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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1970年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1966年8月28日,在文革“破四旧”的浪潮中,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红卫兵及“革命群众”挂牌“人民公园”。照片上,站在第二幅毛泽东画像下面的那位戴眼镜、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男子,正是拉萨中学的语文老师、拉萨红卫兵的组建者、拉萨造反派“造总”司令陶长松。(图片来自《杀劫》,摄影者泽仁多吉)。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唯:那么,你怎么看军管会的工作?

陶:军管会是67年5月份成立的。是一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它成立的初衷当然是贯彻中央的指示,把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但军队不是真空啊,我们一直讲这个问题,它受到地方上的影响,所以一段时间里面它是有偏向的。表面上,军队一开始是支持“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后来为什么变化呢?就因为“造总”响应中央的号召,把矛头首先指向主要领导,所以像张国华、周仁山(时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这些人首当其冲。因为主要是要搞张国华,整他的材料,这下军队就不答应了,说我们司令员你们都要怀疑,都想打倒,那不行。从“造总”来讲,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策略上我们也不行,所以军队就对我们反感了,表面上还是说支持“造总”,实际上是支持“大联指”的,因此后来一系列事情上,军队都跟“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直接冲突,也就随之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基本上每一件事情军队都有参与,而且作用很大。

比如说武斗。这个武斗虽然说是江青在煽风点火,实际上跟军队也有关系,因为武斗起先用石头、用“乌多”(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是西藏的一种放牧用具)、用钢钎、用刀矛,后来发展到用武器。而这个武器是谁给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词,叫做“明抢暗送”。当然这“明抢”不是指我们,我们去明抢是不行的,指的是“大联指”去“抢”,实际上是送给他们。所以首先用枪的是他们。是68年元月份,就正式开始用枪了。我们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控制的有几个工厂,多的是工人,就用钢管自己造枪,没有来复线,打不准,但可以打小口径子弹,用这种自制的枪来自卫。而且我们里面复员军人比较多,就用三联式的爆破法,也就是小炸药包爆炸以后推动大炸药包,大炸药包到达目标以后再爆炸,威力很大,当时他们还很害怕我们这个东西。总之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本来制止武斗应该是军管会很重大的责任,但他却制服不了,反而武斗不断升级,其实这跟他们管理不力有很大关系。本来你发现有枪应该赶快收缴,可他收缴不了,所以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在短短的时间里,拉萨就死了大概一百二十多人,我们是七十多人,“大联指”五十多人,当然这是一种公开的说法,事实上肯定不止这个数。受伤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军管会他们是有偏向的。

有个叫朱秀山的,原来是警卫营的营长,后来是53师的副师长,那个人就派性十足得很,做过“明抢暗送”的事情。所以68年8月10日,我们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我们的错误时,我就说其中一条错误是我们也抢了枪,当时中央领导人问抢了多少,我说抢了一百多支,中央领导,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就说抢得太少了。当时周总理也在场。我说我们也抢了,没办法,也抢了。不过现在这个情况也很难讲。曾经军管会对我说过,说我们下面的人在扎木(藏东波密县驻地,在行政区划上曾隶属昌都地区,1983年划归林芝地区)抢了很多枪,我说不知道啊,军管会又说,你要赶快给他们下命令,这些枪决不能流落到农牧区去。我说那行,马上我们就可以发电报,枪要严格控制,决不能弄到农牧区去。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军管会说了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个情况。扎木那里有个军械库,可能是被我们的人给抢了。枪当然不能流落到农牧区,流落到农牧区就不好控制了,因为西藏地广人稀,那真的是很难办。所以我们一方面发电报给扎木分部,首先必须把枪严格控制起来,随后派人去扎木贯彻这一意图,枪决不能流落到农牧区,另外我们也顺便从那里带了一部分枪支回来,来加强拉萨的保卫力量。但是比较起来,我们的武器还是很原始,远远不如“大联指”,但我们的武器尽管原始,打起来的话,我们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后来他们吃亏,所以就发生了“六·七事件”,军队直接向我们进攻。

