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在十年前写的有关文章，谈及文革及我在其中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中间略去很多章节，主要集中谈有关对联和我办报的那段经历。徐友渔那本书的叙述有两个小误差：我那份报不叫〈中学红卫兵〉，叫〈中学战报〉。当时转载的不是〈出身论〉，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188、一副对联
（1966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迅速地传遍了全北京，在广大学生中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大部分红卫兵都对这副对联表示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还陆续写出了“自来红们站起来”和“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等文章，进一步发挥了对联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并不赞同这副对联。陈伯达、江青都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将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大多数红卫兵没有理睬中央文革的意见。我们知道，红卫兵在诞生之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排它性，毛泽东在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中，早就提醒他们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这条“最高指示”，红卫兵们也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仔细比较两副对联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副对联在内容上其实并无矛盾。前一副“基本如此”，讲的是事实；后一副“理应如此”，表达的是愿望。当然，后一副对联更有政策性，但唯其如此，它就不具有前一副对联所特有的进攻性。所以，大多数红卫兵虽然不否认后者，却狂热地坚持前者。至于所谓“团结大多数”的告诫，红卫兵们想来是很难听得入耳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红五类”本来就构成大多数。再说，成立红卫兵的目的之一正是要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优越感的大小恰好与其人数多少成反比；故而，红卫兵们从不担心自己的人数太少，他们只是唯恐自己的人数太多。人数过少的唯一危险是招致多数的攻击，但红卫兵们是没有这份顾忌的，因为“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对联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直接产物，尤其是共产党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的直接产物。一副由几个中学生写成的粗俗不堪的对联，在未经最高当局认可，甚至还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委婉劝告的情况下，却能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国，原因就在于此。
189、担忧之事终于发生了
八月下旬（也许还要早一些）对联传入成都。紧接着是那篇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其后不久，又有北工大文革副主任谭力夫的八一九讲话。在短短的几天内，这些口号和文章帖满了街头。我读着这些文字，既反感，又紧张。我不得不意识到，一件长久以来我便暗中担心，但始终不肯正视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早在六、七月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报纸上就发表过不少文章，指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何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子女，如何偏袒重用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十九中校园也出现了一批内容类似的大字报。我十分忧虑：难道我们过去身受的歧视还不够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受到更严重的歧视吗？我竭力安慰自己说这些文章和大字报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偏激之见，它们并不代表党的政策。红卫兵诞生之初，我一度为这种自发的组织形式感到振奋，随后了解到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不免又很失望；转念一想，当不当红卫兵并不要紧，不是红卫兵也一样干革命。看到周围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消沉被动，我勉励自己一定要振作精神，千万不要背上家庭包袱。我察觉到头顶上阴郁的乌云，但我宁肯不去看它。
可是现在，对联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和谭力夫讲话出现了。那恃宠而骄的傲慢和肆无忌惮的侮辱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假如说在先前我对于行将到来的更为严重的歧视多少有几分预感的话，那么，我决没有料到它竟然会采取如此粗暴的形式。
八月二十五日（？）傍晚，我从十九中返回家中，途径人民南路广场。我见到一辆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从身旁驶过，车上的人唱着那首《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你妈的蛋！”我心中顿时生起一股强烈的不满。我只觉得自己象是被别人无情地推到一边，孤立无助；但是，我并不想向他们靠拢，让他们允许我成为他们中之一员（几个月之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兴起，这一派红卫兵并不绝对拒绝吸收黑五类子女。不过我仍然没有申请加入）。
在十九中，对联的观点也迅速蔓延。我常常忍不住要和支持对联的同学争辩。同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某些红卫兵同学的眼光里，我看到了敌意。
190、辩论会
