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宾雁先生去世后，人们的哀悼、追思如潮似涌。他的影响为什么会那么大呢？我们可以说，刘宾雁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员主将，妇孺皆知。
就自由精神和对制度的批判，70年代末西单民主墙比刘先生的文章彻底，意义也更重要。民主墙是49年后，中国首块方寸自由思想的天窗，一些参加者是首批公开的“异议”者。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即已成熟，遇罗克之后，一些年青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从未停止。民主墙的出现是民间自由思想十数年积蓄的成果，是中国当代史的大事，它带动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各地民刊的兴起。应该说，毛后中国人的精神解放是从这里开始的，并非某次全会、某篇社论、什么“真理”的讨论等等。如果没有镇压，它的趋势肯定是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进而中国当今的思想文化也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权力对之不能允许，逮捕魏京生镇压民主墙是必然的。
这场镇压，就是收缴民间言说的权利，阻止中国迈向自由。民众没有言说的权利和平台，那么中国这场蓄积已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只能由民间转到体制内进行。当然它仍是一场思想解放，是5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大解放大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在体制内，受权力制约限定，有“原则”底线。国家掌控传媒，话语要通过权力才能转入社会。于是有些“出线”思想便被拦截在外；有些思想需打折扣才能进入体制；而有些思想干脆要以黑说白才行。这里有妥协、有逃避、有投机，也有积极的努力和抗争。我们回看80年代思想文化，要看到它的局限，但也要看到历史所允许的可能。
二、
刘宾雁复出，正是中国由极权向后极权转换时期。这个时期，思想的主要意义不在创建，而是怀疑和批判，也就是打碎30年来的精神禁锢，这也就是所谓“解放”的意义。
极权统治要靠暴力，但仅是暴力尚不够，还需要将统治转为人们内在的精神方式才行──自觉地拥护和服从。毛的枪杆子笔杆子道出本质：极权国家靠两大支柱──暴力和宣传。暴力除了强制，还产生恐惧；而恐惧感是建立极权意识形态的基础，“领袖”神话依此建立。因此极权意识形态有宗教性，只有达到到宗教的程度，权力对人才能全然支配。
在这场“思想解放”中，刘宾雁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东西，一是呈现社会的真实状态，一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就当时大多民众的精神状况，这对中共意识形态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即人们说的“爆炸性影响”。
回看中国近30年来的写作，有价值的多是纪实作品，这和一般的文化情况甚不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权力垄断语言，中国人丧失了真实意识。共产党意识的中心是领袖和党的神话，靠国家机器灌输，加以暴力胁迫，因此人们不得不接受。照此神话谱系，宣传机器编排字符，并垄断传播。人作为符号生物，以符号编排生存程序，并按符号指令行为。于是民众即按照党编制的符号思维、判断、存在，权力从而实现对人的占有和操纵。
真实的存在状态，是人精神思想的来源和根基，在此处境中感受、体验，加入人类文化积蓄，对之思考反省，而有判断和观念，最后归回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完整有机系统，是人健全的精神活动。而极权统治则让人闭眼，切断人与真实的关系，将人迫入其神话。在此统治下，人们先是不看真实；继而是忘记真实；最后是丧失看和认识真实的能力。毛在此断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并由此占有了全民族。我们看到，毛时代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赞颂语；一方面是权力暴虐，冤案遍地，民不聊生。人们受而不言，看而不见。上千万农民饿死，不仅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声音，而且全国到处高喊“一片大好”。是荒诞吗？应该想一想，我们的民族是怎么丧失了面对真实的能力──人的存在和精神之根。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一个民族不能认识和言说真实，它也就迷失了存在的依据和目的，从而走向狂乱和虚妄。这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灾难不断的根源之一。思想和言说，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人与民族健康存在与延续的保障。
在“皇帝的新衣”中，人们看到皇帝没穿衣服，但是人们已经不觉他没穿衣服，反而认为那是漂亮新衣。这是个永恒的故事。刘宾雁对反右不服气，质疑：首先是你叫我说话的；再，我说的是真话；还有，我说话是为你好。大多数右派都有这个情节，因此觉得“冤”。但是问题并不在对错或是否好心，关键是“真”字。对于此权力，“真”
本身就是罪，因为它挑战党神话。而中共的合法性、人们的崇拜，及它对人的支配均来于此。而在这个神话之下，中共对外是专政杀戮，对内是严格的等级制和不断的清洗。此真实──“阴暗面”──决不可触及。从延安整风杀王实味，到反右，绝非偶然，而是建立极权之必须。言说“真实”之可怕，是它促使人们睁眼，只要睁眼，人们就会看到真相，神话就会破灭，权力即瓦解。“皇帝的新衣”没有继续写下去──那个孩子说出“没穿衣服”之后如何？如果是暴君，他一定是把孩子吊上绞架，为“新衣”正名，继而更换所有命名；或者人民造反，把皇帝轰走。
三、
刘宾雁复出后的作品，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权力的专横腐败，及民众的苦难，此贯穿他的写作。
《人妖之间》可以代表前者，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并不在写王守信，作者质疑的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俗女人如何得逞？权钱交易如何运作？国家、财产、权力如何私人化？他们如何结成网，成为特殊阶层？如何拉帮结伙，打击异己？党怎么沦为私人团伙？作者揭露的这些，实际也就是吉拉斯《新阶级》的主题。刘宾雁象吉拉斯一样，作为真诚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问题，而成为它的批判者，进而成为权力的敌人，被关押和放逐。
当然，当时刘宾雁的思想有局限，他是出于更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之批判，期望从“内部改造”党和社会；而吉拉斯则是否定、批判了共产党和整个制度。刘宾雁和吉拉斯的经历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对照《新阶级》则显出刘先生的局限。当时刘宾雁看到的是问题，而不是制度；但问题正是制度的结果，并不能从“内部”改造，除非是改变制度：建立权力竞争、制约、监督机制（他在以后看到了制度问题）。70年代后，中国民间已经出现批判共产党制度的思想，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完成于72年，78年底魏京生在民主墙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胡平在75年写出《论言论自由》。刘宾雁80年的思想还局限于“体制内”、“第二种忠诚”，这需要看到。
当然，我们应该宽容，言说受历史的局限。中国的控制远比南斯拉夫严酷，如果刘宾雁不把自己限定在“体制内”合法范畴，他即完全丧失说话的机会，遭灭顶之灾。“好意”是他直言的屏障。当然，他最终没有逃脱再处罚的命运，但他毕竟还是说了，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在限定的框架内，他最大地扩张了言说的边界。“体制内”限制了民族的精神，许多优秀的思想和人才被摒弃于外。这是民族和历史之悲哀。如果没有“体制内”的限定，当时刘宾雁的思想大概也不会如此。历史限制了他，选择了他，也成就了他。
