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常被中国的读书人引为人生之至乐，其实这有何乐可言？一个自由之社会，何来禁书一说，即令有禁书，又何用闭门来读呢？自由学习任何知识，了解大千世界诸种思想，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只是吾国历来文网甚密，能在森然的肃杀氛围里，读到世上之禁书，能看到他不易得见的书籍，呼吸一点叛逆与自由的空气，也是困于铁幕之下的苦中作乐。苦中作乐固然不易，但把苦中作乐当作一种常态而持续赞美，恐怕难逃受虐狂之讥。
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抗战刚过，温和的叶圣陶先生与成渝两地的文化界人士，由他起草了一篇抵抗国民党图书审查制度的宣言，叫《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如此响当当的宣言，不仅是不要图书审查制度，而且是“永远不要”，在彼时虽不要何等的大勇，却需要一种与破坏出版自由的官方不合作的决绝。几年过后，国祚鼎革，叶先生也因在文化出版、语文教育、文学创作诸方面的声誉与贡献，当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不知温和、低调，且一生很少受人非议，令人敬重的叶先生，是否还想得起几年前，自己曾经起草过的《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四九年后的中国禁书史至今没有做较为详实之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一个缺陷。四九年后的出版奇观中，除了直接禁书以外，还有一种“内部发行”。这“内部发行”是典型的思想及言论控制，同时展示了等级制度的森严。不要说我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到的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一般人看不到，就是一般的内部读物，也不是寻常人可以读到的。文革前及文革期间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读物，一般说来，都要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才能读到。朱学勤先生要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还是千方百计去搞了一张“省军级介绍信”才惴惴不安地读到的，现在想来真是何其荒唐！当然到八十年代以降，很多以前难觅的“皮书”，已经流落地摊而被我这样的旧书爱好者，给搜回家中拿来闲时阅读了。
对于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物，也不是一点研究与回忆文章都没有，但与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之数量相比，其研究可谓才刚刚开始。对内部出版物零星记载的有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其间就有几位当事人回忆读“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的记录。最近花城出版社更是出了一种沈展云先生专谈内部读物的书《灰皮书，黄皮书》，罗列了一些的史料，但主要限于政治类读物，从中分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系列残酷的历史，读来依旧背脊发凉。但显然不论是沈先生还是更多的当事人，都没很好地利用已出的资料，做进一步的伸说，其实这里面大有可说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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