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湖北大冶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研究兴趣涉及儒学、经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西方古代经典与解释、现象学、德法哲学、政治哲学、艺术理论、中医、传统文人书画等领域。
学院之外，他还创办了道里书院，举办公益性质的网络读书会，阅读经典，坚持十年。近年获基金资助，与同道合办公益性质的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书院终于落地。
作为一名深度参与者，柯小刚对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体味，并对当前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颇多反思。2016年6月，一位读经少年的来信令他深受震动，信中描述的极端读经方式让柯小刚痛心不已。他当时就写下如此感悟：“边缘化、过于敏感、傲娇和自卑的混合，这些都是读经学生常见的心态。如何解开这些心结，找回平常心，鸡血渐退而向道之心弥坚，要靠他们自己慢慢释放，然后重新聚集心力……信中反映的问题在读经界非常普遍，但鲜为外界所知。声势浩大、感人肺腑的读经宣导和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媒体报道两面夹击，公众无从了解读经生活的实情。惟生的这封信是读经学生的第一次自我陈述、冷静思考，弥足珍贵。”
近日，柯小刚提笔撰文《回归生命的学问：给读经孩子的一封信》，阐述自己对读经运动的深思，并授权澎湃新闻编辑刊发。他明确反对“3-13岁全日读经，只许背诵，不予讲解”、“每天十小时纯读经，十年‘包本’背诵三十万字”式的极端读经方式，认为自发的感受力和学习的兴趣，才是儿童教育中最宝贵的东西，而刻意排斥理性的蒙昧主义读经方法只能养成封闭麻木的心灵。他主张生命是需要从容涵养的，无论个人生命还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来的”，不是工具性地“读出来的”，更不是高强度的十年全日制“纯读经”背出来的。
柯小刚在知止堂评点学生的书法作业
诗云：“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人最可畏的是内心的疚责，而不是外界的威胁。
读经少年惟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读经的一些痛苦和迷惘，反映了一些读经方式方法的问题(信附文后)。随后，我从微信上又看到读经少年黄雨林等五六位同学写给惟生同学的信，叙说了读经的收获和快乐，表示要维护“纯读经”的方法。
几位同学的信写得都很好，充分证明了读经的益处。不过，我注意到，无论诉说痛苦还是快乐，无论反对还是维护“纯读经”，这些同学都不是“纯读经”(指3-13岁全日读经，只许背诵)出来的，而是“不纯读经”(即读经并大量阅读、感受、思索、对话)出来的。我怀疑，如果他们是“纯读经”出来的，别说写这么好的信，恐怕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有很多读经堂主和家长已经披露了不少“纯读经多年但不识字”的案例，更有甚者，“一个字，在他熟背的经典里，点给他让他认，他认识，换本书，换篇文章，他就不认识了!他的家长很痛苦，觉得还不如上体制(学校)”。
看了各位同学的信，我一直在思索，如何给大家写一封回信。我只能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给所有读经的孩子，包括惟生、黄雨林和其他所有读经孩子，写一封信。上个月一直在德国开会、写作，最近有读经杂志控告我和其他一些“读经异议学者”“犯了反人类罪”、“该杀”(郭齐勇、陈明等学者也都批评过“只读不讲、大量死背”的读经方法)，有社团又邀我讲读经问题，所以不得不停下手头的研究工作，写这封信，也帮助自己澄清一下思路，与各位读经同学一起思考下读经的意义和方法。
首先，我想说，脱离体制学校，你们这些读经少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因为你们较早接触了大量经典；不幸，因为恰恰是在所谓的读经学堂，经典被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好在早期的读经学堂还没有走向极端的“纯读经”，使你们还有比较自在的生命空间，可以活动、探索、阅读、感受、思考。
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的第一章“在混沌中长成”中，曾深情地回忆那样的生命空间。春天的扫墓，在沙滩上翻筋斗、“不知不觉睡着了，复返于寂静的混沌”，自己动手做秋千;夏天“东钻西跑、挖土坑、攀树木、穿墙角、捉迷藏”;秋天帮大人收庄稼，“扛、抬、挑、负我都得作”，“感觉劳动收获是一种趣味，作起来很愉快”;冬天“溜冰、踢毽、拍球、打瓦，一切泼皮的玩艺我都来”，晚上听骡马夜归的杂沓之声，感受“生命的苍茫和安息”。年底看戏，领悟“原始的人情、永恒的人情”、“生命的风姿、人格的风采”，“这是最直接的人格，最直接的生命”。