唯:是“六·七大昭寺事件”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陶:它(军队)就说是要接管嘛。大昭寺不是有我们的广播站嘛。可你要接管怎么能够接管一个群众组织的广播站?那不是开玩笑嘛。它(军队)是故意挑衅的。

唯:但这本书(找出《雪域境外流亡记》给他看)上说,当时先是“大联指”和“造总”在“尧西公馆”内(陶插话:就是第二招待所,就是我们总部,过去是达赖亲属的住处)发生武斗,然后“造总”跑到大昭寺躲避,“大联指”就追过去,结果就发生了“六·七事件”。

陶:这是瞎说的,不是这个情况。他们是直接去攻大昭寺的。当然他们说是要接管,后来却说枪走火了,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可是,枪走火怎么可能打死那么多人?那不是开玩笑嘛。所以原来军区写了一个检查,但我们通不过,你这是编造。后来才搞了一个像样子的,当然是曾雍雅他们起了作用,做了调查,结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导致的必然恶果。这个检查我们勉勉强强地通过了,但有一点遗憾,因为它(军队)把这个事件的代表人物说成是阴法唐,结果把阴法唐给抛出来了。阴法唐当时是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吗?但这个问题商谈的结果,我们也做了让步。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只有任荣(文革中后期任西藏军区政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才有资格。

唯:也是他下令开枪的?

陶:那只能是这样。所以阴法唐就变成牺牲品了,不久就下台了,把他弄走了,到军马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在北京学习,当天从拉萨的电话中得知这个(军队进攻大昭寺的)情况,赶紧再三叮嘱我们的人不得向解放军还击,我说只要一向解放军开枪性质就会变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得还击。

唯:《雪域境外流亡记》里面还说,大昭寺里的造反派喊的口号和唱的歌都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是这样吗?

陶:这根本不可能。当时达赖搞得很臭的,那批判、控诉多得很,晓得吧?他一点儿影响也没有,谁也不敢提要跟达赖的。所以那书里写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那些都是年轻人(指“六·七大昭寺事件”的死者),最小的才17岁,20多岁的占多数,你说他们对达赖能有什么印象?所以这一段是乱编的。毕竟给作者提供情况的好多都不是当事人,他们跑到国外去了,把道听途说的介绍一下,那作者也就信以为真,并且感情色彩非常浓厚,这就不好,写书应该尽量客观嘛。但这个东西你要客观其实也很困难。比如“极左”思潮在西藏的表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应该认真地加以反思。尤其是领导层的“极左”思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如何探讨呢?大家必须用毛主席的那个指示,多做自我批评,自己做错了就做错了,自己承认,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但现在不行,现在看不到,看不到这种精神。

唯:这是因为现在西藏的当权者都与当年有关,很多事情都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吗?

陶:就是!所以像69年的事情,任荣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的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八十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1959年在拉萨等地发生的藏人反抗运动,因被镇压,故称“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1969年又在西藏发生暴力事件,被认为是“再叛”,同样被解放军镇压,认为是“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经过法院判决,被枪毙的人为二百九十五人,这不包括解放军在“剿匪”时追杀往山上逃亡的藏人,不管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当时只要往山上跑,就被当作“叛匪”追杀,有时候还用机枪成片扫射。后来,给这二百九十五人两百元,后来又给了八百元,算是平反了。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八百元“安慰费”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其实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地说,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根据其中一个集训的数字,比如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四千多人。

唯:集训是什么意思?

陶: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这是一个词,实际上就是审查你跟“叛乱”有什么关系。

唯:涉及了那么多人?

陶:光是南木林县和谢通门县就4693人,另外安多县是八百多人。后来也没审查出什么问题,基本上大都释放了。当然我们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从十几个县“再叛”,一直扩大到五十二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的那几百个人(指的是1959年逃往尼泊尔的康巴游击队),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到中国来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后来在审查我的时候,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说我是69年“再叛”的总指挥,结果我在监狱里还受到59年被关押的“叛乱分子”的优待,居然跟他们还成了朋友。

实际上西藏很多问题都跟“极左”思潮有关,现在也一样。这需要认真地认识。把什么事情都往达赖集团身上推也是不对的。像一有什么爆炸就说成是达赖集团指使的,有的一调查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前两年纪念碑被炸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干的,据说是一个老兵。所以说,那种动辄扩大敌情的做法是要不得的。而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

唯:你认为69年的“尼木事件”实质是什么呢?