从九月七日起，十九中举行了连续三天半的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无产阶级阶级路线。校文革主持会议。台前悬挂着的是那副著名的对联。会场入口处竖立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红五类子女，欢迎！欢迎！欢迎！黑五类狗崽子，滚！滚！滚！”除开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之外，全体师生都要求必须参加大会。大家携带椅凳，排队进入会场并依次坐下。无人嬉戏说笑，个个表情严肃，气氛相当紧张。辩论会开始了。先是校文革主任讲话。然后由一位红卫兵宣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接下来轮到我班新支书上台发言。现在他是校文革委员，也是校红卫兵的一名负责人，以态度强硬著称全校。他讲了几句话后，突然点到我的名字。这不仅使我，看来也使其它许多老师同学都感到吃惊。毕竟，公开点名批判一位学生，这在十九中还是第一次。新支书不无渲染地向大家公布了我的家庭背景，从生父继父一直扯到在美国的舅父（后来有位同学这样讲起他当时的感受：“打开胡平的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新支书批判我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对新社会心怀不满，对阶级路线十分抵触。一方面，他以对联为依据，推论出我的“反动”；另一方面，他又列举我平日的“反动言论”，用以证明对联的正确。新支书说，由于我学习好，还有一些同学崇拜我，所以必须要通过这次辩论，让大家认清我的真面目，坚决和我划清界限，如此等等。
新支书发言完毕，我要求上台讲话。首先，我表示我不赞成这副对联，因为它是片面的，不符合党的政策。我强调不论什么出身的同学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党的教育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大于家庭的影响。然后，我针对新支书揭发我的那些“反动言论”，一一予以解释说明。讲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紧接着，另一位同班的红卫兵上了台，继续揭发批判我的“反动思想”。我不得不再一次起而答辩。事后我才了解到，为了召开这次辩论会，校文革预先进行了研究布置，决定把我作为批判的典型，并安排我班的几个红卫兵分头凑集材料。在三天半的辩论会上，有几乎三天的时间是围绕着我的问题而展开的。这几位红卫兵都上台讲了话。我平时的各种言行，哪怕是闲聊和玩笑，统统都被揭发出来，上纲上线，扣上骇人听闻的政治罪名。一些发生在两三年前的小事情，我自己早已忘怀了，殊不知别人倒还记得很清楚。有的同学和我比较接近，几天前还和我以战斗小组的名义一块写大字报，这时也上台发言，表示要从此和我划清界限。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上台答辩。有时候双方你来我往，轮到别人讲话时，我干脆不急于下去而在一旁等着，以便别人讲完后自己再接着讲。
在争论如何看待阶级路线这种比较理论性的问题时，我要更有把握些，因为在过去我进行过大量的思考。台下有人递上条子，问我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这段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说，这里的“阶级地位”是指本人的阶级成分，不是指家庭出身。此前，我曾在街头的传单上读到过江青关于对联的讲话。那时，我对此类小道消息的可靠性还没有多少把握；只是在辩论会上，我顾不得那许多。我引用了江青的那几句讲话，原指望会产生相当的效果，但实际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澄清自己的问题时，我的感觉就差多了。正象后来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写道的那样，即使我的解释十分有力，那充其量只能证明我还不算混蛋而已，更何况有些解释很难做到一清二楚。
191、一场恶梦
在辩论会上，其它班级的红卫兵也纷纷上台发言，热烈支持对联，厉声责骂“狗崽子”。有的红卫兵进而要求黑五类同学当众承认自己是混蛋。有一位被点到名的黑五类同学起先还争辩了几句，随即招致一阵更严厉的斥责，她只好说：“要是‘混蛋’是指‘反动’、‘反革命’，那我不是混蛋，要是‘混蛋’不是指‘反动’、‘反革命’，那我是。”除了校文革主任，教师中没有上台讲话的；但许多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同学点名批判。
并非每一个红卫兵都赞同对联。高一年级的梅同学讲：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是同学，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此话立即引起一批激烈的红卫兵的反对。梅同学是三好学生，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在此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梅同学或许算不上冲锋陷阵的人物，但由于他在这次辩论会上的立场，使他后来成为我校最得人心的造反派领袖。
三天半的辩论会，对十九中广大黑五类出身的同学以及许多中间家庭出身的同学而言，无异于一场可怕的恶梦。辩论会后，各班还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对黑五类同学批判责骂。不少班级的红卫兵，强迫班上的黑五类同学一个个站起来承认自己是“混蛋”。几乎每一天的政治学习，都被他们变成了对我们的批判会。但尽管如此，我必须说，十九中的情况仍然要算相当温和的。事后我逐渐了解到，其它一些学校，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弟集中的重点中学，情况要恶劣得多。在那里，不少黑五类同学遭到体罚，被殴打，被别人朝身上脸上或口中吐唾沫，被强迫劳动。首善之区的北京，照例又是最恶劣的，在北京一中，有三百多人的学生劳改队。其成员包括出身不好且不赞成对联观点的“反动学生”，有出身一般而不赞成对联观点的“混蛋”，有出身好但反对对联观点的“工贼”，还有不论观点如何只是出身不好的“当然狗崽子”。在北京六中，资本家出身的高三学生王光华因为在辩论会上大胆发表不赞成对联观点的意见，被该校红卫兵关进校内的“劳改所”并用凶器屡次三番地毒打。红卫兵逼迫他写认罪书，但王光华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最后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十九中的情况就温和多了。作为全校“狗崽子”的典型，我不曾受任何皮肉之苦；大会小会，我总还有一定的机会为自己声辩。在三天半的辩论会上，我被允许一次又一次地上台讲话，我甚至很少遭到台下的轰闹。事后有同学分析道，这是因为我平静说理的态度避免了对方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许如此。不过那显然也和十九中自身的情况有关。如此说来，当年我没能进入重点中学倒是因祸得福了。
192、霎时间，天塌地陷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位别班的同学对我讲，他对我在那次辩论会上的镇定与辩才非常佩服。我想他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在辩论会的那几天，我陷入了生平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危机。那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九月七日第一场辩论下来，我就感到精疲力尽，胸口十分堵闷，无论如何也吃不下饭；喉头发干，简直觉得不再说得出话来──不过一到上台发言，这种感觉倒消失了。接连几天晚上，我都辗转无眠。假如说在有关阶级路线的理论争辩中我还并没有服输的话，那么，在狂风暴雨式的个人攻击之下，我的自尊、我的骄傲都已被撕成碎片。我从小争强好胜，可是，我那时的争强好胜，既不可能有“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的洒脱，又不可能有“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我那时的争强好胜，几乎完全建立在众人的称许和社会的肯定之上。不错，我没有失去自信。