这些就是牟宗三先生15岁以前的教育，生命的教育、生活的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那段时间的生活才是生活，此后都是“生命的耗费”。通观《五十自述》，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在每个学术阶段都会不停地回到儿时的生活经验，因为那段经验是他生命的原点，构成了他毕生学问的真正基础，生命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不断回到原点，牟宗三的学问才是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儿时也上过私塾，但他恰恰不喜欢那一套：“我对于穿长衫的秀才们，三家村的学究们，并不见得有好感。儿时我即感觉到他们有点别扭。九岁入学，读的是私垫。在那二三年间我虽然也好好读书，也怕先生，但我对于这些先生、秀才们，总觉着异样，不自在、不自然。”我想，那时的私塾幸亏还比较乡土自然，半天读经，半天玩泥巴，小牟宗三还算能读下去。如果那时的私塾也像今天这样高压紧张，功利性太强(求道之难在于，一不小心也可能功利化、工具化，后面还会谈到)，每天十小时纯读经，十年“包本”背诵三十万字，我想牟先生可能早就逃学了，今天也就少了一位新儒家大学者。
其实，真正的传统私塾正是牟宗三小时候上过的那种，而不是现在有些读经倡导者，根据那些“专制私塾形象”“复原”出来的样子。事实上他们与“新文化”的区别只在于：“新文化”反对的，我们就赞成。阳明先生在《训蒙大义示教读刘伯颂等》文中所写的“古人立教之意”何其相似于牟宗三《五十自述》中所写儿时生活经验，而其所批判的“记诵词章之习”和“鞭挞绳缚”，又多么像今天的所谓“纯读经私塾”：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日“纯读”之弊正在此】。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今日“纯读经”私塾荼毒儿童身心健康，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
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我没有牟先生那么幸运，因为我的童年在“文革”后期和改革早期。“文革”时期，我的家庭备受歧视，小朋友们也欺负我。等到改革的时候，父母到处做豆腐糊口，我也随家辗转播迁。不过，我童年时的乡村虽已不如牟先生的栖霞那么淳朴美好，但天上的白云和山间的野草却同样是儿时最好的伙伴。
我也没有你们那么幸运，可以那么早就接触到经典书籍。我从小没有什么书看，经典没有，闲书也没有。我只有一本字帖，每天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大概七八岁时的一天傍晚，我在阁楼上看字帖(当时一家六口人挤在十平米的小房里，我和哥哥们只能爬到低矮的阁楼上睡觉)，忽然感觉字帖上的每个字都那么好，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正到好处。那一刻，仿佛每个字都从纸上跳出来，向我微笑招手，告诉我什么叫做“好”。我激动不已，摸黑爬下梯子(会翻的那种，我小时候经常梦见从梯子上翻下来)，跑到豆腐坊找爸爸妈妈(做豆腐要起早贪黑)，急于分享我的伟大发现。然而，等到他们想听我说时，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看着豆浆的蒸汽在空中弥漫、舒卷，忽而成象，忽而消散。
我后来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诗，大概可以描述当时的懵懂感受：“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
自发的感受力和学习的兴趣，是儿童教育中最宝贵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正是人心与自然万物相契、我与他人相与的可能性基点。《论语》开篇为什么“学”字当头?为什么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后，立刻接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正是因为这一点。
僵硬死板的分析讲解，“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自然是最有效的阅读兴趣杀手。但一味不允许理解的死记硬背恐怕更能迅速扼杀孩子的自发感受力。牟宗三先生说得好，真正的“理解”并不是“外延性的解析”，而是带有生命感受的契入。为了培养这种深度的契入，生命感受、知性解析、精神理性三个层面必须相须为用、相与涵养、相机教学，因为，它们的源头本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发用和表现。
正如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曾讲过的那样，片面的“理性启蒙主义”诚然有害整全心性的养成，但是，刻意排斥理性的蒙昧主义读经方法恐怕也只能养成封闭麻木的心灵。诚然，儿童有较多感性，教育应以感性培养为主，不宜过多理性讲解。然而，在“纯读经”的理论和实践中，只有简单粗暴的背背背，完全没有感性培养的位置(感性的教育被粗暴地斥责为“西化教育”)，所有期待都被付诸“右脑(伪)科学”的“深度开发奇迹”。他们所谓“越是有口无心的背诵，越能深度开发右脑”，不知左右脑也是相须为用、相与涵养的。截然划分左右的脑根本就不是人脑，而是电脑；截然划分背诵和理解的读经根本就不是读经，而是流水线装配；截然划分13岁之前和之后的人生根本就不是人生，而是“民族文化复兴计划的试验品”。
牟宗三先生也常常把个人生命和民族文化的生命相提并论。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文化，在牟先生那里首先都是一个生命体。生命是需要从容涵养的，容不得病急乱投医的仓皇失据，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救助这个生命。在近现代中国的危局中，各派思潮几乎都处在病急乱投医的仓皇失据中，只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师友们站稳脚跟，从容论学，发挥经义，从文化生命的深层根源出发，思考时代的问题和未来的命运。以他们为参照系，今天的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各种“病急乱投医”的仓皇虽然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救中国，但最终却只能导致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的生命形态。这种形态虽然跟上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节拍，但终究是不可持久的，只能与全球现代性一起走向灭亡。
