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6
小说是写给那些具备幽默的人。喜欢写或读小说的人总是比他人更容易做到宽容和拥有人道主义，即同情心。在阅读小说，一些经典作品，文本的深广是离开不了幽默的，幽默属于智识。
懦弱和无智的人是获取不了幽默的。幽默不是恶俗。特别是来自那些官方的，形成惯性思维，僵硬而无趣，等级又荒谬。我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步入体制，取了点成就，会变得如此，人模狗样，装腔作势，完全傻掉了。
关于小说的语言，我认为一个杰出小说家，他的语言一直介于生熟之间，他的技艺和思想要向不同的时空生长、入侵，多维度形成不同的棱镜。而语言如果老练精熟是有问题的，说明他一种思想一种风格程式化了。
有人说，我怎么对某些事（文坛上的）出奇的冷漠，我是觉得某些事给予关注本身就傻儿吧叽的。比如方方和柳什么秧的，说真的这事儿真他妈的滑稽可笑，就是个蹩脚的笑话，而我没有义务对每一则笑话都要发笑的。
在谎言遍地的国度里，我尤其渴求聆听到人之声音，此即最大的善，或谓之文学。同样，在超极权社会里做一个真实的人，是此在最大的成就。
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苏联便发明了奇妙的“作协”。
多年来极权社会对文学概念的限制和扭曲让文学严重变形，也使普通读者不能轻松分辨真伪文学，而掌握话语权的往往是一批文盲，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让人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本来面貌。
对原创的诠释，一部原创作品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原创的思想、观点，即拥有原创思考能力，一是独所具备的语言风格，即一个文体的展示能力。
伟正光从来不喜欢上帝，它有个幻觉，认为也可在天堂设个支部，派驻一名党支部书记的，但上帝肯定会拒绝抄写党章，因为上帝就是真实，与所有谎言为敌。
我的正义感一点都不强烈，相反我常常怀疑那些正义感十足的人，但更多的时侯我是出于一种怜爱对待的。
在位处于极权顶端的有司者，他们俱能体现出各个不同的愚蠢与残暴，两者是相伴同生的。
“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察与发现”。——阿瑟。米勒。作为正能量的亡命徒雷洋与作为正能量的螺丝钉邢永瑞是同一个人，即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或说都作为极权机器上的同构性存在。两者在运转中出现偶然性“变数”之后，正能量都转变成了负面消息。
再没有比正义两字强辞夺理了，因之成了乌合之众偏好使用的一个词汇，当然亦深受其害，源是词柄往往掌握在更强力者手上——那些更擅于制造谎言和驱动暴力的集团。谁人的正义又由谁人决定之？它会是洪水也会是屠刀。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钱杨之争无论是反对方还是力挺方，整体是悲哀的，在论辩中双方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甚至事件本身都无足轻重，这种欠缺的品质将会导向一个乏味的未来，一个不具有审美意义的革命是危险的，事件到底什么才最重要——我们缺失了幽默的能力，即幽默感的品质。
谓当代无大诗人，这句话存在双重悖论，即真正的诗人无法走进官刊，而官刊上只能看到伪诗歌，没有真实。即要在官刊上发表，又要写人话，基本上是不存在此种可能。“也许是公知”这样的大诗人只可能存在于民刊、微信平台、以及屡遭封杀的博客、微博等，因不能出现公共媒体，反而鲜为人知，当然也不“存在”了。
期刊路可以走，尤其在一个人习作阶段，但要避免体制文学同质化，许多人把迎合官刊，顺从编辑，并以常年发表得益为荣而深陷其中，在期刊发表几百万字，充其量一生就是学徒工，还有一些年青文学爱好者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娼妓。
新生代作家显然要比老作家们聪明多了，不再像前辈们脱光衣服露出屁股将嘴巴咬吻在党宣的菊花上，他们的文字有所改进变得美妙了，技艺借鉴的力度跨的更大运用更娴熟，但你别指望从一堆精妙而空洞的字里行间读到文学两字来，那些文字是用于装饰谎言的花纹，或者就是贫困地区的面子墙罢了。
我始终坚信一部好小说的力量足够摧毁一个帝国。
文章来源：独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