其实要是失去自信那倒好办了。别人说你不革命，你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革命，这倒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了。问题恰恰在于，你相信你是革命的，别人却众口一词地说你不革命以至反动；而你又感到你自己的革命性只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才算数，或者说才有意义。这就会使你陷入极大的苦恼。当然，如果你本来就不大认同共产党的价值标准，你并不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干革命；或者说你虽然不拒绝共产党的价值标准，但你甘心做个中间份子甚至不在乎做个落后份子；那么，当众人指责你不革命时，你就不会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你唯一的不安只是来于你对个人利益将蒙受损失的现实考虑。你会觉得倒霉，或是觉得不公正，甚至感到愤慨。我最大的痛苦却来于我强烈的理想主义。平心而论，我当时极少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利益损失。我并不是担心自己会上不了大学，分不着好工作，被强迫下放到农村等等。我是痛感自己的革命性被否定，从而也就是我整个生存的意义被否定。假如在当时我能够认识到，眼下的这番攻击只是暂时的现象，攻击者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出于恐惧，因此这番攻击并不代表群众的真实意见；我心里自然会好受得多。可惜的是，在那时，我很难用这种想法宽慰自己。尽管我对某些攻击者的真诚不无怀疑，但是，既然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对我的维护，我不能不感到我已经被群众所抛弃。此前共产党的有力宣传，使我们天真地以为我们的社会是一派光明。到此时为止，我和周围大多数的人一样，还不曾经历过翻案平反一类的反反复复，因此我们很容易把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永久性的、不会改变的。我为自己遭到的莫大误解感到极度的委屈与悲伤。让人几乎绝望的是，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误解尽快地消除。
193、迫害强化忠诚
第一天的辩论会直到晚饭前半小时才结束。我依然毫无食欲。我强使自己吃下晚饭。饭后回到宿舍，同学们都不理我。我心乱如麻。那时候，我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都要去学校附近的东湖游泳。我想，越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越是有必要坚持一贯的生活节奏。于是，我独自去了东湖。
晚间的东湖空无一人。我游了两圈后起身上岸，望着那静静的湖水出神。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回复到往日的常态。可是我做不到。白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和今日无计消除的痛苦相比，以往的种种烦恼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也许是由于黑夜，由于湖水，由于四周的寂寥，我想到了死。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我是决不会自杀的。然而我发现我完全理解到了许多自杀者的心。当一个怀有热烈精神追求的人落入被他人彻底否认其追求的境地时，以死明志的确是一个壮丽的诱惑。
我想到平时我们常常喊的一句口号：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的，如果真有刀山火海，如果冲上去真能够证明自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
后来我回忆起当时那种悲壮的冲动，既感动又庆幸。我珍视自己的献身热情，我庆幸自己没有为一个荒谬的对象献身──幸亏当时不曾有过要我们为“革命”去牺牲的机会。在我过去四十几年的生活中，那实在是最危险的一段时刻。引人深思的是，难道我不是早就对那个理想有所怀疑吗？难道我不是长期身受共产党的歧视排斥吗？为什么偏偏在我最受迫害时我反而最忠诚？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殊不知迫害有时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只要你此前还没有树立明确的不同政见，只要你大致上仍对那套理想怀抱某种信仰；那么受猜忌、受迫害未必会加深你原有的怀疑，它倒更有可能驱使你向对方进一步认同。在缺少另一种同样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的对比和鼓舞的情况下，上述效果尤其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建立了一套绝对一元化的制度之后犹嫌不足，还要不间断地搞运动的原因了。以知识分子的情况为例。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政权象中共当局那样如此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但与此同时，历史上也很少有哪个时代象“新中国”那样，知识分子对政权表现出如此普遍的效忠。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正是前者的结果。共产党懂得它需要对知识分子造成一种不被信任的压力，否则知识分子就会“翘尾巴”，也就是说会无拘束地自由思考，会引发离心意识。通常只有在经历了若干反复之后。我们才会摆脱这种愈被猜忌愈想表白的固执愿望，我们才会把迫害如实地看作迫害，从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194、形象的力量
辩论会后，我十分孤立。我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误解；然而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想，这种误解似乎又相当合情合理。谭力夫有句话看上去很雄辩，他说：“提到土改，一个地主儿子的心情怎么能和贫农儿子的心情一样？”还在文革之前我就注意到，近些年来，共产党在宣传“新社会”的伟大时，越来越少讲理念，少讲原则，越来越多讲感情、多讲利害（见第98、99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红五类子女认为，因为他们的家庭在“新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所以他们自然对“新社会”无比热爱；你们黑五类子女的家庭既然在革命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你们一定对“新社会”心怀不满甚至刻骨仇恨。久而久之，他们对我们的猜疑便形成了顽强的偏见。由此我可以推测，当新支书们攻击我“思想反动”时，他们很可能真是那么想的。“人心隔肚皮”，我又如何能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实际上也和他们一样热爱党、热爱新社会，一样真心诚意要革命呢？
一天下午，同宿舍的同学们都出去了。我坐在床边，凝视着床头桌上的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默默地向毛主席倾诉衷肠。我在心中呼喊着：“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一定能够了解我，相信我！”想到这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