陶:那就是派性嘛,派性武斗。但是先说是“再叛”,胡耀邦(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来西藏时改为“反革命暴乱”。最近,阿沛开始对此说话,据说在他的传记中有所反映。如今的区党委有可能重新再提此事,将此定为“反革命骚乱”。当然也可能就不提了。

唯:那么,之所以定为“再叛”,就是因为当时打死的有解放军,是不是?

陶:对,“尼木事件”杀死的有十几个解放军。

唯:《西藏党史大事记》上说是杀死了二十多个解放军。

陶:这里面可能包括的有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和“造反公社”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因此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曾经把前面的事件,也就是把“六·七事件”拿来对照,看看你军队到底有没有派性。你在大昭寺随随便便打死十个人,另外在财经大院和原来的“造总”总部之间还打死两个人,总共十二个人,也就是今天“烈士陵园”那个“园中园”里面的人。你占大昭寺的一个广播站干什么?你占领就占领嘛,管制就管制嘛,为什么开枪呢?所以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你军队的派性有多严重。我是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时这么说的。当然我们现在说军队多了不太好,会影响我长城(指解放军,源于毛泽东的比喻)的形象,甚至于弄得不好还毁我长城。其实后来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他是68年11月14日作的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做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是国家兴旺的表现。”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这不是很清楚吗?

唯:这个批示是专门针对“六·七大昭寺事件”?

陶:就是专门为这个事件作的批示。林彪也在四天以后,11月18日作了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这对我们军队是极大的关怀,极大的爱护。”这不就说明军队干了坏事嘛。所以我这么联系起来,69年的“尼木事件”,军队可能也许有很多错误的作法,不恰当的作法,引起群众愤怒,也不排除被坏分子利用,就把他们干掉了,当然死的很惨,用石头砸死的。所以像这些事件,我们要根据历史全面地分析,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但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每次的会上辩论倒是不多,因为原来的材料就是这么写的,但只要叫我去参加,我就根据当时情况这么说。

唯:那么,这些开枪,是不是经过了中央的同意?

陶:不全是。有的也是自作主张,像“六·七事件”中央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后来编造谎言,说是枪走火。这怎么可能嘛?!打死那么多人。所以这些问题很复杂,你要弄清真相也很困难,各说各的。像69年“平叛”的问题是中央的指示,但是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啊,究竟是“四人帮”的指示?还是林彪反革命的指示?还是毛主席的指示?这些都说不清楚。又比如后来讲文革当中“四人帮”给西藏的指示,区党委上报说有八件,实际上是九件,我就说这个数字统计错了,而且我说这九件都能说是“四人帮”的指示吗?那简直胡闹了,都是经过毛主席圈阅,都有周总理的签字,怎么都能说成是“四人帮”干的呢?这都是很不客观的。所以像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像这些问题你真的要研究,必须要把那些档案、文件以及我们上报的报告全部拿出来研究,这么做,恐怕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唯: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呀。

陶:现在不可能,晓得吧?

