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家国两茫茫——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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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作家中还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黄翔、贝岭、孟浪等,他们大多一开始是以“地下诗歌”、“地下刊物”、“地下诗人”身份介入诗歌创作的,首先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驻华使节文化官员和西方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和认知,这在他们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的佐证性记录,连同上述专论中的高行健、郑义(大陆作协体制内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大写作潮流主将),他们是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到八十年代终结中国文坛的主要文本探索力量,但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悲壮的“六·四”事件凄然谢幕,这些人成就的探索力量都纷纷流亡海外,一个理想的文学激情时代终结了,那里交杂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寻根浪潮、反思意识、先锋姿态、发问精神、宣言意识,此后,这些可贵的元素再未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序列里。大陆当代文学以此为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迅即转入“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代,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民主、自由、反独裁运动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思想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意识形态制作者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据长期对地下文学关注的诗人贝岭考证,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酷烈如“文革”时期,从来不缺少“地下文学”、“地下刊物”的宣言式和反省式警告,但“六·四”事件过后相当一段时期,那些全部消失了,出现白垩般空白中断,由此可见中国自由、独立作家们沉闷和失望之一斑。

湖北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在此前后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高潮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本文出现,间接的证明那场刚刚落幕充满激情政治运动的失败给人的伤感气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精神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呈现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消费化人生目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且“同步”于生活流的潮汐,在于营构以武汉为中心,刁民、商贩市俗趣味面向的“小市民文化”。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而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其它地域也同样如此:“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并接受港、澳文化熏染,散发着”旅馆气息“的公司化物、性纠缠的”捆绑(杂多)文化“;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的后殖民”小资(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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