局，说明在他们眼里，民间主流原有格局也是非常强大的，不再是弱小的，有着压抑新的可能性的路径封锁。
评赵威的第二条。指控李和平，开国际玩笑，李和平的定罪量刑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维稳铁一般的逻辑中，不因赵威的道德正确一分而减，也不因不正确一分而加。就像右派被指控卖国，是没有资格卖的。致小伙伴的公开信，在案件笔录中体现，非常常规，作为取保后的公开信，突兀了点。对李和平来说，在罪行上是无足轻重的，一笑了之的。
如果老周被判刑是不可避免，王宇的“指控”这就是赞美和背书，提高到颜色革命高度。诸如此类，是暧昧两可的。赵威对和平的指控，也是如此。颜色革命算什么恶事？
马强（武僧）领到武汉的“闪电”罪名，高兴得屁颠屁颠的，他说领个扰序罪，逼格都没了，蛋蛋都掉了。
赵威该公开信致力于对李和平等中产阶级身份维权与西方主流价值的结合，进行告别撕裂。有着故意的目的，既然对李和平无法加罪，利用起来，彰显自己的独特道路，有何不可？类似被西方主流青睐赞许的抗争路径，过于中产身份，隔靴搔痒，过于轻巧，对改善少数人事有用的，对于不符合格式的和没有机会列入名单的，远水难救近火，甚至有排挤的作用。授予刘晓波和平奖就有促进中共改革的意图，可是如今六年过去了，可以说该意图是笑话了吧。赵薇把自己放在整个民间主流伦理世界的对立面，进行切割疏远，还隐藏着反过来颠覆，闪电还对自己曾经所在的世界劈，同样被控以伦理上的“颠覆罪”。这是一个在其中也在其外的位置，参与其中又冷眼旁观。民运铁窗伦理被同一批人捍卫，也被背叛，没有人说自己完全干净，因此捍卫和背叛都有价值，不要想格式化驱逐背叛，相反得证实背叛。在八九中，绝不绝食都不影响坦克压来的命运，保守主义对激进的批判，是自以为是的自我神话。八九一代的背叛者有着其应有的价值，尤其是化被镇压为主动的价值生产时，就得现在更高的彼岸来观看，而不是仅仅道德伦理批判。这是赵威的前辈所刻意干的。当赵威可以切割于李和平，可能是一场娜拉出走，但明显追求突破原有格局的新可能性。赵威扔出一个哑弹，没有能力炸开，却把自己炸伤。它就像一只永远不满意的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渴望芝麻开门，最后可能新世界的门没打开，芝麻也没了。这是一份祈求小伙伴90后一起做猴子捞月的公开信。
第三个举报任全牛律师。这件事情失分过多。举报任全牛仅仅是手段和时机不对。为了我方的道义泡沫，而无视赵威的人身侮辱损害的诸位，用自己的妻女，最好是女儿，去试试性侵，轮奸和被监狱警察的玩弄的消息满天飞，时间达两个月后，觉得没事儿，再来忍着腰疼说话。
两人之间，赵威刚出狱，急于洗掉人身耻辱，没有想到可能有更委婉的方式洗白流言，不需要举报，并不是非举报不可，于是乎为警方拿下任全牛抵递了刀子。那一些流言对于赵威本人看来，非同小可，而外人子非鱼。任全牛即使流言有源头，不是其为了出名捏造，但毕竟涉及赵威隐私，根据刑诉法和律师伦理规定，都不应该在微博公开，不说构成犯罪，违反律师伦理是实打实的。举报任全牛并不是有深远考虑之举，而是被迫维权之举。在自己的声誉隐私和牺牲自己维护维权之中律师的违规伤害之间，赵威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要说报警或者与警方合作，我就不相信在中国大陆的反对派就没有为自己利益抱警，既然不承认中共合法性，报啥警，干嘛到中共法院起诉？当维权运动认为权利的实现，在当下重要，而合法性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报警与官方合作实现自由，就不是太大的事情。如果不让维权承担民主胜利的重负，成为民主运动和反对的一部分，而仅仅是重建社会，实现权利，利用中共合法性的暧昧不算什么。
维权本来就是去政治化的，法律的。以法律为标准，就是自己保存的权利不损害他人为前提，损害他人而可以赦免的，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拿紧急避险的标准来看，还是看的清楚的。离开法律标准，拿着道德标准，各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层次低了点。