这绝不是我一人独有的经验。在那时，千千万万的受迫害者都曾在难以承受的孤立和痛苦中，向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发出由衷的呼喊。我们明明是在毛泽东统治的国度里遭到无情的摧残，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却竟然想象不到毛泽东就是罪魁祸首。天高皇帝远的一个绝妙效果是，它使我们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与最高领袖无关，而且还把他视为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
通过大量的画像照片，中国人心目中的毛泽东永远是一个面带微笑的慈祥长者。在古代，人们一直把帝王与臣民的关系比作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帝制结束后，出现了领袖是公仆的新观念；但在许多国人心目中，仍然保留着父亲──儿女的传统类比。中共对领袖形象的塑造以及对领袖作用的阐释，无疑又恢复甚至还强化了那个古老的联想。倘若把毛泽东的形象和诸如拿破仑、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等专制者相比，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形象的最大特点不是庄严坚毅，也不是高傲威武，而是宽厚慈祥。
一位当年在检阅红卫兵大会上领呼口号的女红卫兵告诉我们她亲眼所见的真实的毛泽东：“从近处看毛主席，我觉得和我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不一样。他牙齿长得特别不整齐，一颗颗又小又黑，不象在照片上看见的那么白……我在喊口号的间隔里，看了一眼毛主席，正好他的目光望外看，我们四目相对。我心里不禁一颤；那目光不象平时画报上的那样慈祥，善良，而是非常厉害，非常严肃。照片上，图画上的毛主席总是笑眯眯的。我吓得一缩脖子，紧张起来。”想想看，假如当年我们心目中的毛泽东是这样一付厉害的模样，当我们身受冤屈打击时，我们还会把他当作倾诉衷肠、寻求关爱的偶像吗？《封神榜》里写道，姜子牙攻破朝歌，活捉妖姬苏妲己，下令将其推出斩首；但执刑的军士们一见到妲己的花容玉貌，个个腿酥臂软，下不了手。最后还是姜子牙亲施法术才结果了她的性命。问题在于，即便你明知苏妲已作恶多端、凶残无比；可是，当你看到她那付天真娇美、纯洁无辜的样子，你很难把那些罪恶和这个形象结合起来。事到如今，国人对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仍有不少人表示对毛崇敬热爱。这和感情的惰性作用大有关系。你在理智上知道对方不值得热爱，可是过去长年培养而成的那份感情一时间总是去不干净。另外，形象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形象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直接影响到人的想象力，从而影响到人的情感。一提到毛泽东，我们眼前就出现一位胖胖的、笑眯眯的、充满慈祥神情的老爷爷，于是不少人就不大痛恨得起来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很普遍、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一般人常常不是受制于经验，受制于理性，而是受制于想象；确切地说，是受制于想象的贫乏。
195、辩论会还是斗争会
辩论会后的第二天，在学校月台左侧的墙上出现了一篇化名“铁军”的大字报。大字报以十六条中关于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不准挑动学生斗学生的规定为依据，对辩论会提出了釜底抽薪的否定。我根据笔迹猜到作者是我班一位中间家庭出身的同学。我不禁对他深为感激。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似乎并没有引起广大同学的注意。当时校园的气氛十分压抑，一个孤零零的抗议声音几乎不可能造成任何反响。一颗火花落在了被恐惧浸湿的木柴上，旋即消失了。
我当然很愿意赞同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可是我想，别人说他们开的是辩论会，不是斗争会，你又怎么办呢？在“辩论”和“斗”之间，究竟有什么明确的区分标准呢？说起“整人害人”，同学们没有不鄙视反感的；但说起“批评教育”，大家又都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有趣想法：看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价，取决于我们给这件事所安上的名称。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正名的问题。数年之后，我接触到一些当代西方哲学流派观点，颇受启发。譬如，操作主义提出，任何概念都不过是一组操作。普通语义学提出，事实不是推理，推理不是价值判断。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充满了那种既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识别性的明确界定而又暗含强烈褒贬色彩的概念。这给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假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暴政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暴政，而意识形态的暴政又可以归结为词的暴政的话，那么，上述一类词汇的泛滥便是导致这种暴政的一个基本原因。
据说，在文革中，有一次毛泽东问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你们认为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果无人回答。毛自己则回答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嘛！”显然，这不是定义而只是一句同语反复。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一再重申要“坚持社会主义”。可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共却始终拒绝给出明晰具体的解释（有时，中共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那么清楚）。正因为这些具有生杀予夺作用的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不清，所以它就为统治者随心所欲地施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如此说来，语言分析的确是消除共产暴政的一个重要手段。
196、并非“敢怒不敢言”