如今，当代中国主动回归了文化生命的自觉，想要重建和倡导一种更加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圣人的经典中昭示了几千年，也在中国人的历史中探索了几千年。在这个时候，重建从容涵泳的学术生活成为学者的时代任务。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体制内学者汲汲于课题和职称，毫无担当；民间学者仍然在病急乱投医，胡乱担当。今日教育的困境，无论“体制教育”的困境还是“读经教育”的困境，皆源于此。
我非常能理解读“纯读经”倡导者的毅然决然、义无反顾，我也非常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很多读经家长宁愿离婚(夫妻双方在孩子读经问题上产生剧烈冲突，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变卖家产，也要让孩子脱离体制学校，全日制读经。在相关微信群里，我看到有人转发一位读经家长的话：
“经是要读的，但经也是要活出来的。只提倡大量读经也是大人的功利心作怪，我们错把自己读经的感受当成孩子的感受了。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也有童年。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些陋习是因为没有读经所致，所以我们悔恨自己那个曾经没有读经的童年。我们信誓旦旦要改变，却找不着北，以为大量读经、只读经就可以改变这一切。”
是啊，在时代的急迫中(以前的急迫是救中国，现在的急迫是新中国，“新”用作动词)，我们忘了人是有生命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我们这几代人没文化，文化断了，亟需补课。然而，文化是生命的修养，“恶补”不来，只能“涵养”，徐徐得来;只能自己养，服务外包得不来，灌输孩子得不来。无论个人生命还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来的”，不是工具性地“读出来的”，更不是高强度的十年全日制“纯读经”背出来的。
时代的急迫驱使人“物化”、工具化，因为只有工具化和“物化”才能达到最高效率。无论在过去“救中国”的时候，还是在今天“新中国”的时候，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时代多么急迫，牟宗三和他的新儒家师友们的从容笃定却承自孔孟程朱，以至于未来，永远是士人济世的典范。在“救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他反对病急乱投医的极端激进，在“新中国”的文教事业中，他也同样会反对极端激进的“纯读经”、“老实大量只读经”。革命者和读经者的决绝心态和孤往之勇是令人感佩的，但也是令人惋惜和担忧的。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发出后，有位朋友批评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何不成人之美，乐观其成?而上海儒学会的李耐儒秘书长帮我回答这位先生说“成人之美易，不成人之恶难”，真是深明大义者。
黄雨林同学在尝到解经乐趣之后，曾后悔早年没有“纯读”、“包本”更多经典；而牟宗三先生却在回首私塾读书经历时说：“读书固然重要，但我当时似乎总感到有在读书以外超越了读书涵盖了读书的气氛。读书不是唯一凸显的生活，这意识一直维持到现在”。雨林的后悔自然是向道之心的热忱，但也未尝没有功利心的夹缠。如果不是为了刻意捍卫那种连他自己也没有试过的“3-13岁十年纯读理论”(雨林读经时已是16岁中学生)，这种功利主义的推导——如果“非纯读”都这么好，“纯读”岂不更好——是不可能蒙蔽向道之心的。精神的生命没有一段是白过的，即使这一段是“弯路”。
牟宗三先生就走了“弯路”，而且执着地要走“弯路”，必须走“弯路”。生命的道路曲折通幽，峰回路转，风光无限。反之，欲速则不达。这特别是文教的道理、学习的道理。在《五十自述》第一章“混沌的长成”末尾，牟宗三写道：
“学是在曲中发展，不断地学即不断地曲。在不断的曲与‘曲之曲’中来使一个人的生命远离其自己而复回归于其自己，从其‘非存在的’消融而为‘存在的’，以完成其自己。”
所以，虽然怀着无比的眷恋，少年牟宗三还是离开了他的山村，去到外面的世界读书;虽然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他还是勤奋学习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那个混沌的、原初的、直接的生命并没有消失，但必须经过间接的、曲折的路程，才能重新找回。对于原初直接性的缅怀是可贵的，但如果被作为粗暴的极端的教条，也是可悯的，乃至可怖的。学院知识人的“博学”诚然是“弯弯肠子太多的”庸俗浅薄，然而，求道的热望如果过于直接，以死士之心和孤往之勇来强推，却也足以灼伤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