唯:听说因“叛乱”扩大化被冤枉整死的人,其中有拉萨中学的学生,是一对恋人,死得特别惨。

陶:像这个情况,这男的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原来是高66(1966年高中毕业)的,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叫华小青。我得知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正好在日喀则,是69年为促进日喀则地区成立革委会,任荣、我、刘绍民(“大联指”总指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当时日喀则军分区政委赵斌对我讲,拉中学生想外逃被抓住了。这还不是说“叛乱分子”,而是“叛国分子”。当时这个“叛国”是很大的罪名。他们怎么被抓住的?是被道班工人给发现的,通知边防军就被抓起来了。后来他们被枪毙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大概是70年的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枪毙这个男的呢?死不交代,一言不发,可能等了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当时给他讲了,你不发言的话,后果你自负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他就是不说话。其实他讲一讲,这个地方我呆不住了,老是挨斗,日子很不好过,我的亲戚在国外,我想出去。这么讲一讲,不一定判死刑的。这个女的呢,她舅舅给她送过一个纸条,就问为什么你舅舅给你一个纸条你不交代?可能她舅舅交代了,她不知道,所以她当时很紧张。为此晚上还说过要看守严一点,说这个女孩思想压力很大,结果还是当晚自杀了。这些情况是因为当时的审判员我比较熟悉,顺便问过,他把那女孩是怎么自杀的都告诉我了。用床单撕成布条子,套在脖子上,还不是上吊,上吊的那东西不一定拉得住人,一头拴在铁栏杆上,用劲一拉,就断气了。这男的被枪毙那天我参加了公审大会,当时军区的一个副参谋长好像是总指挥,对我说,陶副主任,跟我一起到刑场上去看一看吧。我说行啊,一块去就一块去。但那男的实际上在汽车上恐怕就被勒死了。可能他不服气,在汽车上要喊叫,结果就被勒死了,从车上拖下来的时候他走路都不行了,实际上已经死了,但还是在东郊那个地方的刑场上给枪毙了。像这些事情,唉……

唯:看来军管会有很多错误。

陶:主要是因为军管会有偏向,但说句老实话,军管会也是在不断地调整。如果是曾雍雅掌权了,就会调整一下,尽量做得公正一点儿。但是任荣负责的时候那就不行,那种偏向很明显。因为这些情况,后来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们一直主张曾雍雅当革委会的主任。而曾雍雅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说不上,原来围攻报社的时候他还是总指挥。

唯:你前面说起过?

陶:是的。当时曾雍雅是“大联指”观点。因为整个军区都是这个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军区党委的决定。但后来我们看到他还比较公正,所以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一直主张让曾雍雅当革委会主任。早在68年8月10日,中央领导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意见。但是现在任荣在他的书里说,当时推荐的是张国华,还推荐了陈明义,这些我看都是没有根据的。好像没有他,实际上他是最想当的。张国华怎么可能呢?张国华在67年5月份就决定调到成都,实际上是成都军区的第一把手,也是四川省的第一把手,而陈明义当时排的名次是副司令员,可能也不合适担任这个职务的。任荣他是这么说的,当时究竟内幕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很明显,任荣他是想当一把手的。

唯:当时开会时他也在场?

陶:他在场。都在场。反正几方面的主要人物都在北京。当时要向中央汇报西藏的文革情况,“造总”这边是我汇报,其实系统汇报的就我一个,军队也说不出啥,他们也插不上嘴,因为是他们制造的“六·七事件”嘛。而“大联指”也没什么系统汇报的,因为他们说不清楚。我汇报了大概四十五分钟,够长的啦。这之前我都打听过,汇报的时间大概可以多长,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实际上我前前后后汇报了四十五分钟,当然中央领导要问,要插话。周总理也在,他也问了,还有其他中央领导都说话了,江青和陈伯达问的最多。许多问题当时都是在当面交锋。所以任荣的那种说法也许是私下的,在会上他并没有表明他的态度。

唯:对你的意见他们没有反驳吗?

陶:他们怎么反驳?中央领导在场,他们敢反驳吗?当然中央对西藏的情况也掌握得比较清楚,通过新华社记者、工作组、解放军军报记者等等,中央的渠道也多得很。军区以及军管会可能也大量地向中央汇报过。反正各方面情况中央都要研究和综合,是不是也就觉察到陶长松的汇报大体属实,所以我们提的意见中央也就采纳了。任荣肯定感到莫名其妙,曾雍雅怎么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其实在会上我们就说了,我们认为曾雍雅还是比较客观的,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能够正确对待干部,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有这么三条就不错了。但是任荣后来在他书里写了,他“临危受难”,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制造的,我很清楚,他千方百计要把曾雍雅搞掉,给曾雍雅制造障碍。他表面上做得很好,表态表得不错,一定要当好曾司令的助手,实际上在拆台。革委会成立以后也是到处攻击曾雍雅,以致革委会的好多会议都是议而不决,没有用,很难形成决议,这里面跟任荣在后面支使有关系。其实他们都是林彪的部下,都是四野(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他们调到西藏的时间差不多,曾雍雅是63年调来的,任荣是64年调来的,曾雍雅是副司令,任荣是副政委,因为军队是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的系统,所以曾雍雅的位置在任荣之前。也许他们过去关系还可以,可是就因为在文革当中各自观点的分歧变得势不两立,所以任荣千方百计地要把曾雍雅排挤走。