《人妖之间》的真正意义是提供了一个中国权力模型，中国上上下下的“党”和权力均如此，越往上便越专横，越往下就越野蛮。刘宾雁教会了人们真实地认识它们，而它们原本笼罩于“伟光正”光彩中。由此《人妖之间》的影响不能不是颠覆性的，它引发民众“离心离德”，致使权力“呼唤不灵”。难怪各级权力纷纷讨伐刘宾雁，邓亲自点名对之整肃。
与批判权力相应，刘宾雁作品的另一面是叙说人民的苦难──民生的真实状况。他质问：“社会主义这么好”，可“为什么集体和个人那么穷”？“为什么好人总是遭殃”？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憋在心里想说而没能说的话。他的作品多落在人民遭受的不幸和欺凌，主人公多是满腹冤屈的老实人，正直的人、创造者、农民、“另类”、上访者，几十年来，他们遭受欺凌，或入监，或家破人亡。如果把这些“故事”拼贴起来，那就是一幅民生炼狱。
“记忆”这个词，作家们用得很多了，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种比记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直面真实”，可以说它是记忆碑石的底座。没有对真实的正视和认识，何来记忆？在“真实”的前面，我特别要加上“现实”。如果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和民生视而不见，怎么能奢谈文明？回看80年代写作，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刘宾雁曾批评作家回避现实，目光转向诺贝尔奖。他在纪念美国剧作家密勒的文章中说：“他从不讳言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改变美国社会，而80年代大部分中国作家却已经放弃了这个使命。”的确，我们一味强调文学性，本身包含逃避，甚至某些投机。中国经历了如此苦难，没有新闻自由，而多数人又没有言说权利和能力，作家们只谈文学，是否是对某些责任的放弃呢？如果我们经历了奥斯威辛，又怎么能顾左右而言他呢？特别需要提示，80年代有变革，但并非自由，在许多人尚没有言说权利的情况下，写作是种特权，体制内的“文学”实有特别的“责任”。同样是在体制内，是利用可能挑战权力，叙说真实，扩展言说的疆界；还是借其保护经营自己？文学是一回事，以文学为借口是另一回事。许多作家的“放弃”包含对权力的屈从，例如刘宾雁被整肃后，郑义曾联络一些知名作家，为之呼吁，但被拒绝。至于“六四”后，不少作家纷纷表态拥护政府，那就不可原谅了。统治不是没在我们的骨骼上留下烙印。当我们回看中国80年代的时候，希望看到这点。
严格意义上，刘宾雁的作品是调查报告，是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作者才将之挪到文学，实是不得已。刘先生不在意名望、是否留下永恒之作，他志在改变社会和中国的命运，解救人民，为他们的苦难呼喊。他宁愿做记者，听老百姓的倾诉，而不当职业作家。这是他的高尚所在。我们不能不反问，诺奖难道比记述民族苦难还重要吗？在中国当代这部悲惨万状的历史上，什么是写作的意义？《古拉格群岛》为什么没写成小说呢？我们尊重文学、尊重作家个人的意向、选择和劳动，对之不可苛求。但是在文明的天平上，我们不能误读。刘宾雁说：“作家拒绝不战而退”，这话有针对性。的确，比之文学家，刘宾雁的写作更重要，更需要勇气、胸怀，更诚实，也更有付出和担当。刘宾雁没留下伟大的作品，但他的写作精神是伟大的。
四、
刘宾雁有一段话说：“其真正的目的绝非是使人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为没有任何思想、并且不具思维习惯与思维能力的驯服工具。换言之，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一种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
一些人质疑“第二种忠诚”，因为对象是“党”和“祖国”。无疑这是作品的局限。但我们要考虑到，这是体制内言说，有“原则”限制，这是中国当时之政治。“第二种忠诚”实是倡导精神反叛权力，如果它不冠以“忠诚”的名义，怎么可能言说呢？我们看一种思想，不光在言词，更要看实质：看它的具体所指和背景。比如陈世忠、倪育贤都以忠实于“党”和“领袖”的名义言说，但是在那个时代，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杀头之罪，陈批评毛个人崇拜、压制不同意见；倪为饿死农民上书，呼吁为“4．5”平反。他们做到了尽头，为此他们言说冠以的名义还那么重要吗？他们顾念民生、执着真理的信念和勇气，隶属人类永恒之意义，值得永久地记忆和尊重。就此，他们和苏格拉底、布鲁诺、莫尔、屈原、苏武、遇罗克、林昭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因为遇罗克的革命言词，而看轻他的思想。在此，权力比我们更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危险，应该消灭什么。如果不能撇开历史局限，收采文明之金，人类即一片荒芜。文明中没有无局限的价值，任何人、言说、思想、信仰都在局限中，即使今天我们所陈述的“自由”、“民主”与“上帝”。试想，在陈忠于毛的后面，是什么使他不惜掉头，去批评毛呢？屈原的“忠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忠于楚王，“君”代表国家和道统。嘲笑“忠”，就象唯物者嘲笑上帝一样浅薄。文明靠“信”而建立，没有“忠”的支撑，就将倒塌，人即堕为市侩，世事狼藉间也只有一种东西：唯利是图。
刘宾雁在“寻找共产党”一文中，用了两个“党”的概念，一个是张志新寻找的“党”，一个是把她处死的“党”，显然二者不同。这类似于路德的“上帝”与“教廷”。对于张志新来说，前者是她的信仰，一个绝对的精神期待──近乎“神”的另一命名；而后者，是败坏的权力。后者背叛了前者，因此她要批判、纠正，不惜牺牲。分清“党”的这两个概念，我们才能理喻陈世忠、张志新的意义，而这也就是《第二种忠诚》的主旨。
如果认真对待理想，对事实负责，而又不放弃思考，人最终会走出伪神话。我们可以看到，对共产制度批判最深刻，乃至改变它的人，正是那些曾经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奥威尔、吉拉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米洛什、米奇尼克、戈尔巴乔夫，他们改变了共产党的世界，刘宾雁属于这个行列。就是中国另一批“异议”者，也大多是由这条路走过来的。真实、真理和人道可超越“思想”、“主义”、“政治”的局限，将人带向普世的道义。
陈世忠、张志新、林昭，就人格，他们都是圣徒。但无疑林昭有更多的文明蕴含。林昭由共产主义理想走向基督，由是她的身后有了丰厚的文明渊源。极权神话（宗教）是伪神话，因为它是出于世俗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而神话属于彼界，是人隐蔽生命的谕示，需要世代生命和信仰经验的凝聚，其超乎现实也超乎时间。在此，基督教是一部真神话──人类生命、生存与精神史的一大集成。林昭由基督教信仰，而明了谴责中共的罪恶制度，“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这些文字写于60年代。
《第二种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写作者自己，可以说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理想、真诚、正义、人道、勇气、为民，这些是他人格的主要元素，但是在思想上，他象陈世忠、张志新一样有很大局限。他的思想在“主义”的框架中，他批判社会和权力，是期望其更合乎“主义”。《刘宾雁自传》中说：“文革的某些方面却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唤起我很大的兴趣。”“它反对官僚主义、党内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却使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就《人妖之间》的思想意识，如果要改变宾县政府，那大概是发动文革；如果乱起来，要恢复秩序，也还是要镇压；结果也还是恢复宾县原来的权力。毛发动文革本身含有“继续革命”、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理想成分。