最后，我想顺便给读经孩子的父母们写几句话：除了生命的自省、自修，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形态、生活样式。即使“读经的声音”也没有这个魔力。无论“读经机”的声音，还是您的孩子“有口无心”的朗朗书声(“有口无心”在读经界不是贬义词，而是他们追求的“最高读经境界”)，都没有这个魔力。《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纯读”提倡者宣导的“声闻大法”不是儒学。牟宗三没有修过这大法，孔子也没有修过。
《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读经没有捷径，善复者近之。“复”是“生命远离其自己而复回归于其自己”。多年读经乱象，可能也是“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回归生命学问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努力![page]
附：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
无竟寓先生道鉴：
我叫惟生，从十岁开始退出体制学校，进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迄今虽已九载，但也仅仅背诵了些经典，略知训诂，学问尚未入门。其间，我经历了对读经教育的狂热、受挫、困惑与反思，现在非常迷茫。上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先生在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的演讲《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深受触动。先生演讲中对于读经运动的分析，尤其是对那种全日读经、拒绝理解、单一“背诵”(正如您文中所说，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背诵)的批评，非常恳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当今私塾与经典“(伪)背诵”问题最为透彻而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是从小脱离体制学校，在读经学堂长大的。这些年来，读经越来越热，像我这样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我属于较早的一批，已经成年，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但非常迷茫。同学相谈，最多的是焦虑。父母怀着圣贤憧憬，为我们选择了一条特殊的求学道路。今天，我们长大了，却开始面临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鲜为外界所知。学生想就自己的学习经历，以及遭遇的问题和困境，向先生汇报和请教。
在太平间打手电筒偷偷看书的日子
2007年夏末，我的母亲由于受到“读经运动”和国学热的影响，以及希望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让我退学进入私塾。这个决定在我的家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但因我母亲态度坚决，所以我仍然踏上了私塾之路。
最初进入的是一家“综合型私塾”，每天读经大概四小时左右，其余有书画、武术、讲课等课程，体制内的课程多不开设，对学生前途也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规划。但刚刚脱离体制学校的我，仍然感到非常兴奋。一个学期结束之后，我妈妈因为注意到这家私塾的一些孩子有说脏话的坏风气开始影响到我，于是决定带我换一所学校。
第二次入学的私塾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宗教化极强，信仰佛教“净土宗”(我后来怀疑真正的净土佛教可能并非如此)，学习、生活皆以宗教思想严格落实与约束，背诵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和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背诵经典。这里杜绝电子产品，没有节假日，甚至有一年的春节都没让我回家。
这里有图书馆，但未经老师许可的书籍不许读。即使像《史记》、《曾国藩家书》这样的名著，都被列为禁书，理由是“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净心”。甚至到最后，我只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我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我只好在经典背诵的间歇偷看那些零碎文句。可是到最后，我这本可怜的词典也被没收了。于是，我又尝试在老师去卫生间的时候，迅速冲到柜子前，拿出“禁书”偷看两眼。后来有一次，老师从卫生间回来时突然问我：“看到哪一页了?”吓了我一跳。
一年后，我被允许独立学习，不再派老师监管。我知道这个山上有很多古典书籍放在另一个山头的“往生堂”(实际就是太平间)，于是我开始了一项冒险的读书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和同学入睡之后，我悄悄地溜进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如果说后来我还有点独立思考能力，可能都要归功于手电筒的光照为我分开了太平间的黑暗。
