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
——乔治·奥威尔《1984》
没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
——雷马克《流亡曲》
早想为建辉写篇文章，一直动不了笔。作为交往多年的朋友，我深知这个人以及他的小说，不是那么好谈论的。
这是一个看起来寻常，其实不寻常的人。他的小说呢，显然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法，几句话不好概括。可以说有一种复杂性和异常的奇崛，如纳博科夫主张的：“艺术达到最了不起的境界是要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又像某位拉美名家断言，“一切艺术到了最后阶段，用尽全部手段时，都回流于巴罗克。”可巴罗克指什么？
“你这家伙有点怪，可是从外表又看不出哪点儿怪。”这是若干年前，《床下作家汪建辉》中的一句话。我觉得满中肯。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伙，有着怎样的生活和创作轨迹？二十年来不懈的精神耕作及其收获，对于我们这些与他同代的人有什么用，又存在哪些显而易见的局促和匮乏？怎样地谈论才算得上恰如其分，既不是出于单纯私谊的吹捧与拔高，更不是罔顾事实、人情炎凉的偏见或扭曲？什么样的言说对于他、对于共同的朋友们以及我自己，是有益处的？以及，朋友的存在如果是一面镜子，我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一系列的思虑，都使人提笔时，不免沉甸甸的。我是底气不足啊。有智慧的古人遽然讲，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以及“夏虫不可以语冰”。那么我足以谈论建辉吗？假如是朋友，就更该慎重。朋友是朋友，你应该公道。直截了当讲，如果说小说家朋友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间谍，那么愚钝如我，能否充任一个“文学侦探”的职责呢？
不知道。老实说，没把握。是以长时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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