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得奖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来得太晚。因为我们这些从七、八十年代写作（主要是文学作品）的人，就像不知道所有影响我们的作家，都有他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和人民一样，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作家，在政治表态上究竟如何？他们在他们国家乃及世界上恶政和善权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表态和选择，我们简陋无知。以后，二战后时期海德格尔不忏悔的文字逐渐被人发现。福特文勒和卡拉杨之间，究竟是谁戈培尔的帮凶之史实，也逐渐浮出水面。于是，政治考量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批评因素，才自觉或者不自觉映入我们的大脑。其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入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含笔者）忘记考量中国与西方乃及世界其他疆域之间存在的现实和实际不同。萨特和德理达的观点，就像阴天下雨将我们盖篷以遮——就更不要说那些深入哲学概念中的文学家之政治走向——人们象本雅明一样在东－西方之间拉扯和僵硬。那些普鲁斯特，那些乔伊思，那些马尔克斯，那些聂鲁达，那些托尔斯泰和妥斯陀耶夫斯基，甚至那些索尔仁尼琴，都给我们留下几乎是政治真空的阅读（对于历史，索氏的、类似俄罗斯巡神派和抵制美国价值的写作——他的古拉格写作并不能让我们书写更多）。于是，一种酱缸法阅读笼罩着朦胧诗作者和伤痕文学阅读者，作家和评论家。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习惯将无可分隔的文学——政治批判，加入西方一、二百年以前就已成式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于是，我们在重读夏多布里昂的书籍时，结合莫言现象，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阅读，批评和思考，只有秉承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才能将作者伟大或者渺小进行区隔；且加入到他们早已疏漏的政治态度之中，给予完整的分析——不然，这种阅读，分析甚至模仿，都是国人对于整体西方文本的偏见（虽然，我们同样不能要求一切西方读者做到这一点。）所以，自打朦胧诗以来的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文学老年，他们或者我们现在急需补上这一课——而给我们补课的人物就是莫言。莫言不是证实以上观点而是证伪——他的作品就是要人们忽略对于政治选择，政治人格和政治文本的研讨——而误以为文学可以脱离和逃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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