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忏悔莫过于写下文革经历
由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夫妇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合导的电影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英文片名“Morning Sun”），最近在海外上演。这部电影主要是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边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1966 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电影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难得的是卡玛她们请来了宋彬彬、骆小海这样的红卫兵代表人物接受采访。
宋彬彬是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8.18”那天代表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带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第二天，全国各种报纸都登出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以及毛的这段谈话。接下来，报纸上又发表了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宣称从此改名宋要武。骆小海是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骆小海是红卫兵造反宣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的执笔者。
电影里宋彬彬、骆小海都被遮住脸，观众看不清他们的面孔，这表明他们不愿意让人们认出自己。另外他们的谈话也带有很明显的自我辩护的色彩，内容很值得商议。这说明当年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留下非常浓重的阴影，他们知道自己当年的行为是饱受非议的，他们不再把当年那段光荣历史当成光荣。善哉善哉！子曰：“知耻近乎勇”。
文化革命的残酷表现其一就是，它让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人一下子获得了太多、太大的做错事的机会、诱惑与权力，从而也给后来的他们留下了极难克服的精神压力。那时候遇罗克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些骄狂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女写下过这样一段话。遇罗克说：“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干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现在回过头来读这段话，真让人感慨万端。
37 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都两鬓飞霜，可是直到今天，当人们一提起宋彬彬、骆小海的名字，人们联想到的仍然是血腥的红八月，是造反精神万岁，给毛主席戴红袖章、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还有抄家、打人、打老师、打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色恐怖万岁，等等、等等。现在有不少人谈到忏悔，参加过文革的人应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我以为最好的忏悔莫过于把这段经历原原本本的记下来，最好再写进自己理性的反思。这种工作别人无可替代，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伟大意义，它可以使苦难得到补偿，罪过得到救赎，灵魂得到升华，并且使我们个人的经历变成历史的教训。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1967 年1 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4月22 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1972 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着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谈宋彬彬的改名之谜
1、关于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接受采访时说，她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后，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说她改名宋要武，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她自己写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在未征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义宣布改名字登在报上，是媒体强加给她的。
宋彬彬这段话很令人惊讶。不错，在当年，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笔下生花，想当然地“拔高”。那时的报纸常常登出老贫农张大爷说什么什么，老工人李师傅说什么什么，其实那些话并非真正出自张大爷或李师傅之口，而只是记者的编造，或者是记者“来料加工”的产物。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宋彬彬的解释存有疑惑：当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写的吗？如果真是记者捉刀代笔，发表前难道没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征得她的同意吗？这样一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无比光荣的大好事，何苦要背着瞒着当事人呢？
可惜，影片的编导没有对此事进行查证。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调查。这种调查想来并不困难。只怕现在不查证，以后就无从查证了。
依我的推测，把毛随口说出的两个字就当作御赐新名这个“灵感”也许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记者或报社领导人。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御赐的新名字会是什么态度呢？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我们知道，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给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首先是红五类红卫兵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的。很难想像偏偏是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会感到不高兴。所谓“被媒体利用”一说，我以为只能是后来的感觉。到后来，革命小将，不论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红卫兵，很多人都感到自己被利用；然而在当初，尤其是在获得伟大领袖支持之初，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宋彬彬对改名一事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因为它关系到对当年政治文化氛围的正确把握，关系到对当年一代人、尤其是干部子弟这一群体的思想感情的正确把握。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围的同学身上，我们都会受宠若惊的。
“八一八”之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都用的是宋要武这三个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里写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几批北京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卜大华和8 月18 日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带领，离京奔赴武汉。卜和宋当时都是全国出名的红卫兵，他们的使命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的政要们把他们视为救兵并给与了特殊的礼遇。这些新来武汉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的身份赞扬了武汉的领导层，因而他们在反击其他北京学生的同时帮助巩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地位。”（p65）
武汉地区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鲁礼安也讲到过，在当时，署名宋要武的铅印传单（内容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以及谴责“南下一小撮”即来自北京的煽风点火炮打省市委的造反红卫兵）夹在《长江日报》和《武汉日报》（这两份报纸印数多达几十万份）中在武汉地区广为散发。
不错，宋彬彬后来又给自己改了名字，对外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因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以她又改了一个名字，叫宋岩。不过从情理上推测，那应该是他们这批老红卫兵被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抛弃，其名声由“香”变“臭”之后的事情。
2、也谈《点滴思忆话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忆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 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由于是回忆文集，作者几乎都是真名实姓，篇末还详细注明当年所在公社名称或兵团番号。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不久前有热心人把它贴上网）。这篇文章却很是与众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鲁陶斯”，既不像汉族人名，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应是北京的知识青年。文中有一处写到司机叫“我”问路，把“我”称为“你这个蒙古通”。如此说来，作者并非蒙族人。
第二、别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详细注明作者原来所在地名，什么盟什么旗什么公社或生产建设兵团几师几团，这篇文章后面只写了个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
第三、别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回忆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别人（如同学或插友），这篇文章却是拐弯抹角地写一个作者没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认，“其实我只在那幅全国闻名的新闻照片上见过宋彬彬”）。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在一次迷路问路时，偶然走进了一个蒙古包，和包主人闲聊，无意中知道了这里原来是宋彬彬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正是从包主人那里，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这位包主人之口讲述了很多有关宋彬彬的优秀事迹，其中特地澄清了宋彬彬搞打砸抢的传言。文章转述了宋岩对别的知青讲的一句话：“有人把我说成是个青面獠牙的武斗狂，其实别说打人了，就连看到别人打马我都心颤。”
众所周知，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所以，写回忆文章要求作者尽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地址、单位等），并且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这篇“点滴思忆话宋岩”，讲的是一个名人，因此格外需要向读者展示一种权威性，然而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份暧昧不清，而且又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话语，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越是细读越是觉得它不像回忆录，它更像是一篇特地为宋彬彬而写的辩护词。
当然，为宋彬彬辩护澄清也无可非议。宋彬彬既是名人，想来也深受名气之累。成为名人，就是成为符号，成为代表，成为箭靶子。凡是和这个符号有关的事情，不论好坏，不论真假，都可能挂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于是往往以讹传讹。当这个符号是正面意义的时候，你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沾了别人很多光；当这个符号是负面意义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锅了。
3、是“一直反对打人”吗？
老红卫兵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就是打人。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做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么？尽人皆知，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昔日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 月5 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屍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北京师大女附中无正校长——编者注）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样的问题也应向骆小海提出。骆小海也说他是反对打人的。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 月27 日发表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破四旧的前提下“纠偏”。严厉批评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里写到的那样，清华附中红卫兵正是打人之风的始作俑者之一。从6 月起，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开始打人。8 月26 日，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等主持，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举行“斗争会”，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12 点钟左右才结束。在会上，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注意：这是红卫兵亲自主持的斗争会，或许卜大华、骆小海没有出手，但是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他们出面反对出面制止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这场暴行负责任？
当年骆小海的同班同学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里写道：“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了三论造反精神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4、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1）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着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2001年7月
註释：
（1）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在回忆录《生之舞——“文革”以来民主思潮实录》（澳大利亚，ASIA PACIFIC GROUP，2004 年）里写道：“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我们观看校领导一字跪在高台上，卞仲耘、胡志涛、李树民、汪玉冰等，有几个女孩子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边，她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象是自言自语‘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第81 页）
2006年6月补记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二辑 评毛泽东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