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魔鬼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时，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中国历史上不少皇帝把忠言逆耳的大臣发配边远蛮荒之地，但未杀头，大臣一定是感谢皇帝不杀之恩，“谢主隆恩”。
读书摘记
姚监复摘编
前言：为了更深入地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社会不和谐的制度性根源及苏东剧变的深层次原因，现对（法国）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俄国）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3年9月第一版）、（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63年版）及国外对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的评论作了部分摘录，作为研究探讨用的参考资料。摘录资料，仅供批判研究时参考，并不代表摘录者本人的观点。如需引用，请核对原著。姚监复注，2005年10月。
（1）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一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
——“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05年访问美国时，听到几位外国学者评论、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特别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个性迷失症和集体失语症。其见解独到，启发联想，令人思考。现予以简介，供讨论、分析或批判，欢迎内行高手指正。）
一、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有一年一批劫匪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将银行职员关押在阴暗的地下室中，枪口对着人质的太阳穴，使他们处于绝望、恐怖的面对死亡的悲惨境地。最终人质被解救后，出现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戏剧性情节：一位女人质要求同一位给她一杯水喝的劫匪结婚。对，结婚！
心理学家认真研究这位银行女职员的心理状态与变化原因，并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某人A处于对生活、生命绝望的无助状态，面临生存与死亡的最大考验时，突然有另一个人B（即使是凶手、绑匪、罪犯）给A一杯水，使之摆脱饥渴难忍状态，而且并未象A预期的那样：可能被杀死，反而活了下来，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这样，A对B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由恐惧变成感激，由恨变成爱，B也在A的眼中由强盗变成了有人性的情人。因此，在最后A主动向B求婚。
二、中国也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瑞典出现过，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出现过，现在和将来还必然会一再出现。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欠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正义要求。但是，受害者、受难者的普通中国民众的痛苦该由谁赔偿呢？受尽惨无人道的日本毒气弹伤害的毒气弹受难者、受尽摧残的慰安妇、被逼在日本从事多年无偿劳动的劳工们，还要到战败国、侵略者的日本去找法院上告，请求日本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虽然我们确实是战胜国，是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但是一次次遭到屈辱的失败，日本法院对中国受难者的判决书都是拒绝赔偿、拒绝道歉、拒绝认罪，典型的日本式裁决结果。另一方面，根据默契，日本带有战争补偿性质的日元对华贷款、赠款，成了恩赐性的基金。获得带有战争赔偿性质的日元贷款、赠款，需要中方向日方申请项目，由日方审批、发放，而且日方限制用途，如第五次日元贷款项目限定于环境、教育、西部脱贫等方面。前几年，在日本大使馆介绍日元贷款、赠款的公开会议上，我曾当面向日本公使先生请教三个问题：
1、公使先生说，要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是一个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赠款的大国，为什么日本要向中国提供贷款、赠款。其实很简单，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现在日元贷款、赠款带有战争赔偿性质。
2、日元贷款限定用途，只能用于环境、教育、扶贫，日方担心用于工业，会加强中国国防。但是，日方指定的用于贷款的方向与项目，是没有近期经济效益和回收期极长的。这样，愈多取得日元贷款，会不会变成日后很难偿还的经济负担？成为后几届中国政府的沉重债务负担？
3、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与日本为贸易逆差。日本经济停滞，日元已经跌到低谷，可能升值，而美元有可能贬值，以人民币折算，将来外汇汇率变化。中国会不会以更多的实物才能偿还日元贷款？日本银行利率是零利率，而日元贷款是不是要4.3%的利率？这样算来，日元贷款是援助中国还是援助日本财团？
日本公使未能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只说，你们总理答应不要战争赔偿的。外汇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考虑。至于这些日元贷款项目，应该有经济效益。实际上，在会上一位日本专家评估陕西丹凤县用日本赠款帮助一所小学的效益时，主要的结论是中国这所小学的小孩子对日本的印象变好了。
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在我发言之后，一位获得日元赠款建学的A县的女同志，公开向日本公使表示“我们感谢日本赠款”，“我们还要申请日元赠款。”她对公使的诚挚、热情的态度和强调“我们”表示与姚监复等“他们”划清界限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使我感到大为不解。会议结束后，一些中国记者和官员索要我的名片，还有一位日本记者要同我讨论、辩论，我只回答了一句：“抗日战争时，我看见过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小孩的尸体，我永生难忘。”但是，我不理解那位A县女同志的心理状态。现在，离那次会议已经4年了，我才懂得，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的一个表现。我想起了那位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女人质的表现。