白天的“课程”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只是一味背经典，没有老师讲解。现在想起来，这种状况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师资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出于某些似是而非的“宗教理念”的偏执：所谓“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等等。他们以佛经中周利槃陀与六祖慧能等故事为依据，特别强调“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德行”与“才能”的区别，夸大出世入世之间的矛盾。这些宗教思想都是用“理所当然”的态度灌输给我们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思想可能并没有错，甚至非常好，但在我们这些小孩的感觉中，这些都未免过于愁苦了，带有太多成人世界的幽怨，让我们感到压抑，黯淡无光，毫无生机。我不相信传统文化是这般灰暗的东西。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灵活现、熠熠生辉的。我不知道往生堂的鬼魂有没有“往生”，但我肯定是“穿越”了，穿越到古代，与过去的伟大灵魂为友。我开始逐渐感觉到这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最初的疑惑和觉醒
我在这种压抑且荒谬的教育环境中学习了四年半。后来，我曾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觉醒?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幼小，心智不成熟，另一方面可能要归因于环境的巨大压力。压力有多大，我只需讲一个鸡毛蒜皮的小故事：
《战国策》有“三人成虎”的故事，而我经历的比这还要荒唐。记得我刚到一个月时，有一次我走进教室，看到一个同学用手在空中极力比划一个巨大的圆形，说“这么大的橘子”，我反驳说“那怎么可能呢?”于是我遭到了围攻。他们纷纷指责我“诽谤因果”、“肯定会堕地狱”。原来他的原话是“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大的橘子”，但我依然认为匪夷所思，再欲竭力反驳，反而招致“对牛弹琴”的讽刺，只好默然无言。
虽然身处封闭灌输的环境中，但我逐渐在儒家经典中发觉端倪，感到私塾所教与经典相矛盾。私塾老师常常以《弟子规》为依据，极力渲染知识的罪恶、习劳的伟大，可我在《论语》中看到的却是“樊迟请学稼，夫子曰：‘小人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在《中庸》里，我看到夫子教导说，君子在笃行前必须经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个阶段。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在董惟一同学上过的私塾里，甚至连这本书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老师不许学生看注解，只需背诵白文)，我看到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句下(这段话是《弟子规》的依据)，朱子注曰：“愚谓力行而不学文，……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对后世学人特意说明，不可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过度理解，否则就会走向反智主义。
稍加观察即可发现，今天流行的各家读经模式虽以“儒家”为名，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反智倾向的“(伪)佛教”为背景的，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蔽。净空比较明显，“老实大量纯读经”比较隐蔽。古代儒家并没有这样的“读经”方法，佛教恐怕也没有。明代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如何会通儒佛，固非我等凡夫所能窥知，但看出今天所谓“读经”的“强而合之”，并不需要多少眼力。
这时我虽已察觉到读经私塾与真正的古典文化教育有很大区别，但仍未能完全认识到里面隐藏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对于读经老师倡导的“读经扎根”、“传统至上”的理念，我仍然深信不疑，时刻约束自己的起心动念，最顶峰的时候一天读经十一个小时。
2012年，私塾课程日益宗教化，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这个地方也在山区，但更偏远。有好长时间，孤独的大山中，加上我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时会断电。
就这样全天候读经五年，基本经典早已背完。但由于没有老师讲经，我们只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背诵那些不知背了多少遍的书。那时候，我才开始对这种教育的意义产生真正的怀疑。
2013年秋初，我转到一所专为较大的读经学生开设的学堂。学堂的规划据说是旨在帮助学生进入大学，但迟迟未能落实。脱离体制太久，除了背经什么都不会，谁都没能上大学。我只能又离开，转到另外一家学堂。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学一点经典文句的训诂，第一次搞明白了《四书》和《孔子家语》的章句大意。不过，这些简单的字面解释并不能满足我的思考，于是不久之后也离开了。
包本!包本!
