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余杰说起在美国与王丹会面的情形，很惊讶听到他说王丹只比当时作为中学生的他大三岁——八九年只有十九岁。因为作为八九民运的亲历者，清晰记得“六四”以后中央台的通缉令明明说王丹24岁，是无孔不入的政府情报网获取的情报有误？
想一想，马上就明白了，也很容易猜想到是事出何因。
八九年六月四以后，把自己亲身经历、见闻与钦定作为喉舌的舆论机关颠倒黑白的宣传和无耻的捏造两相对应，就象听到一个道貌岸然的法官有一天突然换了一副狰狞的面孔宣判一个情窦未开的幼女强奸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壮汉，证据就是：破裂的处女膜和壮汉身上的抓痕。
从此，我宁可相信贞洁受孕、相信所有的卖淫女都属于一个团结战斗的纯洁集体，也不再相信共党。
自那以后，以这种经过形象刺激更强化的否定思维为基调，凡是有争执的事，不用思考，只要站在共党的反面不久就会证明肯定是对的，每次根据中共的国际立场不用分析持一个相反的立场是这样，伊拉克战争是这样，法轮功事件是这样，无不正确。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在朋友中博得有先见之明的美名。其实，我只是知道，让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真正正确一次，难呀！从中共总是由下届领导人为上届领导人或活着的领导人为死去领导人决策的事情平反也可看出，中共压根就没做过几件正确的事情，它的强项不是决策正确，而是事后平反。
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通缉令中王丹名列榜首，大概中共靠表面乖顺暗藏阴毒的投机串升高位智商不高的决策者也想到，如果中共通缉令中的第一号人物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那么中共的血腥残暴的嘴脸是不是更加显得狰狞丑恶呢？中共一伙八九十岁的老人决定用几十万大军屠杀的对象就是以王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年龄的学生为第一号领袖的民主运动，这样强烈的反差使一贯以无耻为美德的中共也觉得实在比任何一个黑色幽默小说还要滑稽可笑，便使出惯用伎俩：篡改事实——改为24岁，邓小平不是说过他二十几岁就做了大官吗？
我深深知道，用概念、理论、数据改变业已存在的事实是共党从诞生之日起掩盖真相、欺骗群众就运用纯熟的看家本领，这种本领显然是对越愚昧的群体越是行之有效，这也可以解释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称的中共为什么放弃“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首先发迹于农村，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贫穷和愚昧是中共生存发展的水和空气，缺一不可。如果当时有一个比农村还要愚昧、贫穷的地方叫“地狱”的话，它的第一选择就不是农村了，它会首先用“地狱”包围农村，再狭裹农村人口夺取政权。
原因就是越愚昧的人越好欺骗，欺骗越愚昧的群体，其投入产出比就越大。
对众目睽睽之下长大的活人年龄都可以造假，联想起不久以前的李鹏、江泽民的党龄造假攀比，原来民间流传的“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并无丝毫夸张之意，原来社会上的“假烟假酒假证件，爹都是假的，只有妈是真的”并非戏言，而是有上行下效的源头和出处的，是必将随中共的存在而长期存在的必然。
这是人类的假之极限吗？非也，谢天谢地，毕竟日期是真的呀！我们的近临朝鲜日期不都是假的吗！其纪年不就是以金日成的出生为元年的本体纪年吗？
看来两国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只是这种差距是两国领导人之间都舒适地感觉是最小的，在更多的地方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两国领袖在同一地球上感觉象在遥远的外星遇到同类样的亲切，中国四世领袖说要向朝鲜学习，朝鲜二世也放下帝王架子要学中国，至于相互学习的结果会怎样，是朝鲜最终终于撕破陷人民于战乱、贫困、饥饿的金日成“假基督”面纱把日期改成真的，还是中国名副其实地“再造帝制”最终把日期也改成假的以“胡紧”或“胡套”纪年，就象两个黑帮之间的相互火并和渗透一样，在结果出来的最后一秒钟也不能找到可遵循的逻辑而预知事实的真相啊！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