刘宾雁的社会主义理想固然体现了他高尚精神，但作为政治则近乎空想，至终他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方案。政治关乎社稷民生，必须充分可靠、现实，来不得想象和试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属乌托邦。用此理想可以透视社会和权力，看到虚假和弊端；但要付之实行，也自然就是极权和文革。人类社会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有“原罪”，以自身为本。等级、贫富、潜规则、特权、官僚、腐败、压迫、人对人的统治和掠夺等等，这些只能限制而不能清除。“不公正”、“不合理”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清除了妓女、毒品、赌博、犯罪、黑帮、乞丐、剥削、人人都有工作、都是“主人”，到处“公平”，就会走到北朝鲜那里。天堂如果能实现于地上，何必需要宗教？共产主义的虚妄是取代上帝。毛的灾难就是乌托邦的结果。刘宾雁称赞50年代初的中国；但那同时就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杀戮清洗和洗脑。中国后来的灾难是之延续。有镇反，整个把个胡风还是问题吗？反右，毛已经是很“宽容”了。而且按照此逻辑，毛后中国也一定会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腐败。这是同一种秩序。
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在西方民主社会，左派的意义是批判和理想，而批判和理想是促进西方文明进步的活力，其制约了资本的野蛮，促进了公正，即使今天也依然具有意义。但此积极意义，正得于西方社会坚实的私有制基础、完整的法律、稳定的有产阶级和文化上传统的保守势力。这就是民主社会的舆论、财富和权力的彼此制约与平衡。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左倾，因为他们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倡导理想、进行批评，维护公正；而另一边则是不动声色的资本和权力。前者的意义相对于后者。不客气地说，左派的高调常常离谱，但是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利益社会，理想高调必不可少。求其上而取其中，理想和批判是对强势的钳制，对弱势的保护。民主即是社会各阶层与势力的均衡。中国当今的自由派实际履行的是左派社会功能──理想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美国和落后国家的命运全然不同。于前者，其促进了现代社会公正和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后者，则导致了战乱和极权。这非常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思想，而非建设，它对资本的批判有合理性，而它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则需警惕。西方国家恰当地吸收与限制了它。
五、
刘宾雁大概是上一世纪留给中国民族最后一个公义符号了，值得我们珍重。人们对刘宾雁的悼念集中在两个字“良心”，就中国国情可谓重之又重。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民族追求奋斗了一个世纪，怎么会走到“良心”这个最简单的词？那些主义、思想、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呢？巴金，“5．4”新文学的大将，写了一生，最后落于两个字写“真话”。一个世纪，我们的民族浴血奋战、历经苦难，却回到了文明的最低点，可谓零度“良知”。一个世纪，中国民族做了什么呢？批了100年的孔孟，结果却回到一个比“仁义”更低的命题。能想象吗？
郭罗基记刘宾雁：“他深感无奈和失望，说：”中国人一旦有了自由，贪婪和卑鄙也淋漓尽致地自由发挥出来了。‘1993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他在大会上发言，含着眼泪说：“我们大家都讲点良心，好不好？’”一个民族丧失基本道德，再好的制度、主义也会失去效能。刘宾雁感慨：“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出场地，竟一如在专制之下！这能怪谁呢？”（《刘宾雁小传》）这是不是一个预言呢？在政治层面之下，中国更深一层是社会与文明危机，政治只是社会的表象。没有文明之基本规范，什么政治也无济于事。我们与极权之争实质是对文明基本道义与规范之争。
毛对中国民族的祸害巨大而长久，不仅在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杀戮，更在他对文明基本规范──常识性道德和价值──的颠覆，比如仁爱、信任、诚实、善意、同情、宽容，甚至礼貌等等。这些人类文明的基本意义，渗透人日常的生存与意识。毛颠覆了这些，人与人间的文明关系便风化。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师长标志社会已经进入极度的恐惧与敌意。毛后，中国社会急速走向腐败和黑社会化，乃是必然，因为人伦关系破坏之后，人就沦为动物状态。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是乱世，但在49年之前，尚有延续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农村也还保存家族制和乡绅阶级，民间有朴素的仁义道德，有佛教、道教。这些维系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但这些在毛时代均砸烂。革命者认为，只有彻底砸烂这些，才能建立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大新中国。
纪念刘宾雁这样一个流亡者，人们没过多地使用政治词语，而更看重他的人格和品质──伦理意义。此折射了中国的社会状态和民族的潜意识：道义饥渴。刘宾雁批评：“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最可怕的危机在人心。中国创造了真正的‘奇迹’，是中国人本身的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在金钱至上、人际伦理关系与观念破除、个人欲望恣肆横流及两性关系超级解放等方面，都完成甚至超过了西方500年演变的水平。”人们对刘宾雁所认定的，正是当前中国民族所匮乏的；人们赞誉他：“中国的良心”，因为中国缺少良心。人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可贵的品质，也正是我们民族那些丢失了的，而又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常识。刘宾雁在此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刘宾雁是我们民族的一个警示：道义呼唤。
100年多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持续破坏到了尽头。极权制的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社会过于混乱，达不成契约，无法建立秩序，因此需要暴力予以强制。中共之能胜利，有历史的偶然因素──比如日本的入侵；有俄国的操纵；有中共本身的严酷和欺骗性，但也是因为中国太混乱，民不聊生。极权制度并非从天而降，有社会原因。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不在华盛顿，而在数以万计的基层社区。即使华盛顿变了天，美国的社区也还是能重新组织民主政府。中国政治之如此悲哀，看不到希望，就是中国社会和道德储备不提供良好政治的条件──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中国政治的腐败与极权，正是中国社会与民族自身之体现。中国需要政治层面的努力和改革，但是更困难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是对社会的建设和日常人文道德的恢复──归复“良心”。刘宾雁说：“中国当前最严重的是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世界有什么责任。看看西方整个民主制度，200年中充满非常复杂的斗争，不是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了，人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亚衣《民众永远是力之所在──刘宾雁专访》）“我是觉得我们80年来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在80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
