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研究
◎周冰心
二十世纪早已落幕，对于世界文学来说，“流亡”绝对是一个描述那个世纪文学最痛心的关键词，东西方许多作家都曾生活在这个令人惆怅的词语里，他（她）们身后逶迤而下的作品留下了这种伤感烙印。今天回顾一下，在整个20世纪里，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四波流亡作家浪潮：俄国（1917年前后）、德国（二战前后）、苏联及东欧（时间跨度为1945年—1991年苏联及东欧解体近半个世纪）、中国（主体时间为1989年前后）。一波比一波惨痛，其中以俄罗斯民族作家、诗人对流亡有最为深刻的体认。当第一波流亡浪潮到第三波流亡浪潮袭来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自由主义的欧洲、美国，到处都有苏联流亡知识分子的身影，两次流亡潮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绝后的队伍。他们都被国家放逐着，内在与外化的流亡。几百年间，俄罗期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蒲宁，一直到后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在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每一块土地上，到处都有流亡者跋涉出境绵绵不绝的足迹。地处东西方地缘临界点上的俄罗斯，更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它促使种种现象时时回流，流亡就是回流的现象。一代又一代的流亡者秉承着流放、流亡的血统，歌天吟地的四处漂泊，只为了对俄罗斯传统信仰和人类普适信念的坚持。大规模的流亡成为一种悖论性现象，二十世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度同时也有着最强大的反极权信仰民主传统。
在世界第四波流亡浪潮1989年垂青中国时，40年前的零零星星流亡已经开始，那是在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因为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新政权普遍心生恐惧而流亡海外，或者选择随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随安台湾，历史上中国经常上演王朝动荡时仕大夫、谋士抉择、追随主子的故事，往往以从一而终的居多，南宋崩溃前，文天祥即是安节守义的代表，值得被万世景仰。
现代社会再也不会有从一而终的土壤，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厌恶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选择留下来观察新政府的能力，逃亡的多是一些官僚子弟，还有原本在海外留学的人，此时国已不国、无所归依，只得选择流亡，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画家赵无极、程抱一、朱德群、胡适等都是那群人里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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