总之，赵威前两条微博中，有着把民运伦理踩在脚下得马基雅维利主义，成王败寇，成功则为90后参与模式的先驱，败则一地鸡毛。然而，如尼采所言，驶向未知的，不确定的自由远洋，而不是困死在固定的港口里，与共党一起慢慢变老，这种急迫出走，是必须重视的。再说一下，中国民主运动比喻在中国民主运动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原有格局内死路一条。
赵威的事儿，想起美国大兵上战场时衣服口袋里面装的投降书。想起投降敌国的美国士兵回到美国，被国民欢呼，当做凯旋的英雄。也同时想起中共对自己所被俘虏的战俘的消灭和虐待，例如北朝鲜战场回来的，金门战役被俘虏回来的，被马步芳军队俘虏的西路军女战士。
妥协了还是个英雄，获奖，倒也符合美国式把俘虏当做英雄的价值。有人说，二战中，美军官兵上衣口袋里都装有一块30 X 40厘米的黄色尼龙绸，印13种文字：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中国称其为投降书，美军称求救书。对于政客，士兵的生命，如草芥一般，但对于一个家庭却是全部。美国战俘回国会同样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维权之地基只在于权利，不在于道义，不在于道德。法律和道德分离，这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在法学院读书的学生都会共享的共识：以法律手段而不是道德手段调整社会关系。民运和维权一开始就是两条河，两个战壕，两条战线，维权就是为了解决民运很多不足而提出的，其中一个就是过于依赖道义泡沫。律法之下，有好人坏人，强者弱者，也就是维权允许投降软弱屈服，并且把投降软弱屈服也能转换为追求法治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如我说的维权与基督教的契合。我的政治思考，来自法律，如《圣经》中那句话，对律法日思夜虑。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而律法自有其道德内涵，只是是第二性的。律法和基督教允许软弱屈服投降，如美国式的把被俘虏士兵当做英雄。
民运与维权是两个范畴，两种事物，那么用来调整民运的，不一定能用来调整维权。一个法官要审理裁决案件，首先要搞清楚本案的法律关系和审理范围，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用民运的道义伦理，要求维权，就是基督教教会内的伦理，要求教会外的普通人。就是中共党员的标准，要求普通群众。这个越位太厉害，进球要被裁判吹无效。
作为一个法律人，难道不清楚法律底线与道德底线的区别吗。法律底线低，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底线。道德底线高，高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君子有时候做得到有时候做不到，小人吓得尿裤子。
如果说民运和体制是两大阵营的话，维权是夹在两个阵营中间，与社会接壤的。王宇赵威是两个阵营全闪，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并不是加入体制（体制没有招安投降机制）。两个阵营都不加入。维权既然与社会接壤，就有退回机制。
我这一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八九一代的，他们在六四后退回社会，家庭，两个阵营都关注，都不加入。在体制内的，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因此，将这一些人重新引导回来很重要，八九一代的最后机会也许就是在的，这也是我对政治反对化大力气批判的原因。如果不许退出和重新回来，八九一代的主要人群怎么办。
耶穌上十字架之前，就知道使徒彼得的背叛，三次不認主，可是並不收回授予彼得的鑰匙權柄，彼得還是教會的磐石。八九一代的六四伦理，它提高了重新回来的门槛，堵塞通道。这个得降低降低，允许投降软弱屈服，退出，这样才能大打开重新回来的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