刘宾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对民族性的批判和改造。他说：“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回想一下20世纪这100年，有哪一页历史上写的不是‘失败’两个字？哪怕是胜利！1945年打败了日本，谁打败的？……我经历了整个那段历史，我敢说这个话。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想抗日的。比汉奸少得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那么多人吸大烟、为什么那么多人娶姨太太？为什么英国的农业问题这么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地主有点钱都进了城，躺在那儿抽大烟？……这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同上）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讲演，深痛批判了中国人的自私、怯懦和堕落。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残酷。
中国人有好人情，但是很难有好社会。中国是家族血缘性社会，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因此社会总是导向私人化，尚权力即是社会私人化之最高体现。中国人缺少公共意识，他们是私民、子民，而不是公民。西方，“个人”以“公共”为前提，自由以自律为前提，因此他们是公民；但是“个人”到了中国，就成了“自己”，他们一旦“自由”就往往更自私更贪婪更专权，对社会有更大的侵犯、腐蚀和破坏。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按说是好事，可国家为什么倒乱得一塌糊涂呢？那些军阀和腐败不体现我们的民族吗？“私民”，而没了皇帝，又砸了孔孟，中国能走到哪里？
中国民族需要改造自身，培养我们的公共意识，遵守公共规则，使自己成为公民，这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文明冲突中，人们往往是将各方不好的东西集为一起，因为好的更困难。上一世纪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有幸将东西文明的好品质集为一身，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晏阳初、张君励、陈寅恪、李石曾、潘光旦等，他们代表民族的希望，是民族文明的主脉，但是49年后这支传统被根除。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中坚阶层被彻底摧毁和埋葬了。近半个世纪的黑暗，刘宾雁罕见地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完整的人格──虽然是从三、四○年代左翼传统。他承继了中国文化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也自觉地摒弃了我们民族很多不好的东西，同时又汲取了西方文明许多健康有益的精神。在摧毁之后，他是文明在废墟间留给我们的一个人格表率。
六、
如果说怀疑、批判和理想，是刘宾雁由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精神；那么他身上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伟大品质来于中国传统，即：悲天悯人的“为民”精神。从他50年代，主张报导“中国下层实情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支持上海永大纱厂工人罢工，到下放后痛心农业的破坏和农民的贫穷饥饿，到他复出为受难民众呼吁，“民”始终是他关注的重心。刘宾雁的政治见解比较简单，而“民”是他思想判断的定星。他说：“当这两种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民的一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还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对于涉及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的文学。”这话不一定对，但可以看到他写作与思想的参照和立点。“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后的老百姓。我总感到是被人推着走，背后是人山人海。”（郭罗基“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80年代的思想文化尽管如火如荼，但为民说话尚不够。大多数知识分子刚得“解放”，忙于伸冤诉苦、复职评级，自顾不暇。而文化的大命题也还是改革、思想解放、突破禁锢、反思毛、文革和反右等等。有关人民的苦难则还顾不上，只有刘宾雁不停地为民呼吁。90年代，一阵枪声之后，人们聪明起来，一心奔“经济”，直到《中国农村调查》出来，人们才想起中国还有八亿农民。孙志刚如果不是大学生，大概也就白死了。“人民”重新回到中国舆论，大概只是近几年的事。我们可以看看，土改远残酷于反右；文革中，农村也残酷于城市，但我们对之关注甚少。
49年后，中国农民沦为农奴。80年代改革，恢复了农民为自身劳动的权力，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和实惠。但90年代权贵经济，农村、农民、土地重新成为掠夺压榨的对象，那些兴起的楼群、商城、工业、巨额出口是以对土地、农村的破坏掠夺和农民工廉价血汗为代价的。举世瞻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以此为基础。中国的大城市纷纷追赶纽约、东京，攀比巴黎，怎么想得到中国还是个贫困的农民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中，河南艾滋病村是中国农村与农民的一个象征。当然，经济发展有其蛮横的规律，不可阻挡；但是对这些我们应关注反省，言说，相应制约。刘宾雁批评：“这些年来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们离反民主的政权越来越近，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了。”（亚衣《民众永远是力之所在──刘宾雁专访》）这对我们是有益的提醒。所幸近年来，一批国内知识分子，立足民间，为人民的不幸呼吁抗争，应该感谢他们。
看看今天中国的现实，以及民众的悲惨处境，可以明白刘宾雁尚民的意义。民粹主义有局限，但其产生是由于民众太不幸，此不同于西方。《第二种忠诚》记陈世忠：“这种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20年的凄惨遭遇没能冲淡它，几千万人口经历的旷古浩劫也没能使它麻木呢？”这话也可以用于刘宾雁，经历如此磨难，他依然为人民的苦难热血激昂，不惜“危险”为民伸冤呼喊。他的血液未被淡化，承继了中国民族为民请命的伟大传统。人们称他“刘青天”、“中国的良心”是很有寓意的。
“民本”是中国文明之精髓，尚民、忧民、保民、为民是其伟大之传统，是几千年来“士”之要责。毛中断了这一传统，因为他剥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利，并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淡漠了这一使命和责任，这正是半个世纪来他们被毁坏的结果。如果人不能自立，何谈担负社会责任？毛很懂得如何摧毁人控制人。他将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禁锢剥夺到极限，由而他的权力即无制约。至今，中国知识分子还未独立，因而也未能担负起良知与社会的责任；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未履行此责任，他们也就不能获得个人充分的人格和意义。刘宾雁在他80寿辰庆贺会上说：“我为什能够在今天在这儿接受大家给我的这么重的我难以承担的这样的荣誉？还不是因为写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吗？”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形态很落后的国家。13亿人口，70%（城市）到90%（农村）的人在贫困中，看不起病，生存无保障，其中一亿农民工是血汗工，2/3的农民由于缺少土地近乎失业状态，此外还有几千万人下岗，几千万人不能温饱。而他们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他们没有组织，少文化，面对掠夺和欺压，不能保护自己，只能忍受或走向暴力。请注意，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有公正、有法律保障、人有能力自我保护；中国与之相反，上是权力，下是恶霸，百姓唯受欺压。他们的不幸需要求助外部，包括求助权力，这就是中国“青天”文化的根源。汉语中，“青天”这个旧词儿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显示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状态，其和几百年前差不多，甚至更糟糕：人民无助。
