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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