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一般认为，这就是文革的开端。
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全国各地也都纷纷成立“文革小组”。那年我才11岁，上小学四年级，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不过我清楚的记得发生在1965年的事情，我甚至一直认为文革实际上开始于1965年，也就是从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和批判《海瑞罢官》开始。那时候我经常在班里宣读报纸上（《少年报》）的批判文章，竟然也成了积极分子。班里后来成立“文革小组”，我这个积极分子自然被推为成员。“停课闹革命”了，但我作为文革小组成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里的革命活动，批斗资产阶级老师，“破四旧，立四新”，甚至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我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四新”，这个名字一直叫到初二（1970年），至今回到家乡碰到同学，还有人叫我“四新”。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与几个同学伙伴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星火战斗队”，我还是队长呢！
不过我这个文革小组成员当了没多长时间就自动“下台”了，“星火战斗队”也就自然而然解散了。当掀起了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潮后，有同学告诉我说，看到我父亲戴高帽游街（竟然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吓得我脸都白了。我还是知趣的，自此我就不再去学校参加活动了，告别了班里的“文革小组”。
我父亲当年是邯郸市税务局代局长，“走资派”是板上钉钉了。有一天，革命群众揪斗我父亲等几个走资派到家门口开批判大会，我灰溜溜的躲起来不敢见人；后来一大群红卫兵夜间闯进我家搜查电台，吵吵闹闹，大声喧哗，床上床下，里里外外，旮旮旯旯，连厨房都不放过，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真够吓人的。
当年的走资派最怕的是谁？我父亲的遭遇告诉了我，最怕的就是红卫兵。我听到的故事是，有一次单位组织批判他，并且要强行揪他游街。我父亲很倔，说身体不好，走不动。于是革命群众找来一辆排子车（人力车），叫他坐上去游街。正在马路上行走时，对面行来一队红卫兵。红卫兵问，车上是什么人，革命群众回答：走资派。红卫兵说，走资派还要享受？我父亲这时已经乖乖下车了，因为他知道最惹不起红卫兵，他们可以没头没脸殴打你。
中国人做奴才是习惯了的传统，我父亲也不例外。尽管文革开始时我父亲被批斗、游街，甚至挨打，但后来到解放军部队学习去了（据说是保护起来），再到后来平反了，还官复原职了，于是对党感激涕零。直到现在他依然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可能没那么认真了吧），反正我是不能在他老人家面前批评共产党，批评专制。
回顾文革浩劫令人感叹不已。大独裁、大暴君毛泽东为了争夺权力，竟然胁迫（有这个性质）全国人民卷入，愚昧善良的中国人民被他玩的团团转，数百万人死于武斗、迫害，写就了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血淋淋的历史。有人说，文革还没有结束，其道理并不是出现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武斗、所谓残酷的阶级斗争等现象，而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专制集团一直延续了文革的思维，这就是愚弄和欺骗中国人民，全国人民都要被强迫学习“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不就是明证吗？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