中国也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历、病史和病人。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魔鬼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时，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中国历史上不少皇帝把忠言逆耳的大臣发配边远蛮荒之地，但未杀头，大臣一定是感谢皇帝不杀之恩，“谢主隆恩”。不杀死就是大恩大德，叩头致谢，低头认罪，服服帖帖地走上远在天边的瘴疠之乡。如果杀死本人，不诛九族、十族，也算是开恩，必须谢主隆恩。万一赐予毒酒或白绫，大臣自杀前更要感谢皇帝给予全身——完整尸首告别人间，因为不是削成肉片的凌迟处死。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比瑞典人创造的新名词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实际上更为残酷。
如果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把解剖刀牛刀小试，解剖一下自己的灵魂，我承认我自己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在1968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革委会错误地定性我是“反革命分子”（只说了两句有关江青有病，不宜当第一夫人的话，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发配到湖南常德西洞庭湖的血吸虫病疫区，赤脚下水田劳动改造，隔离审查。一人获罪，株连九族，家破人亡身残，度日如年。我心中最大希望就是：能有一天我可以像周围农民一样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讲话，就满足了，就是幸福，就是天堂。
改革开放以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一系列伟大而正确的大得人心的方针政策，我同各地的五七战士先后回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首都，告别了蛮夷之地、瘴疠之乡的血吸虫病疫区，不仅仅是最低的理想——当个普通农民有可能实现，而且确确实实又继续成了伟大的党的成员，收取我的党费时，我确实含着眼泪每次多交一些党费（我不知道劳改期间扣发的工资，是否列为我交纳的党费？否则按党章，6个月不交纳党费按自动退党论，我早已是自动退党的非党员了。），而且，我又成为一个研究院的工程师、副科长了，成为地位、待遇、名望远远高于农民的“干部”了。我确确实实同许多五七战士回到北京的心情一样，出自内心地认为党落实政策了，真挚地满心感激地感恩不尽，山呼万岁。我真心地感到母亲打错了孩子，总是母亲。有人告诉我，最后同我谈话，恢复组织生活的那位党委委员，一直坚决反对为你平反，因为定你反革命也有他的主意。但是，我永远感激他，永远怀念他的谈话，他通知我，只要签一个字（攻击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后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就是严重政治错误），就可以过党的组织生活，就可以重新作党员，重新工作。（言外之意是，不签字，就不能作党员、不能工作。）我只想摆脱在农村干校中独处茅草棚棚中，夜晚有刺猬、爬虫类遛进来串门，没一个人敢同我讲话，只能孤独地掏粪和田里劳动的劳改生活，我只要走出地狱，过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人间天堂了。不是孤独地当农奴或农民，而是发挥我的专长。我毕竟在党的培养下，苏联专家的教育下度过了八年漫长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习生活，理应将知识还给人民，能为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幻想中的天堂了。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从来没有去要求为我平反或同样范围内平反，我永远永远感激允许我重新工作，重新过人的生活的那位党委委员。也许象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女人质的心理。虽然比喻总是蹩脚的，我总是想，我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至少我自己为自己写的诊断书是如此认定我的病症的。
至于别人是否患过或患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难以确定。至少有一些农民有点象这个病的患者。根据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提倡的“耕者有其田”的号召，中国农民在革命中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获得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土地证”，土地产权归一家一户的农民所有。随后的高级社、人民公社又没收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约半个世纪前，一场大跃进，一个放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和一种消灭了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出现了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在并无特大自然灾害的和平时期的人为灾难：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的悲剧，而死者主要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刘少奇向毛泽东说：“人食人，要上书的。”现在的书，从《农村三十年》的安徽凤阳到《顾准日记》的河南，一些尊重历史事实，敢于以史为鉴的《省志》、《市志》、《县志》的书上，这些地方都记录了“人食人”的实情。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人们最大的期望只是：“不饿死”。如果能吃顿饱饭，简直是神仙似的生活，上了天堂。我至今不愿意再吃菠菜，因为三年困难期间的1960年，我正在富饶的汾河平原的山西省文水县刘胡兰公社劳动锻炼，一天五两原料熬的两顿稀汤难以抵撑强体力劳动的消耗，投入弥补不了支出，出现浮肿病，饥饿难忍，等到开春最早长出来的菜——菠菜发绿时，我们用大锅熬的菠菜填满空空的肚子，但是吃伤了胃，我再也不想吃菠菜了。