2014年夏天，有同学认为我适合学术研究，向我推荐了一家书院。看了这家书院的入学要求(包本背诵三十万字录像)和教育规划之后，我不禁满腹狐疑。要求包本背诵的经典虽早已背过(“包本”指不间断地连续背完一本书)，但若要求录像，我不得不重新背诵。这意味着我又要去重复那个曾经机械性地重复了无数遍的过程。
虽然时间也许并不需要很长，最多一年，但我找不到这样做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就是为了进入这家书院吗?我感到这种机械重复的背诵应试之无意义，更甚于高考!进入这家书院对我真的有意义吗?会和之前经历过的私塾一样失败吗?即使能进去学习，但对于毕业之后的前途又毫无交代。书院先生对我说：“如果你还考虑前途名利这种东西，那就不要读书了。”我顿时不知所措。我并不在乎名利。但我关心我的未来。年轻人关心自己的未来被粗暴指责为追求名利，我很委屈，却又无话可说。
我已经付出了八年的青春热血来背诵那些经典啊，然而只是因为以前的背诵没有包本录像而被一笔勾销。那段时间我真感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歧路彷徨，不知所之。我走访了一些专门做“包本”的私塾，希望能找到进书院的途径。但这些都是刚开始背诵经典的学堂，包本速度太慢。我于是决定自己背。
2014年8月至15年6月期间，我足不出户11个月，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包本背完了二十万字。这是一段极端孤独的历程。毫无意义的机械背诵给我带来越来越冷静的思考。我的疑虑也越来越深。读经界一直在极力宣传“读经万能论”。亲身经历的事实且不说，经典中为什么也找不到一句类似的说法?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为什么经典中只有孔子反复警告我们：单纯的记诵读经恰恰是无用的?后来，我读了一些研究古代私塾教育的书籍，明白了古人读经之前，必先习小学训诂。由此可见，古人读经显然是建立在一定理解基础之上的。理解不必很深，将来也可以逐渐加深，但“不许理解”的“背诵”肯定不是古代私塾的读经方法，只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代创造。
回望这些年身边那些和我一样背诵了大量经典(二十万字以上)的同学，多因没有出路而终止了十多年的读经历程;而当他们一旦停止私塾学习，又没有进学深造途径，大多数同学都变得非常沉沦，情绪低落，只能借电视剧和电子游戏排遣焦虑、打发时光。至于那些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经文，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且，由于当时背的时候并不理解意思，等到电视剧中听到台词里引用经典名句，也并不知其所以然。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不许理解的记忆是极其脆弱的。稍一停搁，便随风陨灭，毫无踪迹。即使有包本录像为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甚至怀疑高考成绩单能证明的东西，比包本录像还要多。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在读经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危险思想”，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怀疑。
发芽还是腐烂?
无论如何，传说中“经典的种子”并没有发芽。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阳光、空气和水，多好的种子都会腐烂。经典是有生命的种子。但生命的种子必须种进能呼吸的土壤才能发芽。野蛮粗暴读经方法窒息了生命的呼吸，土壤早已板结，种下多少种子都是徒劳。
其实，对经典的感觉和理解，即使非常朴素，谈不上多深的经学和义理，也是读经生活的阳光、空气和水。只有阳光、空气和水才能带来土壤的呼吸和种子的萌发。古老经典和鲜活生命的相遇本来是经典生命日新的保证，但这二者如果被禁锢在一个缺乏阳光、空气和水的地方，读经的人生命萎缩，经典怎么可能发芽?
