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该我上场了。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停笔近一年，做着看起来颇悲壮的摇滚梦。从厦门到重庆，从乡村到城市，从台下到台上，我穿梭于音乐比赛，流连于技艺切磋，由地区性赛事走向全国性赛事，终于奋斗到签约，做赚小钱的公益歌手。而后，是多场卖力的演出，皆是疯狂的摇滚乐。孟浪说：“你今后会不会也像悲悯的周云蓬，做有灵魂、有呼唤的音乐？”事实上，我正这么做着，简称“公民摇滚乐”。这场精神的洗礼、技艺的操练，使得我的人生多了一条道路，自由表达多了一种能力。我以为，人生就这么定了。然而，当潘嘉伟说，7月23日香港要做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庆祝会，我这入会八年的会员，终究再也忍不住，如同过去每场演出上台前总要暗暗地对自己吼一声：“终于该我上场了！”所谓的风险，已被我抛于脑后。
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走出中国大陆的土地，来到人均月收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的香港，结结实实地，站着做人。幸好之前在大陆有些效果不错的演出，收入略胜一般夜场歌手，自认起码不必在香港之行的花销中忧虑太大。在即将赴港的前一夜，我彻底失眠，既激动于能见到会长、副会长及孟浪、贝岭、马建等传奇人物，也精心于勒令自己必须靠“不住宿”来节省费用，并期盼在最短的时间内，结识到更多友人。当7月24日夜副会长潘嘉伟在电话中告诉我，廖天琪、贝岭、马建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石梯上喝着啤酒，流浪着。那一刻，眩晕中带着激愤，我告诉比我大六岁的他：“嘉伟，你知道，我沉默了这么久，可终究到最后看到的，还是一堆被高墙压碎的鸡蛋。我们被欺负，说明我们自身还不够强大。我回去后，誓必要复出，要做大。做大我自己，才会争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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