对联的观点迅速蔓延。尤其是在中学生之间，出身好坏成了衡量本人好坏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学业成绩的优良，三好学生的荣誉，现在统统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它们还常常被视为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深的标志。就连共青团员这块金字招牌，此刻也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因为共青团已经被批评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早在运动之初，工作组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对家庭出身的考虑便已经置于首位，团组织已然遭到冷落。红卫兵组织的建立，更进一步把共青团抛置一边。事实上，学校中的团组织已经在无形中解体。班上有一两位出身不好的老团员，虽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直接攻击，但也被归入“混蛋”之列。所有这一切，未必都是出自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但很少有人敢于正面反对。毕竟，共产党推行出身歧视政策由来已久且日甚一日，眼下发生的种种现象，看来只不过是这一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引向极端，所以它们具有一般人不敢质疑的正统性。尽管不少人暗中抱怨红卫兵的做法“过火”，但那也是以承认其“大方向正确”为前提，故而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抵制。
两个月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兴起，我们把先前这段时期称为“白色恐怖”，把自己在这段时期的心态描述为“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在当时，至少是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怒也不敢。所谓怒，是建立在不仅认定自己正确正义，而且认定对方错误邪恶的认识之上的。当时的我们却并没有这种认识。我们感到委屈，但并不感到怨恨；我们痛苦，但并不愤慨。在辩论会上，我努力为自己的革命性进行辩护；可是我没有、也不可能去否定对方的革命性。由于我们预先就肯定了对方的革命性，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他们对我们的打击看作是一场不幸的误会。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还能怒呢？至于其它黑五类出身的同学，许多人已在沉重的打击下失去了自信，那当然就更无从怒起了。这大概是运动初期受迫害者的共同心理。
197、令人困恼的被动处境
正象后来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写到的那样，辩论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辩论会后，我感到十分困恼。问题在于，我之所以遭受批判，并非由于我提出了或做出了某种与众不同的、从而暂时不为别人所理解的观点和行为，而仅仅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因此，我不可能用诸如“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和“光荣的孤立”一类道理勉励自己。我不可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另外，这幅对联虽然在后来被陈伯达宣布为血统论，但其实它强调的并不是血统。如果真是讲血统这种先天生理遗传因素，那倒省事了，因为那表明个人在主观上对其缺陷不负有责任。一个人天生矮个子，但那不是他的错。出身歧视的出发点是强调家庭对本人的思想影响，其落足点却是对当事者自身进行道义指责。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文革前，共产党讲“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讲“重在表现”。这看来还比较合情合理。
可是在实际上，既然党首先就根据你的出身对你作出最坏的估计，然后又根据这种估计去解释你的所有言行，正所谓疑人偷斧，越看越象；到头来还是歧视有理。如今有了对联，连“重在表现”四个字都染上了“修正主义”的嫌疑；歧视愈加显得理直气壮，我们要为自己申辩则愈加变得困难。最让人困恼的一点是，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无端地遭到粗暴的攻击，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反击对方的思想武器。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平等的观念，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我们没有不同于对方的单独的立场。这就使我们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
198、震荡与迷乱
在缺少单独的立场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抵抗来自他所认同的那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实在是太困难了。首先，被孤立的滋味就非常难受。仅仅几天之前，你还和同学们一道说说笑笑；转眼之间，人人都和你拉开了距离。有些人一见到你，不是视若无物，就是故意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即使在原先的好朋友中间，彼此的交往也变得十分生硬和尴尬。我试图打破孤立。在班上的讨论会中，我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积极发言。可是我的发言，不是无人理会，就是招致一番横眉怒目的批判。出身歧视和种族歧视或等级制度不同；在种族歧视或等级制度下，被歧视者或下等阶级的成员们，相互之间至少还可以保持正常的来往。然而，在出身歧视下，连许多黑五类同学们自己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彼此之间太接近。因为那会被别人指责为臭气相投、同流合污。黑五类同学当然更不可脱离集体，因为那等于是脱离革命。我们被集体所排斥，但我们又必须生活在这个排斥我们的集体之中。单纯的离群索居固然寂寞难耐，严密的集体生活固然压抑紧张，我们的痛苦却是两者的相加；因为我们被孤立于集体之中。
存在的孤立导致情感的焦虑。人是如此地渴望有所归属。我们当时所知道的唯一的归属就是归属于革命，而革命的唯一体现者就是眼前的这个集体、这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黑五类同学宁肯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的原因，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接纳，哪怕是在集体中充任一个可伶的角色也胜过被集体完全拒绝。换句话，当这些同学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时，他心里反而会好受一些，因为在这时，他好歹总算是被集体接纳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巨大的物理压力一样，它会使人疲劳、衰弱，以至于崩溃。你要否认外部世界的攻击，你就使自己的心灵处于与整个外部世界对峙的紧张状态。这是很累人的。时间一长你会支持不住。到头来你很可能会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地和外界对峙下去，还不如干脆屈从放弃来得轻松。我相信有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是在这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下才屈服的，有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K.我始终没有承认那幅对联，可是我不止一次地萌生过屈服的念头。