或许，事情会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种不求其解的背诵过程是完全不动脑子、不用心智的(不需要用，更无法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在山上的那家宗教私塾中背诵的“楞严咒”。咒语长达两千六百字，“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啰诃帝，三藐三菩陀写。南无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这里如何运用心智?
也许确实像他们所说，咒语是无需理解的(我对此存疑，因为我不相信其梵文原文毫无意义)，但儒家经典也是这样吗?英文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吗?我对此深深地怀疑。但他们已把这种教法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似乎只要试图理解“学而时习之”“天命之谓性”“to be or not to be”是什么意思，就是对孔子和莎士比亚经典的亵渎。
我曾经在一家私塾学背英文莎士比亚，笔和纸是违禁品，不许带入教室，因为老师怕你在纸上记单词、标音标。老师的全部工作只是按下神圣的读经机按钮，不解释句意，不教发音。读经机发出的每个音节都是神的语言，只许跟着重复，而且要用最大的声音一起齐声呼喊出来。发音听不清楚，但不许问，老师也不纠正。意思更不许问，老师也不讲。所有人的嗓音早已喊哑，但每句话的发音都仍然是混浊不清、蒙混过关的。莎士比亚千言万语，但听他们吼出来的每一句都是差不多的。这样“背诵”了莎士比亚，二十六个字母却还认不全，一句简单的英语问候也听不懂、不会说。但他们的宣传却是：“什么，你问我能不能去哈佛留学?我告诉你，背完经典，我们是要去哈佛做教授的。”
我不知道这种“背诵”叫什么，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正的背诵?这不过是一种“肌肉运动”，土话叫作“凭嘴吐噜”，只要念的遍数足够多，即使一心二用都可以背过。我有一个同学的背书绝活是一边看韩剧一边包本“背”下了《诗经》。这种所谓的“背诵”并不培养心灵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相反，它需要的恰恰是心如木石。这不是耐心，更不是定力!
读经界喜谈“读经培养定力”，以为学生既然可以稳坐数小时，当然定力高强。我信之多年，直到后来目睹一些结束读经开始其他学习的同学，确实可以稳坐书桌前半日不动，但是学习效率很低，“定力”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于是明白，这并不是定力。真正的定力指的是能够排除外界与内心杂念的干扰，心思专一，感觉敏锐，理智通达。如此静坐修行是定力，如此写一篇文章是定力，如此扫洒应对是定力，如此做一道数学题也是定力。而很多读经同学只不过是习惯了久坐，习惯了心如木石，习惯了内心无所事事、心神涣散，这怎么会是定力呢?
孔子亦曾历数错误读经方法导致的偏失
读经界对背诵经典惯用“扎根”的比喻：“南方有某种竹子，前三年只见它成长了三厘米，实际竹子的根已经成长了十米，于是第四年可以一天一米的速度迅速成长。读经亦是扎根，根本既深，大才自然成就”云云，听起来非常巧妙。我曾深信不疑，但付诸实践，八年如一日地“扎根”，直到现实的失败才促使我不得不深刻反思这种理论的问题。有生命力的根自然可以深藏待发，但朽木深植却只能腐烂。
《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命的特点在于自我更新，在于能试错和自我更正。怕理解错误而不许理解是愚昧的，也是毫无用处的，甚至会带来比“理解错误”更加有害的结果。中庸是动态的自我调节，而不是教条的偏执。经典当然是好的，但读经并非万能，错误的读法甚至有害。《礼记·经解》云：
“《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孔子亲自历数错误读经方法导致的问题，警示后人不要把经典教条化、宗教化、庸俗化为“狗皮膏药”、“万应灵丹”。经典当然是神圣的，但是那种庸俗的伪神圣化毋宁是对经典的妖魔化和亵渎。读经界几乎对儒家义理一无所知(他们甚至看不懂上面那段《经解》里的话)，却盲目对儒家经典进行肆意教条化，以神圣之名行亵渎之实，真可谓“一粉胜十黑”。
2013年6月，带着这些质疑，我来到一家非常有名的御定“包本”专门私塾，冲刺最后四本英文经典的包本背诵录像摄制，以便获得进入书院学习的资格。进门后先没收东西，只允许携带三套换洗衣服和目前正在背的那一本书，其他任何东西甚至纸笔都不许带入。严格管制我早已习惯，虽有诧异，并未不满。老师见我在莎士比亚英文十四行诗的书上注了音标，当即令我擦除。
我听不清读经机，又没有词典和音标的辅助，既不明白意思，也找不准发音，无法跟上。我不愿自欺欺人，“凭嘴嘟噜”，蒙混过关。于是我找到总管老师，向他表达我对这种“读经”方法的疑问。老师当即勃然大怒：“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只好对其深施一礼，起身离去。
