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麻疯病菌与鲜花之辨——浅论对《调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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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颇有些文艺评论家,习惯于以生造的“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像最高法院宣布终审判决似的裁定作品的属性和命运。这种简捷便当的作法一度成为通例,其效能,在多数情况下,大抵与刽子手开动断头机差不多。

如今,思想解放的闸门既经打开,此风自然衰颓。“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毕竟不大有人用,而且不大有人信了。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然而过分乐观,则未免太天真。接连两年“春寒”,教训其可忘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虽已不灵,其阴魂却犹未散尽。有的评论家别出心裁,竟然妙语惊人地又造出了一个“非鲜花即麻疯病菌”的新公式,用以打杀作品。

于晴同志就是这样干的。他在《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北京文艺》一九八O年第三期)一文中,不仅言过其实地夸大了当前文艺界的不良倾向,煞有介事地横加指责,而且一口气批判和否定了近年新出现的至少七个作品。特别在谈到中篇小说《调动》时,于晴同志颇为愤慨,竟说什么它“已经沦入‘黑幕小说’一流”,是“拿麻疯病菌当作鲜花来供养”的“对文学的嘲弄”。

于晴同志的其他观点姑且不论,此处仅就他对《调动》所作的这一判断谈谈我的看法。另外有些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批了《调动》,对此,我也顺带谈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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