就此，中国“士”的精神和传统，也还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继承。一个落后形态的社会，知识分子本应有更多的道义与责任的承担，这也就是落后国家知识分子地位待遇相对优越的原因。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已进入统治阶层，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但作为社会中坚，他们未尽民责。比中国传统的“士”，比中国三、四○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西方、日本、拉美、印度、东欧、甚至伊斯兰国家的知识分子，我们当很愧疚，中国丢失了太多可贵的东西。毛使知识分子变成了斤斤计较，恐惧怯懦，唯己之犬儒。
我们纪念刘宾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为民承重的榜样。为民是他精神的核心，他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士”的伟大传统。再，刘宾雁使用的词语多是“人民”。他汲取了基督教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民”成为“人民”，体现了人的平等与尊重之精神（至于权力对“人民”一语的盗用则是另一回事）。东西方各文明中许多优秀精神相通，本可以融汇。
这里需要补充，尊重、平等是好的，但是对“人民”不可夸张，“人民”不能至上，尤其不能成为文明与道义的标准，否则就可能导向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看到人民的利益，给予维护和帮助；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落后、狭隘和潜藏的暴力，应该说毛于此呼应了“人民”，他的每一场运动都鼓动和利用了人民的“愚昧”与“暴力”──虽然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人民”的落后性是他极权统治的基础。我们需要警惕“人民的神话”，反省极权是如何对之利用蛊惑，实施暴政。“人民”的内涵应该是具体的个人，体现于个人具体的权益、局限、义务和责任，国家需要推动教育，使“人民”成为“公民”。
七、
刘宾雁的思想是变化的，再次整肃后，特别是到了海外，他看到了中国的制度问题，由“内部改造”到支持八九学运，谴责“六四”屠杀，批判极权，推动领导海外自由、民主运动，成为名符其实的异议反对派领袖。
流亡海外的十数年，是他生命最为光彩的岁月，他获得了宽阔的眼界和自由。他流亡时期的文章，比他在国内时有思想的飞跃，甩掉了“体制内”的限制，包括语言都摆脱了某些曾经必用的套语，他的文风更自由更流畅，也更犀利坦诚。他对中共的历史、制度、反人性的罪恶和现权力都有严厉的批判，而这些在国内是无法言说的。固然他没能再写为民呼吁的调查“报告”，但他的文章则更有思想价值。
“迷雾重重的中共80年”代表了他后期对中共的认识和批判，也划清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中共的界线：“所谓‘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它本身就是违反那个主义的。一些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的农民领袖，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几句词句用来装潢农民起义，却必然把农民和地主的风习带进党内、给以革命的包装，奉为正统。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对现代文明油盐不进，否定个人和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传统’之名推行全国。残酷、卑鄙和虚伪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农民的最高理想既然是‘均贫富’，自然就要实行‘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管他马克思告诫过多少次万万不可呢！再说，‘人’是什么？工具而已嘛。毛泽东说过‘饿不死就行’这类话，人能打仗、干活、开斗争会便可，要交通、电话和多于一张床的居住面积干吗？‘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这自然是它们首先从生活中、从而也就从意识中消失的结果，同时又是原因。”“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他的批判已经很彻底了。
当然刘宾雁依然是社会主义者，一些人为此对他质疑。虽然他对中共和毛有过误会，但他信奉的不是他们与其制度，这是他成为“敌人”的原因。再而，思想不是权力、不是制度、也不是行为，因此不能给思想定罪，自由就是允许各种思想和信仰，并给予尊重。伊斯兰信仰不等于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苏共制度负责，除非他有具体罪责。我们可以批评思想，但是不能质责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思想？这就象质问人：你为什么信或不信上帝？这是僭越和对他人的侵犯。审判思想者、“政治正确”、“思想划线”是共产党的做法。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别人的见解、思想和信仰，哪怕其错误。自由与“专政”不在标榜，而在对具体事物之态度。
柏林墙倒塌，“自由”、“民主”成为普世价值，这是世界大潮。在这种情况下，原共产党国家的人大多接受了“自由”、“民主”的观念，抛弃了社会主义，连中国的执政者也言称“民主”。中共除了招牌，和社会主义理想已无关系。但是刘宾雁为什么要执着于他的信念呢？他不是不识时势，逆世界之潮吗？王军涛回忆说：“宾雁似乎并不这样简单地看问题。他们这一代人是为追求一个公正的社会而选择社会主义的。他们对此进行过许多思考，读过很多书，也见识过几个社会的现实。他们不愿意因为个人境遇而轻率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他对我说，他是带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到美国的，当年选择社会主义是否做错了？他说，在美国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答案。”
刘宾雁于他个人精神信念的执着，体现了他对个人、历史、精神理想的认真态度。理想和信念不是时装，说换就换；即使是错了，改弦更张，也需要认真、反复，甚至痛苦的思考。如果人的理想、信念，乃至信仰数日内就更换一套，那倒要想一想其真伪。对比许多人把“主义”当时髦、潜权力，朝秦暮楚，占据高点，颐指气使；刘先生对信念、理想的认真精神倒值得尊重。套用那句名言：你可以不赞成他的信仰，但你需要尊重他对信仰的认真。
中共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就算是49年之前，在中国那么危难的情况下，他们授意于苏俄，鼓动暴乱，武装割据，分裂国家，将民族拖入战争，其罪也是罄竹难书。这笔历史一定要记述清楚。但是，当初为什么那么多农民会跟着他们造反呢？为什么共产党在西方就鼓动不起暴乱？瞿秋白那样一个弱书生，如果他的处境好些，社会不是满目疮痍，他会“赤化”吗？中国农民从来安分守己，能忍则忍，不到极限他们会铤而走险吗？中国农民造反向来残酷，破坏性极大，但统治者的过度压榨不是原因吗？辛亥革命后，如果没有军阀混战、苏俄插手、日本入侵，中共怎么会趁势而起？如果国民党“万众一心”，就是闹共党，也早灭了。再，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各列强的瓜分欺凌、民族百年之耻，韩战会让中国人那么狂热吗？没有这场民族狂热，中共能征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继而建立起它的神话吗？极权是集体命运赌博，其以残酷牺牲个体而凝聚力量决死相争，此是生命群危急之表现。“五四”为什么会由启蒙转向救亡？“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热血激昂的旋律是做作不出来的。一个庞大破落的农业帝国，经临新兴工业帝国的侵略掠夺，一败再败，一辱再辱，以至它终以极端的暴力强制手段，不惜牺牲传统、文化、社会、精英阶级、全民众衣食与生命，一无反顾，欲一步跻身现代工业强国。50至70年代，中国以20多年的时间完成现代基础工业体系和以原子弹为象征的“强大”国防，这是代价。为这个共同的疯狂梦想，全民族才接受毛政权，并为之欢呼──包括知识界，这也是毛神话的潜内涵。毛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胡风说：“时间开始了！”我们的民族制造了毛，不要简单地理解知识分子集体“效忠”，这是“制造”的必要程序。可惜毛不是神话，而是巫术，其和太平天国的“上帝”、义和团的咒语一致。请注意此三者间的关系，中国只要有危机，其就会继续存在，并将继续发生。我们需要看清它，但也要理解其何以产生。避免它，重要的是清除其产生的根源。