唯:任荣最后还是成功了?

陶:成功了。曾雍雅最后是不辞而别。

唯:就因为69年的那些事情吗?

陶:这个可能有很大关系。主要是任荣跟他过不去。所以后来曾雍雅对我说,我不走不行啊。因为就在他走的第二天,军队要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那肯定会给他出很多难题,最关键的一个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肯定要落到他的头上,所以他非常害怕,就突然跑了。那是1970年12月17日。

唯:你的记忆力真好。

陶:不。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日子,后来一直点啊,经常说曾司令跟我们不告而辞,突然就跑了。后来85年曾雍雅回西藏,我就问了他这个情况,他说如果我不跑,说不定我老命都要送在西藏。这主要是任荣这一伙整他太凶了,再加上上面还有人支持,所以曾雍雅说,我没有办法,只好悄悄地跟中央要专机。中央也同意了。任荣估计可能也知道,但很难阻拦。一方面中央派专机,一方面52师是支持曾雍雅的,还派了部队警卫。

唯:曾雍雅在西藏被斗过吗?

陶:斗嘛,那是经常的。围攻是免不了的。而这些领导干部可能也正是通过群众围攻,他也就有了分辨力。原来他们对“造总”有误解,认为这些人不讲道理,但这一切结束以后,发现“造总”还是很讲道理的,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办的,所以他们后来也就变了。

唯:70年时候,你是不是又被关过?

陶:70年还整不到我们。70年不是正在搞“平叛”扩大化那个事情吗?也就是“一打三反”。

唯:但69年的事件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陶:影响不大。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但在“一打三反”中,无论军宣队也好,工宣队也好,实际上都戴着有色眼镜,好像都在注意“造总”这边有没有坏人,所以我说过他们是有偏向的,但那时候还没有弄到我们。

唯:是不是,从文革一开始直到结束,“造总”都处于……

陶(有点激动地打断我的话):每次运动来都跑不掉。是不是?

唯:“大联指”怎么样呢?

陶:“大联指”就关系不大,一直没什么问题。所以他就通过这些运动,不断地把你“造总”的成员打下去,他“大联指”的就提起来,一直到最后。他们都会见风使舵,中央来一次运动,他都可以借口革命口号来搞你。所以每次运动我们都跑不了。像“一打三反”,他也是想搞我们。像清查“五·一六”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批判“极左”思潮等等,都是整我们。大概从69年年底开始,一直到71年不断办学习班,实际上都是整我们这些人。林芝学习班、松宗步校学习班、易贡学习班等等多得很。有好多领导干部被打残废了,也正是那一段时间。在易贡学习班,我还算去的比较晚,也呆了十个月。

唯:你也去了学习班?

陶:我当然去了。那时候重点就是针对我嘛。所以军区原来的副政委孙玉山,后来当了政委,他就在那里总负责,在大会上也是公开点,但他不敢点名,只是暗示说我在那个地方跳得很高,到处搞串联什么的。后来林彪不是突然就摔死了吗?他那个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草草要收场,我就说不行,得有个说法,还找他辩论过几次,我说你不能草草收场,你原来计划不是一大批吗?现在得看看你这个计划怎么样?你起码应该有个认识吧。不过时间长了也不行了,大家也感到疲了,都急于想回拉萨,所以也就算了,等回到拉萨再继续搞这些事情。

唯: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有一个跟你们一块的人,后来被判死刑,这是怎么回事?

