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
——兼答“我的悲观失望由谁造成？”
作者在台湾版《时间的重量》后记“只说时间”中写：
在小说里，作者是一个最大的独裁者。他要谁死，谁必定得死。他让天上掉下一砣金子砸中谁，就会砸中谁。一切全凭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爱与恨，镜像着这个世界另一端的真相。
——对这些话，我有保留。毕竟知道，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像他那样论述、那样“独裁”的。不过我承认这儿，有很大的诱惑：
“……这本书是我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这本书的上帝。”
我想泼冷水说，作者也该反省，在发问前问自己。
刚才说了，一方面我们的恶意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不该成为恶意的俘虏。再怎么怒火满腔、义愤填膺，都不该使我们迷失。正如卡夫卡提醒，“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奥威尔说过差不多的话：“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假如认识不到这一层，压根不承认或者认识到了做不好，哪怕我们再怎么标榜自己“独立写作者”，我都想说“独立”起来很难。
已经有人在反省。比如许多独立写作者，表现出“拒绝的姿态”，像周伦佑先生倡导的：“……拒绝他们的刊物和稿酬，拒绝他们的评价和承认，拒绝他们的出版社和审稿制度，拒绝他们的讲坛和各种不学术会议，拒绝他们的‘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诗人协会’等等些腐败艺术、压制创造的伪艺术衙门”（周伦佑《拒绝的姿态》）等，可对极权主义后果的消极承纳仍会伤害我们，我们很难做到拒绝这种伤害。正如唐晓渡具体而微发现的，“伤害不仅可以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且可以像文化一样遗传”。因而精神自治不会一蹴而就：
……尤其是考虑到，一个积极的反抗者，同时也可能是其后果的消极承纳者。这种后果有些已经为我们所充分意识，有些则还没有，尤其是它对我们思想、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暗中支配。……内化的制度具有较之外在制度远为长久的生命力。它使自身即便在被迫改变其外在形态、甚至其外在形态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的更有力的证据往往不是来自那些驯顺的臣民，而是来自其对立面，来自那些确实是、或自以为是的反抗者。（唐晓渡《精神自治与公共空间》）
所以，不能太过自信。对此《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有所觉察：“在我们的大地上，并不存在任何人，不会怀着一颗相对轻松的心，打发他的邻人去死。……从这一观点出发，假如人们有一天会改变，他们就将丢弃人类的基本品质。”他跟养女讲：“我要对你说一说我一生中最悲愁的发现：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我完全能够想象角色的置换。”布罗茨基更快人快语：“受害者的纯洁是强做出来的、人造的纯洁，它不值得我们哪怕以最小的自由去换取；我们对于受害者的文化准则的吸引本质上是哀悼性的，因为它是属于过去文明的，只是被意识形态的暴政放入了冰箱里。活鱼永远是带腥味的，冻鱼只有在煮的时候才会出腥味。”（《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
做起来确实难。更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不愿承认这些，到处可见真理在握、自信满满的人。“在现代社会，虚幻仍在滋生，并且茁壮成长”，C.S.路易斯指出，人们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把“仁慈”纳入自己的品德列表。因而“尽管人具有种种邪恶的本性，却极容易自我安慰，……我们认为自己很善良，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自得其乐。”比如，比较常见的一种逃避真相的方式是：
我们觉得自己身陷邪恶的社会之中，因而萌生了社会犯罪感（corporate guilt）。这是事实；不过，仇敌恰恰利用某些事实来欺骗我们。我们应当警醒，恐怕自己因过于注重社会犯罪感而忽略了单调、老套的个人犯罪感，个人犯罪感跟‘社会’扯不上任何关系，对付个人犯罪感根本不必等到千禧年。……其实，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用社会犯罪感当作借口，以此来逃避真相。”（《痛苦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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