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当代中文诗批评的理想境界形容为：像陈寅恪那样研究，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再概括些，就是两点：专业性和思想性。本来，这也是一句大白话。没有专业的深与精，“思想”在哪儿立足？缺乏尖锐思考的挑战，专业研究又如何突破？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搅乱了许多本该不言而喻的常识和共识。专业和思想，曾被简化为“问题”与“主义”，无端一分为二，又恶性循环着由对立而斗争，结果汇合于惨痛：既无专业又无思想。回到诗，在彻底“非诗”的时代，这本该专业门槛最高的“斯文”，曾被逼着满街“扫地”。阴影拖延至今，就是标榜的“诗国”，本质上却仍在贬低诗歌。所谓“诗人”，识几个汉字，瞎写几个分行句子，就自认为登堂入室了。所谓“诗评家”，靠封闭自欺欺人，仗浅薄互封权威，真诚的幼稚尚可原谅，老到的油滑却恶俗难忍。“伪学”昌盛，反衬出的，恰是陈寅恪的“做人”底蕴，和爱因斯坦的“深度”追求。要达到理想境界，真诗评家，必须比诗人还信念鲜明、特立独行。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推重“成熟的”中文诗思考。这听起来有些可笑，这么多中文诗人，写了这么久（我们中不少人，早可以用“写了一辈子”之类吓人说法了），而“成熟”一词，竟如此姗姗来迟？！可惜，这是事实。当代中文诗起点之低，几乎像一种命运。“语龄”刚满一世纪的白话文，让我们既披不上古典那张虎皮，又隔绝开西方的海市蜃楼。从创作到思想，只用得上一个动词：摸——摸索我们自己的成熟之路。犹如，当年我站在临潼兵马俑坑边，俯瞰那个近在咫尺、却又被忽略千载的地下世界，一个句子，跳入我头脑，而后跳入长诗《与死亡对称》：“把手伸进土摸死亡”。这里的成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既是诗的，更是人的。人领悟诗，诗完成人。职是之故，中国现实的艰难、文化的复杂，不仅不负面，反而正是对人对诗的必要历练。不仅不“漫长”，反而经常太快太匆促，无数的“凌波步”，总是轻功有余捷径有余，宣言口号有余，却来不及沉淀镌刻成作品。于是，我们年复一年，品尝“不成熟”的青涩：挣脱文革宣传的朦胧诗，用意象点缀社会批判，仍一派幼稚和浪漫。引发轩然大波的“三个崛起”，与其说是诗学之争，不如说是不彻底的社会观念之争。八十年代层出不穷的“诗歌群体”，对运动的嗜好远胜过写作，那冗长的青春期，几乎成了中文诗的不治之症。九十年代末，一场“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辩论，喧嚣而语焉不详，但如果把“中年”一词换成“成熟”，那对自觉的“个体诗学”的呼唤会清晰得多。从那至今，权／利夹击下，诗人落回孤独的实处，这本该是真正的开始，但更触目的，是中文诗思想的弱化。一个“伪学”盛世的有机部分：从无视自身困境的“伪人生”，到等同无聊装饰的“伪文学”，关起门来，总不缺团伙式的“伪价值”，在互相吹捧中沾沾自喜……太低的起点，被后天的发育不良变得更低。突然，朦胧诗人们已白发苍苍，“后朦胧”们近乎知天命，连“七零后”也开始老了，当我们翻看手里挥舞了太久的那几首诗，心里可能泛起一个疑问：这辈子，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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