陶:那人叫张学尧。他是十八军(1950年中共进军西藏的第一支部队,张国华时任军长)进藏的,是64年“四清”(中共开展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的序曲)下台干部。其实他仅仅是一个区级干部。紧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他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到处申诉,结果就说他搞翻案。当时他千方百计想要靠拢我们这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说句老实话,群众组织对这些犯过错误的干部很警惕,你下台干部你少跟我靠,别影响我们的声誉,所以就我们来讲,对这些人都是警惕的,这些人不可信任。74年,他有一天找我说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任荣在红军长征期间出卖过革命同志,手上沾有烈士的鲜血。当时我就问他,这是谁给你提供的?他说是一个私商。我说私商讲的能相信吗?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你这不是编造嘛。我还问过那私商提供了任荣的什么特征,他说任荣的脸上有大麻子,我说这就不确切了,任荣我们经常在一块,我没有发现有大麻子。他还说那是一个叫任勇的人,是勇敢的勇,说那个任勇就是现在的任荣。我说这更不能相信了,你这个情况最多只能写成材料给中央组织部,让中央组织部去调查,你不能随便乱来的,这么重大的事件你永远不能写成大字报,写出来你后果自负。但他不听。4月份他想写大字报,7月份他想写大字报,结果在8月11号他把大字报贴出去了,别人告诉我,我一听这他妈的严重了,还骑上自行车专门去看了一下。后来中央组织部对此有过结论,说任勇和任荣是两个人,这么讲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事情也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可任荣现在说他当时压力很大,那都是瞎编的。就为这件事,75年把张学尧跟邓小平挂上钩,说他搞“右倾翻案风”,想要翻案,5月2号把他抓起来,关了一年多。到了77年“清查帮派体系”,也就是把我抓起来以后,又把他跟“四人帮”挂在一起,好像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其实算啥东西嘛。还说他是我的“黑爪牙”。这说明任荣对他特别生气。任荣他本来心胸就很狭窄的。结果后来居然把他给枪毙了。实际上当时枪毙他的罪证也说不清楚,首要的就是他是“四清”下台干部,想翻案。另外就是给我提供资料,实际上没提供什么资料。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任荣有关。

唯:那你第二次被抓是怎么回事?

陶:76年粉碎“四人帮”,紧接着有一个运动叫做“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就是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代理人、“黑爪牙”。在西藏最早清查的是封克达,他也是革委会的副主任,实际上他原来是任荣的左右臂膀。所以任荣这个人很有政治手腕,原来“支一派压一派”的应该是他,结果变成了阴法唐;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任荣应该也是一个清查对象,但他把他的左右臂膀给抛了出来。他政治手腕很厉害的。所以77年5月3号中央给封克达下了批示:文化大革命犯有严重错误,隔离审查。8月25号,中共中央又为我下了批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撤消革委会副主任,拘留审查。这表明我的这个结论比封还高,还严厉。这就是中共中央直接下的“八·二五批示”。

我是8月4号从内地回到拉萨,一回来就把我弄到看守所去了。因为当时中央还没有批示,所以就先把我关在看守所外面的一排平房隔离起来。不久,中共中央表态了,9月4号在拉萨市召开了一个几万人的大会,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的批示,然后正儿八经的把我弄到看守所里面去了。审查的时间很长,差不多一年半。

唯:那像“大联指”的刘绍民怎么样呢?

陶(有点激动地):他根本是毫无问题,他妈的。他反正是飞黄腾达,到桑日县当县委书记,后来最高的时候当到了山南地委副书记。正是我们受审查的时候,他还升得快。实际上好多人就是因为审查我们上去了。其实就是“大联指”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像拉中的赖段明(音),原来的一般教师,后来变成校长了,就是因为清查我们很积极,毫不手软,反正这样一批人上去了。完全是以派清派,就这么一回事情。

把我们弄进去以后,审查我们跟“四人帮”有什么关系,我说任何关系都没有。另外就是清查我们有没有血债,但也查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对那些当权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没有血债。所以关了一年半也就放出来了,又让我回到拉中工作去了。后来我就调到社科院(社会科学院)了,一直到今天。

来源: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