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会导致理智的迷乱。在封闭的环境下，在周围一片否定的舆论中，一个人越是努力地反省，他就越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诚如古人所言：“久观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强加给你的种种罪名，往往能起到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曾经有过这样的夜晚，我反侧难眠。我顺着别人的批评反省下去，疑心生暗鬼，越想越不安，我觉得我似乎真有几分“反动”，或者说是“问题严重”。在略为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开导自己：群众的批评其实是正确的，即便过火也是正确的，因为它能促我猛省，鞭策我痛下决心脱胎换骨。我不应该对群众的批评心怀抵触，而应该真诚的欢迎和感谢。哪怕是受了点委屈，那也是难免的，而且还是必要的、有益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有什么个人利益、包括所谓面子，是不能舍弃的呢？想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感动了。倘若在这时，有谁前来诱供，我恐怕是会屈从的。
和后来我受到的几次批判相比，这一次批判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因为这一次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它在我心中引起的震荡与混乱是最剧烈的。
199、多数与少数的陷阱
对联是支兴奋剂。绝大部分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为之欢欣鼓舞，有些人不赞同对黑五类同学辱骂打击，不过他们对于对联加在自己头上的那份特殊的荣耀似乎也并不拒绝。那些原先就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红五类同学，此时不消说更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言行举止，处处表现出一付重任在肩严肃无比的神态。我班一位红卫兵，过去在学业上不甚努力，课堂上常常打磕睡。班主任在评语中说他在课堂上“常处于半睡眠状态”。其他同学免不了拿这条评语向他取笑。这次在辩论会上，他郑重宣布：“我打磕睡是因为我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满！”此话当然未见得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不过那倒生动地说明这些同学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什么程度。非常有趣的是，一些红五类同学，有的是天性见腆，有的是一向缺少自信，往日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答问时总是低着头，声音小到别人都听不见，如今当上了红卫兵，却能够大大方方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我还遇见过几位初中同学，原先在班上是淘气鬼，或者是平庸得默默无闻。由于出身红五类，也都成了英姿飒爽的革命闯将，有的还成了红卫兵头头。那份自信，那份骄傲，那份当仁不让的气概，不由得你不刮目相看。记得在初中时我曾经纳闷，那些表现平平、一无所长的同学，干嘛还天天到学校来呢？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想出人头地呀！
看到广大红五类同学朝气蓬勃的新面貌，我不禁想，对联或阶级路线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它在压制和打击了少数黑五类同学积极性的同时，不是也有效地刺激和调动起多数红五类同学的积极性了吗？过去，我们青少年学生统统被称为新中国的主人。正因为大家都是主人，所以没有谁格外觉得自己是主人。现在有了“混蛋”作衬托，红五类尤其意识到自己是“好汉”，所以做起事来分外带劲。那时候人们讲话写文章，常常引用两句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为被损害的少数。我当然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然而，面对着多数的得意洋洋，我既感到自己软弱无助，同时又感到自己在道义上似乎也有几分理亏。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多数简直是个神圣的概念。多数不仅意味着力量，而且还意味着真理，意味着道义。少数人无辜受压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如果它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是否就合理、就正确了呢？我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可是我又很难拒绝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不已。
以多数的名义压迫少数。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理论基础。按照共产党的哲学，什么社会公正，什么权利平等，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压迫和专政也不可避免，问题只在于谁压迫谁、谁专谁的政。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多数压迫少数，多数专少数的政，因此它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许多人才会对形形色色的政治迫害表示支持赞同，或者是不以为非。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一讲到人权，共产党领导人就振振有辞地反问，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撇开其中对人权概念的肆意曲解不提，那分明是表示，只要被迫害者是少数，那么迫害就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既然现在的共产党政权使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因而对它对于少数异议份子的迫害便无关宏旨，未可厚非。有人进而指出，自由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并非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当务之急；因此少数知识分子若执意地全力推进自由民主便是违背了多数人的意愿，从而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多数”“少数”真是一个陷阱，它使得多少罪恶理直气壮的发生，并培养出一种精致的自鸣得意的冷酷无情。
200、边缘者的幸运