否定、批判并不等于认识，而后者可能更困难。刘宾雁呼吁不要割断历史，他的许多困惑和发问需要重视，这是他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他提出共产党在中国取胜的土壤和历史因由，提出了人民的苦难、社会的不公，质问麦卡锡主义、美国的冷战思维等等。的确，责任不是单方面的。“中共”是民族之悲剧，民族有共同之责任；而苏俄、日本，资本的侵略和列强的扩张也不能逃脱罪责。我们清算中共的时候，也需“清算”民族，清算帝国主义，清算中国及世界近代历史。这些均在其中，而非其外。中国民族需要共同之反省，世界也需要反省。中国是人类20世纪悲剧的一幕，面对它，没有历史与世界之目光是不够的，仅仅道义谴责也是不够的。冷战留给我们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走出它的阴影，有更广阔的视野。
刘宾雁1944年参加中共，其后22年劳改、17年流放，这些没使他屈服，倒让他感到庆幸。刘宾雁的痛苦是，许多理想青年当时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真诚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因而为之奋斗、流血牺牲。但最终，他们看清了毛，看清了“党”的残酷、专制、腐败，看到了其给民族带来重重灾难。苏联及其他东欧各党也大致如此。他不得不发问：“当初是否选择错了？”这的确太沉重了，他最终没能回答。
《刘宾雁自传》的第一句话说：“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既不决定于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至少，在20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是如此。”这话很悲哀，实际是否认了他当初的选择。可以想象，如果刘先生带着今天的经验，重新回到当时，他大概不会同样地选择。即使还是信社会主义，也不会参加那个“党”。对“当初的选择”，他是痛苦的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中共杀人放火，枪毙王实味，长春之战逼饿死15万人，土改滥杀，掌权的是毛、王震一伙，好人遭整肃；另一方面他当初的选择又出于高尚理想和献身热情，并为之奉献了青春和忠诚。承认错了，就是对一生的否定。他的确不愿认头。老一代正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为之困扰，乃至不愿正视它，这是个比遭迫害更严酷的命题，其意味一生之误。许多人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却会绝望地面对人生之否定。
刘宾雁14岁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加入中共也只有19岁。当时，他怎么可能清楚中国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后来对中共的了解和经验？如果没有后来的了解和经验，他即使回到当时，也必再同样地选择。人的选择常常是血气的生命的，而非理性和经验。人的知、理智、经验如此有限，选择本身包含盲目和赌博。人的经验多在事后，而人的选择多在事前，这是人的悲剧。佛罗斯特的“林中路”感慨了这个困惑。人渺小如芥，在茫然中被历史所挟卷。社会崩溃、文化崩溃、满目疮痍，一个困顿中热血青年能怎样？刘宾雁回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这话不一定对，但对他如此。
刘宾雁这批党内理想者的悲剧在于：就知，他们事前不可能知；就道义，他们为理想为救国救民奉献生命，已尽人所能。但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之灾难，他们事与愿违。此悲剧不仅在中国，也在俄国、在东欧、在南美、在东南亚；其中包括上世纪世界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学者，甚至科学家。对于这些理想者，我们尊重他们的精神与人格，怀有敬意。但是作为历史，我们还是可以汲取许多教训。可以说，如果没有刘宾雁这样一批理想者参加，中共断无可能成功，甚至不能产生。历史教育我们：一、不能对政治和革命浪漫化。《刘宾雁自传》说，“那时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并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而国民党却始终拿不出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政治是现实之事业，需要充分理性，需要对之后果负责，不能因“魅力”、“口号”、“热血沸腾”而投入。将政治浪漫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远可以追溯法国大革命，近可以检讨（以谴责政府杀戮为前提）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二、政治有限。刘宾雁在以上同一段话中说：“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政治重要，在许多时候其会成为社会变化的中枢，但是政治是有限的，其功能是秩序的管理、调节与变革，其不能在现实许可之外满足人们的期待。需要限定政治的范畴，不能以一次性革命解决社会、经济、民族、国家、文化等所有问题。政治决定一切，一切政治解决，是最坏的政治。所谓以政治革命创造新世界、新生活实是毁灭与灾难。三、避免政治宗教化。政治是世俗的，且而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层面。社会在危机状态，人们很容易将政治绝对化，将政治和政党宗教化。刘宾雁说：“……几乎从我接触中国共产党那一时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似残酷的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刘宾雁：《红色纪念碑》序言）但是他一度努力地改造自己“俄国没落贵族”的缺点，这和当时奔赴延安的青年一致，政治、政党被宗教化了。刘宾雁所说“第二种忠诚”，如果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那么这个提法也同样陷于此误区，无论他所指的是党还是主义。这就是张志新、陈世忠与林昭的差异。人的宗教情感只能用于绝对精神命题，不能用于政治及“主义”。限定政治的世俗范畴，限定它和人的世俗关系，清楚它的有限性，是介入政治的前提。四、人道精神。《刘宾雁自传》中，有很好的对革命的反省。他对杨昌炎一家的歉意，对G和那个舞女的同情，对于土改暴力的悲哀。这些体现了他珍贵的人道精神，他是由这点最终和中共分道扬镳。政治、革命、真理、进步、发展、经济、科技，最终要以人类的仁爱精神为底线为目的，其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参照。20世纪，人类暴行大多是以“进步”、“真理”、“人民”、“自由”、“主义”、“革命”、“解放”、“民族”、“新国家”等响亮的名义而进行。五、非暴力──起码是在国内政治范畴。20世纪人类各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的冲突与仇恨是以往历史的延续，过去并非美好。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力量，而使冲突更为激烈，战争、残杀和破坏之剧烈前所未有。非暴力之重要，是因为人类暴力力量空前增长。人在历史的盲目中，为未知所支配，即使竭尽理性，我们也无法全然把握对错，因此需要保留这最后一道文明的防线。文明的进步不只在科技、经济，也不在潮流与时尚，更是反残暴与仁爱的增长。