出门后，我在城市的街头伫立良久，茫然不知所之。我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排除情绪，冷静思考。经历了太多，早已没有时间去带什么情绪。我必须冷静地想想这些年的读经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将来去往何方?“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偏激排外、教条僵化、狂暴欺人，已经无需多言。只是这么多年来，我的一切都倾注在私塾和读经上了，早已视读经老师和同学为亲人，但他们却只是因我提出心中久存的疑问而视我为寇仇，视我为懦弱、没有毅力、半途而废的逃兵，千夫所指，实在感到难过万分。
走向生命的学问
在那次彷徨街头的深思中，我终于想明白，读经的命运就是我自己的命运。我的个人生命与读经息息相关，因为，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读经中读过的。
所以，在反思读经方式的问题时，我不可能有一丝一毫恶意，因为读经方法的所有失误都将是我个人生命的失误，读经教育的每一个问题也必然是我个人生命的问题。我多么愿意相信老实大量纯读经是完美的啊，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自己也将是更加完美的。
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私塾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我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令我心如刀割。像我这个年龄的体制内学生都在反叛体制，而我却不得不过早地学会怀疑自我。这也许是读经经历的意外收获。
当我注意到在那个唯一允许解经的书院规划中有“最后三至五年的学习统归牟宗三全集”的时候，忽然惊觉读经之路可能会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目的竟然是要限制到一个学派里的一个人。扪心自问“读书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别人口中“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但我读经八年，却从未真正地将经典对照自己的人生!过去私塾的老师问及志向，我坦诚的说“是政治，但不是当官，是研究政治”，得到的回答却永远是批评和抨击：“只有文化教育才是值得从事的事业，只有孔子才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只有做读经老师才对得起读经学堂的培养!”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我必须自己去理解，而不是被指责、被强迫接受。
虽然已经彻底认识到单一读经的错误，但当我真的想到要放弃这件行之多年的事情，仍令我感到十分艰难。父母问我：“你背诵了这么多年经典，难道真的愿意就此作废吗?”是啊，我知道此时放弃，舍长用短再走新路，将对我非常困难。
但那天在街头彷徨无地的冷静思索让我明白，我必须去探索一条新路。很多迷茫的读经班同学也都在探索。我们必须找到一条真正的读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曾经读过的经典应该成为生命的学问，而不是包本背诵录像里的升学资格凭证。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论前方有多少困难，都决心依从自己的志向而行。
2015年7月至今，我在各地求学访师，思考自己的志向，确定人生的方向与计划，明白了读经圈中流行的“大学垃圾论”的偏激和读经学堂的局限。通过对比各种求学门径，我选择了自考本科、然后再考研的计划。
先生，我作为第一代“读经学生”，对您分析读经方式利弊的阐述有着特别切身的体会。而今我虽已决心从过去错误的学习方式中走出来，但有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我听说在您主办的“同济复兴古典书院”有一批像我这样的读经学生在深造，我也特别想来学习，不知有否可能?我看到古典书院的介绍里说，书院希望通过公益教学和经典研究来沟通大学和社会、古典和现代，做生命的学问。
我想，大学与民间、古典与现代的隔阂，这不正是我目前所遭遇的根本困境吗?如果能打通这些关节，曾经所读的经典或许能化为生命的学问?所以，我不揣冒昧写了这封信，向您介绍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遭遇的问题，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指教，希望古典书院能接纳我这个彷徨无地的学子!我四处求学并不是为了“世俗的前途”(他们如此指责我)，而只是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路也许最终会跟他们期望的目标殊途同归，但我必须自己走出来。呈此衷心，伏惟先生鉴之!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