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可以通往自由、实现民主和建立宪政法治,是五四至今持续百年的一大致命误会。马学三要素是唯物论、党主制和公有制,与民主自由绝缘。道理本不难明白,可是启蒙派至今普遍不明白,其蠢无比。我怀疑一些人是故意的,是假装不明白。

约翰·洛克早就指出:“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而马主义之党主制和公有制,即意味着权力私有和财产公有。天下为党与天下为家都是天下为私,党天下更私;其经济制度所谓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和国有,无非公有。党主制和公有制的结合,所缔造的必然是现代极权政治和奴隶社会。这是政治逻辑、人性逻辑的必然,也是事实的已然。

公天下与公有制是两回事。公天下意味着政治公道,社会公平,法律公正,同时意味着主权在民,土地在民,民有恒产。自汉唐至明清,历代王朝都实行土地和财产私有制。井田制具有双重性: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的统一,周后“九夫为井”之制,私有原素增多。(详见《儒家的土地所有制》)

不少学者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相比附,殊不知两者有着不可调和的本质区别。大同可不是全球共产,而是天下同文,人类同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公羊学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时代就是太平世,天下太平,也就是天下归仁,全球各国同归于仁本主义道统之下,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一统全球”。

自由主义不错,可以治国家致升平,然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也。而马学连最高理想都围绕着物产转,更是等而下之,暴露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低俗。生产力再怎么发展,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满足这些低级物奴与时俱进的物欲,不可能避免它们各尽所能地损人利己。

按需分配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无论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盖人欲无穷,需求无止,而物质财富永远有限,供不应求。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物质和能量需求也会水涨船高。

总之,马学在上,既建不起君主制,也建不起民主制,所建立的只能是天下为党和党主制和公有制。无论怎样修正改良,无法修改为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

马学最根本的错误还不在此,而是唯物主义。

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即何为第一性,这是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是哲学和文化第一大问题。这里来不得一点偏差,这里一偏,三观便差,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都有问题;这里若错了,就更不得了,整个体系必然错漏百出。文明的基础是文化,文化的支柱是道德,道德取决于三观,又以世界观为核心。

与儒家以仁为本、自由主义以人为本、耶教以神为本都不同,唯物主义是以物为本的哲学,以物质为第一性、第一位和第一标准。肉体主义生命观,利益主义人生观,物质主义价值观,经济基础决定论,共产主义空想,经济主义政策等等,都是唯物主义在不同领域的展开。

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哲学,必然导出物质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以之为人生第一尺度和世界最高标准,以之衡量和判断一切,比如判断成功与否、幸福与否、光荣与否、可不可爱等等。儒家以仁为本,亲亲仁民爱物;物质主义以物为本,把爱物放在最前面,即使还能亲亲仁民,也非常有限。

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和物质第一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可以导出唯物史观,成为党主制和公有制的哲学背景。如果说极权主义是政治最恶,物质主义就是哲学最邪。在此两种主义之下,各种罪恶、灾祸和悲剧将无穷无尽,一切不可收拾。

唯物主义哲学最容易产出下列“子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利益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唯物主义信仰是一种伪信仰,与所有宗教信仰都格格不入,与儒家中道信仰更是背道而驰。信仰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真信仰。

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致赞美的巴黎公社普选法是民主的,殊不知,那恰恰是马学反民主的铁证之一。法官、审判官、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都交给普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可以随时撤换。这是民主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普选制。由民意决定司法和教育,必然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和工农兵办教育。

巴黎公社的民粹主义民主形式,在文革中有所实践。《十六条》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马路有左右之别,毛时代是左,邓时代为右。右比左好。即修正主义好于原教旨,架空好于坚持。但是,这种好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是政治的灵魂、制度的依据、文化的支柱和教育的核心。正确优秀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文明、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暂时不争论和回避,但不能持久回避和失声。坚持错误和置而不论都无自信可言,修正和架空都非长久之计。

或说:“邓说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至少解决了温饱问题。如果争论,我们连金三胖都争不赢,他就说你是修正主义你否定得了吗?”这说明,如果坚持马学原教旨,一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二连金三胖都争不赢。这两点足以证明马学有百弊而无一利。

马学之邪、马家之恶是原则性的,深入其政治制度,深藏其文化道德,潜在其三观之中,具有不可修正性。无论怎么修正,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邪归正——除非把唯物主义信仰、集体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理想彻底抛弃,而那就不是马学了。窃据宪位的马学,已经成为现中国最大的问题,成为文化、道德、政治、社会、制度、教育、科技及自然生态等各种问题的根源。

民德是官德最好的镜子,民德高低取决于官德优劣。人民不行,一定是官员不行。官德又取决于三要素:主体文化、基本制度和主要领导。官员不行,三者必有不行或者统统不行。文化、制度、领导三者相辅相成,文化最为根本。文化若邪,万事俱休。

儒士桃源说:“文化是根,制度是干,官员是枝,百姓是叶。根歪一切斜。”这个比喻很贴切,是文化决定论的一种形象说法。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文化,正确性正义性如何,从根本上决定政治、经济制度之优劣和官德民德之高低。

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开出,只有儒学才能提升之。或者说,只有儒学开出来的新礼制,才能超越民主制。

而马学儒家化,完全不可能,除非马主义放弃唯物论、党主制和公有制三大命根子,放弃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接受仁本主义的指导。而那样一来,马主义也就不是马主义了。

有人以为中共会搞“外儒内马”或“外马内儒”,都不可能也,儒马不两立故。外儒内必无马,内儒外必无马。儒学占据宪位和指导思想地位,马学将彻底退出政治域;儒学受到实质性的尊重和遵循,马学将彻底丧失立足点。目前内外仍属马学。儒家虽然来复,尚未在田,连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都残缺也。

有外儒内法、阳儒阴法之说。这个法,只能指管晏派法家,即齐法家。齐法家假仁假义(假,假借也。)导出来的是霸道,不乏王道精神。外儒内法,即貌似王道,实为霸道。而商韩派法家即秦法家,导出来的是赤裸裸暴政,与儒家格格不入,与王道背道而驰。马学品质比秦法家更低劣,外儒内马就更不可能。

五四启蒙派把马学当作真理,认为马学可以开出民主自由的道路,那是真傻;现在还这么认为,更多的应该是是装傻。所有走马路的国家都到地狱走了一遭,没有例外,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足以证明,马学就是邪学,马路就是邪路。如果说真傻不配为文化人,装傻则不配为人。

通儒以后,回观马学毛思,破绽百出,错漏无数,惨不忍睹。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言论,大多数明显错误,甚至盗贼思维、暴力逻辑赤裸裸地暴露着。一些话貌似正确,恰是盗贼装正经,无非巧言令色或似是而非。

不知道也罢了。明知邪知邪见而不辟,明知恶人恶事而不批,就像妖魔鬼怪作祟而不言不逐一样,我无法向自心交代,那会有失责乃至犯罪之感。我命令自己必须站出来,坚持发真言、揭真相、说真经、传真道,必须让自己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人。2016-8-27余东海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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