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二十世纪以来那些为了生命尊严自由和书写表述自由、阶级无差别自由、追求普遍公义、人格独立尊严被独裁国家放逐的流亡知识分子们，他们是人类最后一群追求真理的勇士，他们也是人类社会最悲惨的一群跋涉者。他们没有身后和前方，只有永远在路上，他们受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压迫和煎熬，但信念坚定。故国在望，却永不能回转，都只付与茫茫苍穹与无尽思念。他们迎来了自由的表达天空，却完全失去了家国大地上合适的听众。那里的历史依然在演绎、重复过往的历史，而他们，只有手中一枝自由书写母语的笔，其余，一概全无。
第三章 高行健论
张爱玲是在1952年自动流亡西方的，她出走的国家是所谓“新中国”，但她走后，却用现场观察到的事相写成长篇小说《秧歌》，用以回答那里是“地狱般的阴界”。在流亡地点上，香港自然不是张要的一个合适地点，几乎以后所有中国流亡者都不会将香港当作流亡地，这是一个丧失主体的都市，但都会将香港当作往西方世界过渡的临界点，许多流亡者都在此逗留，张也不例外，1952年去国后，她旋即在1955年前往美国，并在1970年入美国国籍，此后直到1995年客死他乡，她都没有再回到上海，她拒绝了所有前往上海的邀约，她切断了与上海/中国的文化脐带，但在台湾找到了遗绪传承。
张爱玲一生是个悲剧，她不能为所有既存的意识形态国度所容，她是寂寞的烟花，落下就难以再呈现风光，但又是繁花似锦与苍芜荒凉相杂的内心并存，她流亡美国后，依然恐惧中国，《秧歌》、《赤地之恋》里的阴影从没有在她内心消逝，似乎她就是金根与刘荃的化身，延续他们的生命在“阴间”外活着，小人物在大时代活着的悲哀，被她以先见性、吊诡性成功躲过劫难，但她也此后从没有与故国的人有过交往，甚至包括她在上海的弟弟张子静，在那漫长的四十余年时光里，这对一个具有根性意识的流亡中文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她只好潜心诠释《海上花列传》、《红楼梦》，在里面找到一点文化乡愁的慰籍。至于小说，她再也没有创造出1945年前的奇迹。流亡对她来说是一个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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