我先前讲过，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我在思考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总是力图排除个人遭遇的特殊因素，力图站在一种更全面、更普遍的立场（见第22节）。这就是说，我对某一问题的思考，通常并不受限于我的特殊境遇。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特殊境遇，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对问题的选择。举例说，如果我不是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也许我就不会对出身歧视问题进行如此深入的思考。第一次读到《出身论》，我就猜想作者大概也是个黑五类。这并不是因为《出身论》对黑五类青年特别有利。《出身论》观点的严谨周详，时至今日，连当年提倡对联最力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服。我作此推论的根据主要是，只有那些深受出身歧视之苦的人，才最可能写出这样透辟的文章。
由于个人的特殊境遇，从很早起，我就对我身处其间的社会萌生了一种游离感或曰边缘意识（见第88节）。随后，这种感觉几乎是与日俱增。文化革命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台”，好象应了那句西方谚语“每只狗有它的好日子”。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纵然是在形势于我辈最有利的时刻，在自己心情相对而言最舒畅的时刻，我也不曾有过那种如鱼得水的自在感和水乳交融的一体感。我很难把自己完全彻底地摆在“多数”、摆在“主流”之中。并非我天性孤僻，或是天生反骨，或是生来爱标新立异。平心而论，我以为我是个很随和的人。我从小循规蹈矩，现在也变化不大。我固然不乏表现欲，但在如何表现的问题上，我总是宁取正道而不愿意杀偏锋──这多少可以从我写文章的风格得到印证。仅仅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受歧视受排斥的遭遇，才使我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游离感。基于长期的边缘地位和被孤立的少数状态，我或许比别人更容易地挣脱前述那个“多数”“少数”的陷阱。换句话，我不得不比别人对社会中少数者的命运，单独的个人的命运寄予更多的同情与思考。当某些人心安理得地为多数压迫少数的现象作辩护，为少数者被排斥、被遗弃的现象作辩护时，显然，他们是把自己摆在了多数的一边，或者是选择了多数；而我却不能不替少数者着想，哪怕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关切少数者不等于关切弱者。因为少数者不一定都是弱者。有些少数者在意志上和能力上反而较强。一味地关切弱者往往导致社会主义，导致父道式的专制主义。关切少数者，依我之见，则更易于导致自由主义。少数的极点是一。关切少数意味着关切个人，关切个人意味着关切每一个个人，从而也就意味着关切全体。所以，个人主义并不否定集体主义，既然完整无缺的集体就是包括每一个个人。然而集体主义却常常要否定个人主义，因为所谓集体主义，实际上往往是指多数主义。
在出身歧视下，我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和挫折，但我从不曾为自己的出身而产生过抱怨。在辩论会后那段难堪的日子里，我曾经幻想过出现奇迹：突然，有关方面提出新的材料，证明我的父亲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军人（我们家不是原来还当过“光荣军属”吗），那该多好。这样，我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大家的信赖，我就能更有力地为所有受歧视的同学大声疾呼，一如马克吐温小说中变成王子的贫儿。我并不想在保留歧视的前提下改变个人的遭遇，我要改变的是歧视本身。
事后回顾起来，我有时会想，长期受歧视的境遇是否于我竟是一桩幸事？因为它很可能对我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强大的诱因。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比方说，那几个协助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北京四中的同学就不是什么黑五类。可见，一种思想的产生并不一定总是和某种特殊的个人境遇有关系。诱因不是原因。我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经验和思想轨迹而已。
（略）
206、一张批判“对联”的大字报
十月中旬的一天，十九中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批判“对联”的大字报。作者是两位高三（三）班的同学。一位叫王诗臣，中间家庭出身，早在初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另一位叫姚利华，父亲是个老工人，但在“解放”前曾经和其它一些工人一道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由于家庭出身不够纯，两人都没能当上红卫兵。和大多数非纯种红五类的同学一样，王诗臣、姚利华也因“对联”的横行而深感压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读到了一篇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谭力夫讲话的传单，大受鼓舞，于是写下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重申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批评“对联”的观点不利于团结广大革命师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
这张大字报立刻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关注。很多老师在私下向作者表示支持和敬佩。同学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大字报的观点，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过在当时，敢于挺身而出，正面批评“对联”者仍然为数不多。有些同学在班上和拥护“对联”的一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是我没有见到校园内再有第二张批评“对联”的大字报出现。校文革、校红卫兵向大字报的作者及支持者施加压力。我班那位新支书找到姚利华，大概是看在对方好歹还算是红五类，还算是阶级兄弟的份上，半是劝告，半是威胁地对他说：“你立场站错了！”
今天的读者，恐怕已经很难理解“立场”二字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巨大份量。我们一直被教导说要“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关键是要看它对谁有利。“对联”粗鲁地侮辱所谓“黑五类”同学，这对一般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对联”的主张和“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相一致，那也是无需深奥的思考便可察觉的；再者，中央首长都不曾表态支持“对联”，还建议对“对联”进行修改。照此说来，拒绝“对联”、批评“对联”，似乎不该是一件费踌躇和冒风险的事。然而，由于“对联”热烈维护红五类并且得到大多数红五类的热烈拥护，反对“对联”岂不等于和红五类作对？如果你自己是红五类，那是否意味着你背叛了红五类的立场？在红五类、黑五类界线分明的情势下，替黑五类说话，批评红五类，会不会是犯了立场性错误？这么一想，人们就困惑了，犹豫了。一旦人们无法为自己确定一个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就会为自己选择一个保险的立场，也就是顺从权势和潮流的立场，或者是消极观望。