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让农民又有了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的经营自主权，仅仅是承包土地这项政策就使伟大的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一部分，象被束缚的农奴解开了手铐，即使土改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没还给农民，脚上似还有镣，中国的粮食生产从死谷的谷底直线上升，由于恢复性的增长和绝处逢生的迸发的生产潜力，创造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罕有的粮食增长的高速度的奇迹，中国人靠自己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人绝大部分都能“吃饱了”；大部分人“吃好了”，有物质条件能够“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还有少部分高收入阶层要“吃营养”。重新象大跃进一样吃粗粮、吃野菜。主食也只吃几两，但是另外还要喝牛奶加维生素和稀奇古怪的营养品、补品、山珍海味和昆虫，乌龟王八蛋和名酒。最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不剥夺农民的土地，让他们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自我温饱、自我保险——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饭碗、保险公司，农民会永远感恩戴德，忆人民公社之苦思包产到户之甜，将现状视为天堂，只求30年不变就阿弥陀佛。没有几个农民还保留着土地改革时国家发给农民的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证，没有农民会想到土地曾经是农民自己所有的，竟然历史上存在过短暂的“耕者有其田”的天堂时代。现在农民认为允许包产到户不变就是天堂。（当然把包产到户的基础——土地卖了、征收了，他们会六神无主地从天堂掉下来，落入人间或以为可能陷入深渊的地狱。）这样，农民是不是新式的现代化阿Q呢？或者说，有些农民可能也患有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至于一些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挨批评、批判、斗争，到农村、工厂受再教育、劳动锻炼或劳动改造，接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武器的批判，自以为进入穷途未路，却又绝处逢生，重新成为人上人，再次取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位，当然也是感恩不尽，重新做人，有的人也就夹着尾巴、提心吊胆地做了没有灵魂的工程师、工匠、工具。至于算不算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那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
中国为什么没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大震荡？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社会和谐度，为什么能如此协调？除了别的原因，宜粗不宜细，向前看不向后看，现实的眼前的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发展是硬道理，反右派斗争不能平反但右派可改正的方针使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换一个角度看，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其积极意义、正面效应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由于中国人经历了大跃进3年和文化大革命10年的浩劫，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支付了，甚至超额预支了改革、开放的成本，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与经济制度都比大跃进的“饿”和文化大革命的“乱”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一点、生产力能发展得更快一点，因此，人民都可以不看过去、不算旧账，真诚地拥护与支持改革或改错，因为从死亡的阴影下被解救出来的受难者，一定会感激救命恩人，决定紧跟着他走。也许这种心理是正确的、顾全大局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但似乎也有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正面作用。
中国面临着新的考验。会不会落入或者已经开始陷入拉美模式的陷阱？苏东悲剧、文革浩劫有没有可能重演？江泽民在16大报告中警告全党，如果不认真制止腐败，“党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如何吸取苏东亡党的教训？专门研究苏东问题的学者金雁女士的结论是：“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对改革的革命。”
这样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作用，可能象止痛的麻醉药或竞赛中的兴奋剂在一定时期内有正面效应。但是从长远看，还必须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必须尊重历史、承认史实，以史为鉴，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即使那位要与劫匪结婚的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女人质，当时提出结婚是只记得劫匪给了她水喝的好处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起作用。以后的故事情节不知如何编演下去，可以有几种方案：有教养的女士改造了杀人强盗的思想，两人和谐、友爱地度过余生；两人友好地分手；劫匪入狱，求婚失败；女士和劫匪一起加入黑手党，里应外合再抢银行？……
五、先知的竖琴，你为何沉默不响？难道你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国内外有些人以忧虑的眼光注视着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怀疑他们是不是也得了流行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中央电视台音乐台的合唱歌声似乎在回答：“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为什么，你不为我们歌唱？”“可爱的故乡，苦难的故乡，让我们再唱逝去的以往，我们饮过多少杯苦酒，流过多少辛酸泪。”“神圣的祖国啊，快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坚持到生命最后的时光。”“金色的光芒照亮一切，振奋起来吧！到处漂流着吉普赛人自由游荡。人世间到处是家乡，吉普赛人搭起了蓬帐。尽情地唱吧，让我们唱起来自由的歌声，振奋起来吧！”
中国知识分子不应留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流行病，面对可爱的苦难的家乡，神圣的祖国，振奋起来，尽情地唱起自由的歌声吧！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你为何沉默不响？
不！竖琴在响！
2005年9月17日
“九一八”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