人是有限的，竭尽所能也无法逃脱命运之悲剧。因此，在政治、社会、历史、“主义”，乃至道义之上，我们需要有对人终极命题的关怀。人类是在这个范畴，看到共同的不幸，从而达到彼此的同情、宽容与和解。俄狄浦斯本是为逃避灾难，保护他的父母而出走，但终弑父娶母；他为拯救城邦，誓要探求究竟，但终堕入深渊。这个古老的故事预示了人类的悲剧命运，每个人都在其中，包括此时此刻。人类如此有限，被未知的力量所支配，人并不能全然知晓、把握自己。我们自以为沐于真理，但可能正陷于荒谬。我们需要对这个古老悲怆的故事垂首，对俄狄浦斯抱以同情和敬意。他代表了我们，代表了人类最终的失败。在我们回看20世纪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故事。
八、
刘宾雁晚年讲他的信念、理想，都是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不是早年信仰的“共产主义”。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共”已经是被否定了的乌托邦幻想，但“社”则还有现实性，比方人们常常说北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在汉语中，“社会主义”的概念混乱，有时它代表共产主义，有时代表苏联体制，有时表示毛社会，有时又指北欧西欧。这体现了冷战后，普遍性的意识困惑和混乱。
刘宾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他最反对的该是中国现在的权力资本主义。但他赞成毛吗？他批毛“真正是假社会主义，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还没有一丝一毫悔改！”他不赞成美国，但更反对前苏联。“是谁害死了社会主义？”一文，他肯定了戈尔巴切夫、赫鲁晓夫，也肯定捷克改革。他说：“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布拉格之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决定实行大改革，推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假如不是苏联出兵镇压，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他又说：“1980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声势浩大，但人们已不再提社会主义了。”看来刘宾雁的社会主义很矛盾，自己并无清楚的想法。如果68年捷克的改革成功，势必是变革后的波兰。刘宾雁赞成民主制──他赞扬美国有很好的民主制度，把这点加上，他的理想大概就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北欧算不算这种社会？如果算，他的理想有实际意义；如果他的社会主义依然是公有制、计划经济，那则大不可。没有私有制、自由经济，人的独立自主就丧失基础。天林先生“告别‘公有制’”一文说：“公有制就是权力所有制。”一语中的，谁掌握权力，谁就掌控资产。权力通过控制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奴役操纵人。这就是为什么公有制度中，人如此卑下，而权力至高无上。如果是自由经济，个人具有财产，权力就不可能全然占有人。公有制导致极权，这是20世纪沉痛的教训。
中国不能回到毛时代，也不能放弃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这是避免极权，走向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大前提。公有制可以给人工作，让多数人有稳定感，保障感，但是其鼓励懒惰和寄生，导致“一无所有”，最终崩溃。就是现在西方国家也被“社会主义”福利，拖累得疲惫不堪。而更危险的是，公有制导致极权，可将人沦为奴隶，更残酷地掠夺压榨，并随时把人民抛入“运动”和战争。
在极权社会，自由很珍贵。但由于珍贵，其也容易神化。语言现象中，词语指示对象的遥远和缺乏，会导致人对该词语的夸张和幻想。“人民”、“国家”可以神化，“自由”也可以。在人的期望中，任何词语下都有阴影；期望的光越亮，阴影便越浓重。自由相对于权力是珍贵的，需要为之奋斗；但是对于普遍生存，自由在现实中则鼓励强者，不利于弱者，因此成熟的民主社会对自由是有制约的，相应地限制强者，保护弱者。哈耶克的自由经济论，连里根、撒切尔也明白不能全然实行。需要看到西方国家的自由正相对于严格的法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而且舆论上“偏向”穷人。
中国需要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但其发展的同时会带来压榨掠夺、贫富悬殊，置多数民众生存处于不利处境。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中国几千万工人下岗，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纷纷垮台。改革后，看不起病的人激增，因为医院也商业化了。在自由经济中，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农民肯定被掠夺，现代化本身就是城市蚕食农村。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之一是极度压榨劳工。对于多数人，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不是个美好过程。我们批判中国的权力资本，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很野蛮。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的父亲曾用一碗饮料向印第安人“买”下16公顷的土地；荷兰殖民者以24美元的首饰跟印地安人“买”下曼哈顿；英国“圈地”并非不“吃”人；鸦片贸易、奴隶贸易都曾是合法的；美国废除种族隔离至今也仅50年。100多年前，西方国家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马克思主义产生、共产主义运动兴起都由于当时社会的不公、人民的不幸处境。这部历史不能抹去。就是今天，各大国的武器贸易也不比卖鸦片更道德。
“民主”限制权力胡作非为，但是并不保证多数民众都有工作、都能看病、都有好日子。印度是很好的民主国家，但是多数穷人的生活并无保障，状况悲惨。西方国家人民生活富裕，并不只在社会制度，也在他们强大的经济能力，包括他们在全球的扩张和占有资源的优势，他们的富有和合理的制度是几百年积累的成果。中国能否走到那一步是问题，即使真能达到，道路也是漫长的。未来的前景中，中国多数民众的生活是黯淡的，中国很可能走向印度和拉美。
刘宾雁之所以坚持他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看到这些，他比许多人更诚实。他说得很清楚，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站在人民的一边”。刘宾雁为民之苦心，很让人理解，也很让人敬重。我们面临人类根本的困境：资本化过程使多数人遭受掠夺；而公有制导向极权和灾难。今天，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成功，但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将多么漫长？其间得有多少残酷不公？人民得牺牲多少？孙中山看到了“资本”的问题，因此把他的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而当他为理想奋斗，也表现出极权倾向。左右不幸的悲剧是人类的终极命运，没有捷径可以免除。因此，人们说政治是两害之间取其轻。在这个岔口处，刘宾雁困惑矛盾，出于多数民众的利益，他对社会主义不死心，希望为它找到新路。这是对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忧虑、困惑和求索，有他伟大的胸怀和理想，并非冷战思维那么简单。
现代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在私有制和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分，通过社会福利机制保障多数民众的生存与权益，例如失业、退休、教育、医疗，乃至公共交通等诸方面。现代西方社会实际是“资”“社”兼容的社会。即：政治上，民主制；经济上，资本主义；社会上，社会主义（恰当比重）。民主制度之更合理，是因为它在秩序结构上更平衡，更有活力，更有容纳性，也更能自我调节。西方社会能走到今天，除制度的保障，也是经过长久时间的磨合和民众不断的维权斗争。所谓现代社会，即社会整体的秩序化。这个整体秩序不是强制的计划的，而是社会各阶层各成员按照合理规则，自动中的默契互动，其间任何一部分失重都会导致整体危机和崩溃。其间最重要的是合理规则，而合理规则不是设定的，而是各方彼此利益的冲突、斗争，达至妥协的结果。自由的真正履行是每个人为自身权益而斗争，在冲突中建立合理规则，从而建立更高更秩序更有质量和保障的社会。
