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读书虽然不求甚解，但他也没很少把时间用于其他活动。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的夜谈在他眼里很是无聊；户外活动，一些激烈的运动，他也没什么兴趣……惟一参加的一次体育运动，还是同学们把他拉去当守门员，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后面，看着前面的队友抢球、带球、传球，跟他无关。他当了守门员后更对足球没兴趣了。
大学毕业，小王像一块石头被社会冲刷来去，却也没有被磨圆成足球任人踢个来去。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打杂，搬运，管理……仍回到了文字的队伍，这经历让他自信也让他觉出事业职业之外的命运。他跟很多人一样，对九十年代下海的文人们不屑一顾，他们的理由：先下海挣钱，再上岸做学问搞创作，在小王等人看来，实在可笑。小王看见很多下海的人一身铜臭再也回不到精神世界了，他们自称商儒或儒商，实在糟蹋了儒或商。个别改不了舞文弄墨毛病的商人，自己做企业文化，让手下人编一本企业内刊，自己做主编，或做了企业内的大作家，自己的文章满企业内飞……那种情形也相当可笑。
在小王看来，精神自觉或知识结构在人群中的分布如此不均衡，是专制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文人下海、商人弄文等等现象，表明表面改革的社会仍由通吃性知识主宰着，而不是由对抗性知识竞相创造着，也不是由非对抗性知识相辅相成着。文明史虽然多次证明，通吃性知识确实可以积累财富；但共同体要能够可持续发展，财富的获取创造应该是由对抗性知识和非对抗性知识来主导的。小王想到改革，因此认定所谓威权专制一说远不足以解答我们的社会。
这样的思索浪费了小王的很多时光，以至于思索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很少有什么体育运动，他有几年跟专家们交往，有几年跟学者们交往。他越来越厌倦清谈，他认定知识人的清谈中知识含量不高不说，更缺乏精神意识。免费的网络已经摆放了规模巨大的知识总量，一个知识人还有什么必要以知识拥有者自炫炫人呢？虽然他随后也懊悔自己对知识人的偏见，但他仍痛惜知识人在对当代社会的思考领域缺席了、下岗了。他甚至心痛地发现，改革社会使得同胞们的面相发生了变异，一种人种的变异。社会转型的结果，就是十数亿的子民并没有成为各自独立的创造性个体，而是日益归属于几大类别，各自享有阶层种类的面相。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在小王那里，这些流氓人种，缘于对外在的势利募仿。神态、手势、言论等等，都是如此，最关键的，是流氓人种无知于人的边界。小王观察到，人们在社会上的笑都是不一样的，有等级的，有种类之别的。政客、学者、老板们的笑都可笑地有着讲究，小王想，他们真正的笑在哪里呢，难道真像有人说的，他们除了这种有讲究的笑，就只剩下“密室里的调笑”。
有一年，小王到罗马，巧遇梵蒂冈的一个主教，主教说他到过浦东，感觉跟纽约没有太大区别。小王听了很难受。他对势利而自以为得意的摹仿无可奈何。
在罗马的时候，小王跟那边的一杂志编辑交流，后者同时是意总理的国策顾问，两人聊历史，聊全球化都挺开心。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编辑问小王，喜欢音乐吗，小王说不懂，喜欢足球吗，小王说不看……编辑就怪怪地看着小王，小王很难受，他说他喜欢一个人的生活，编辑无言，但最后说一句，人还是要合群的。饭后，编辑带着儿子去看足球赛，留下小王一人呆在家，那是小王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编辑兴高采烈地跟小王打招呼，说是明白了小王如此生活的原因，“东方式的专制”。原来，他的朋友，意国的总理也跑到赛场看球了。这让他突然想到，东方从古到今，一直没有统治者跟平民同乐的习惯。这让小王哭笑不得，是的，古罗马的斗兽场的看台是圆形的，是贵族和平民都可以享用的。东方没有这样的习惯，但这种生活方式真跟人的个性发展有必然的关系吗？
不管怎么说，小王回国后开始学习“积极地”生活。最近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王想，温总理都表示看了，看看也无妨。他认真地看了几场球，但仍不明白看台上观众们的狂热。那种身体的力度、灵活性，以及运动的美，在小王看来，与精神世界的思想密度相比，并不必然有什么优越啊。
小王喜欢看进球和进球后的场面，他想到，球赛可能是人类通过对抗性知识收获的最美妙的财富之一，当然会有腐败，有足球政治，但足球运动却是牢牢地建基于平等竞争之上。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这种对抗。因为小王听说，国人带球什么的还可以，但一遇到对手横在面前，就软了。小王看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绕场狂跑的姿态，觉得人性狂喜的神态是一样的，他喜欢老运动员进球后面部神经肌肉扭曲般的笑，也喜欢新运动员第一次进球后羞涩的笑。人类的笑是一样的，但他想到这一句诗时，突然难受起来了。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