207、表面上，十九中一切如故
王诗臣、姚利华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过，倘若和我在一个月前辩论会上被极度孤立的境遇相比，他们的状况毕竟要好一些。至少，他们得到了少数同学的公开支持和不少师生私下表示的敬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人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与我不同。他们尽管还不是红卫兵，但在众人心目中仍无可争辩地是革命学生，是革命小将。这就使得许多人在表示支持时免去一层顾虑。我却是校文革和校红卫兵选定的黑五类典型，我首先还需要为自己辩诬，证明自己并非“混蛋”并非“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能被别人接纳已属不易，如何还能指望得到别人的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赢得众人的支持，不仅取决于你的主张，而且还取决于你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说什么，而且还取决于谁在说。
读到这张大字报，我心中颇为感动；但也不是毫无保留。早在文革前，我就对“重在表现”政策有所不满。我觉得那中间依然含有歧视的意味。只是在如今，在“混蛋”、“狗崽子”的辱骂声充斥于耳的环境下，听到有人再度讲起“重在表现”，那又是另一种感受。我原来和王、姚二人均无交往。通过这张大字报，我对他们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不过，我疑心我们之间还是有距离。
由这张大字报引起的风波很快过去了。从表面上看，十九中一切如故。校红卫兵依然占据优势，“对联”的观点依然占据优势。尽管在许多同学中，怀疑的情绪，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在蔓延，但人们普遍地缺乏信心。一般人很难想象，在围绕“对联”而进行的争辩中，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头来竟会被宣判为谬误的一方。
当然，那些天之骄子的红卫兵自己更没有想到这一点。
208、“宣布对联的死刑”
“对联”的发源地是中学，为祸最烈最广者也是中学。然而有趣的是，对“对联”的首次正面进攻却肇始于大学。从九月中旬起，北京高校造反派发起了对谭力夫讲话的批判。
不错，在“对联”问世之初的七、八月间，北京的红卫兵即围绕“对联”展开过争论。不过在那次争论中，反方的人数很少，更重要的是，反方的观点不具有进攻性。持不同意见的一派人无非是说“对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仍然是把红五类得天独厚、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这当然不可能对那些骄狂不可一世的革命战友们构成任何有效的约束。基于同样的道理，红卫兵也不会把陈伯达、江青的劝告放在心上。
可是到了九月份，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谭力夫讲话，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到“对联”的问题，整个态势便不大相同了。
谭力夫讲话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为工作组辩护，为受冲击的老干部辩护；另一部分是宣扬“对联”。在很大程度上，后一部分内容是为前一部分内容服务的。在谭力夫看来，工作组犯错误不过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造反派揪住工作组的问题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按照共产党利用家庭出身整治异议者的惯例，谭力夫接过并发挥了“对联”的观点，攻击对方成份不纯，是借机反党。造反派则针锋相对，指责谭力夫讲话是压制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对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的深入批判。本来，北京高校两派之争的焦点是工作组问题。由于保工作组一派力图借用“对联”的观点来打击对手，于是造反派方面也就起来批判“对联”。事实上，在最初几篇批判谭力夫讲话的文章中，造反派对“对联”的批判还是很间接的和很不坚决的，但是因为他们把“对联”问题和工作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得批判“对联”或多或少成为批判工作组错误和批判保护工作组论调的一个方面，从而也就使得这种批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攻性。
到了十月，中央正式号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是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继而是外地高校的造反派，迅速摆脱了少数派的地位而一举成为运动的主力。原先的校文革和校红卫兵，此刻被对手们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而饱受攻击。由于“对联”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们基本上都属于这类所谓保守组织，伴随着这些组织的声望和实力的急剧下降，连带着使“对联”的观点也失去了大部分市场。尤其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倡导“对联”最力的干部子弟，许多人因为父母被揪出、被批斗而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红五类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看，反正别人是不再敬畏他们了。被“对联”排挤压抑的那部分学生渐渐恢复了自信。要求批判“对联”的呼声也越加高涨。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陆续发表讲话，严厉批判“对联”。江青说，“对联”是片面的、错误的、反动的。在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一个题为《两个月运动总结》的报告，其中有一段专门提到“对联”。陈伯达说：“对联”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毛泽东指示“大量印行”陈伯达的讲话，“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北京的学生照例最早获知上述信息。在许多中学，一些原先不赞成“对联”的同学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此时已然大名鼎鼎的首都三司一道，四处张贴中央首长批判“对联”的讲话和发表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毫不奇怪，在这一活动中，中学生表现出比大学生更多的热情。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中央文革若干成员出席了大会。大会的重点是批判血统论。大会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宣布反动‘对联’的死刑。”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