90年代以来，中国急剧地实行权力资本化，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压榨掠夺国家和民众，势不可挡。中国社会三大问题：权力专横腐败；民生唯艰；社会无公正。中国以另外的方式重复原始资本积累，这是个野蛮过程。中国的不平衡是，权力和资本有蛮横发展的自由，但民众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自由。在中国以权力和资本主导的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过程中，我们需要鼓励另一向，那就是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比如：房地产可以买卖，但是必须给住民市场价格，不能权力说了算，且住户有权拒绝搬迁，不可强制。鼓励资本家开工厂，但工人不能成为血汗奴隶，他们需要有劳动时间、报酬和福利的基本保障。农民承担个人生存，但是他们应拥有土地产权、可以拒绝苛捐杂税、有权迁徙城市、他们的子女应真正享有国家义务教育。民众维护和争取维权权利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平衡的主端。公正是各势力对抗妥协的结果，不可能由单方面给予；合理规则产生于各方利益的斗争与和解。
私有制、自由经济本身是个野蛮过程，我们不能对之抱有幻想。但对这种野蛮不能是取缔、消灭，回到公有制──这是中国更大的危险；而是以民众的维权，对之制约、消减。因此我们可以搁置刘宾雁的“社会主义”，而汲取他有益的精神。刘宾雁的社会主义有三个精神来源：人道主义，这是他普世的仁爱精神；社会公正，抵制权力的蛮横，对人的欺凌、压迫和掠夺；为民，民众在艰困中，帮助他们，使他们享有“人”的生活。简而言之：人道、公正、为民。这正是中国现实所缺乏的精神，也是中国走向合理秩序所需要的精神，我们需要高昂这种精神。
为此刘宾雁有重要的意义。从人道精神出发，维护受损害的民众，改善他们的不幸生存处境，使他们享有正当权益；抵制权力与资本的专横、腐败；建立公正，这是中国社会走向秩序与和谐的希望。刘宾雁对权力对腐败的批判精神；他的公正之心与理想；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忧患，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呼喊奔波。刘宾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榜样。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知识阶级需要承负道义责任，为民争取权益，监督制约权力与资本，为建立社会公正奋斗。
我们不幻想，但也不能放弃理想。中国经过一个半世纪持续的失败、破坏，灾难重重。我们需要汲取教训，亦不丧失信心，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道路，接受有限，在各种冲突与困境中以斗争求公正与秩序。承认贫富和地位差异，保护私人财产，坚持自由经济，但是要有公正的法律，穷人有权益保障，能够安生地生活，也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国不重复上世纪的革命，但可以将革命变为民众争取权益的合法斗争，包括言论自由和法律独立。民间要对权力施加压力，限制它、消减它、分解它、监督它、批评它、抵制它，迫它回到法律框架内。而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中，学会以法律保护自身的时候，中国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即成熟。
九、
“哀民生之多艰”，“虽九死其尤未悔”。这两句，刘宾雁足以担当得起。他参加抗日、反国民党专制、批判共产党极权、谴责六四屠杀，批评美国、反伊拉克战争……。他未必都对，但他始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念，面向理想不屈不挠地求索奋斗，光明坦荡，不惜劳改流放，客死它乡。
中国又经过了一个失败的世纪，除了种种灾难，也经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精神幻灭。倒塌的废墟间，人们拼命地繁殖欲望和贪婪，以弥补错失的昨天。由于精神和道德的放弃，中国民族和社会急剧地走向腐败、野蛮、黑社会化，善良人和下层民众成为直接的受害者。知识阶层本来是良知的监护者，但也纷纷向实利看齐，未能承付起责任。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的精神与道德从未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在荒蛮中，以“坏”为生存准则。一个国家社会不怕有坏的，但怕“好”没有了价值。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毛以来，凡是“好”的都遭消灭──包括中共内部。可以说，中国民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道义、理想和“人”的精神。刘宾雁是一种理想，我们还需要蔡元培的理想、胡适的理想、丁文江的理想、晏阳初的理想、张君劢的理想、梁漱溟的理想、李石曾的理想、孙中山的理想等等，一个多世纪以来，能为历史所证明的那些可贵的精神、奋斗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的。理想是精神的，而精神需要以经验为根据；但我们倡导理想的时候，另一向则是更深更坚实地看守人类文明之经验。
刘宾雁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历经如此灾难和个人磨难，他不是变得黑暗、仇恨，而依然善意、光明，抱以仁爱理想，顾念天下民众，抵抗强权与暴虐。刘宾雁的理想不在其概念，而在其为之天下，是善与光的指向。我们的思想或许比刘宾雁更深更复杂，也更“新”更“对”，但是他的襟怀、品质、精神的境界却让我们愧疚。在人类精神中，思想的内容是次要的，因为人在各种偏狭和局限中，认识甚有限，没有全然正确的思想。更高意义上的真理不在真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企望，是善与爱之光。在此之下，不同的思想与观点并非那么重要，即使信奉不同的“上帝”，人们也可以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
文明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有健康的人，才有健康的社会；人公正，社会才会公正。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遭受最大的破坏是人的毁坏。极权统治下，人深怀恐惧，心理趋于黑暗、偏狭、极端、残酷；人格扭曲，多猜疑、多仇恨、多猥琐、多攻击；人与人失去信任、诚实、善意。极权鼓励人的卑劣与下作，而消灭人的尊严、高尚、正直、坦荡与勇气。极权迫使所有人成为屈从的小人，其鼓励人性恶劣黑暗的一面，而扼杀人性高贵仁义光明的一面，对于一个民族没有比此更残酷的伤害。经过极权社会的人，都应该反省我们人性所发生的变化和烙印。刘宾雁经过极权统治，但他保存了人许多高尚而美好的品质，他呈现了与极权制度相反的人格：磊落、光明、尊严、宽容、正义、诚实、自立、求索、勇敢、善意、理想、乐观等等。经过如此严酷的统治，我们很难再看到把这么多优秀可贵的品质集于一身的人。不是刘宾雁有多么伟大，而是由于“人”的被消灭，而使“人”，和“仁”的常识及品质变得珍贵。刘宾雁让我们在中国的腐败和喧嚣中，看到“人”的意义和希望。无论身处何境，人应该这样生活，人应该尚“仁”，成为“人”。
一个世纪已经消失，带着它无数的灾难和失败。刘宾雁那些可贵品质不仅属于他个人，其是文明的凝聚，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存在于无数人的身上与奋斗中，其被消灭而不能消灭，至今依然，它们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在许多为中国希望的奋斗中，即使被埋没被否定。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已经走到其精神、道德、文化的最低点，现在需要把人性中那些可贵的东西呼唤起来，成为民族的浩然正气。感谢悲惨的20世纪，多留给了中国一个明亮的符号。但愿这是个转机。
刘宾雁的人道与公正的理想呼应着中国大地的苦难与艰辛的人民。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