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连长死后七十年，古佛寺办了一场小型的展览，邀请苟南出席。苟南接到邀请时，他的养父也是他的二伯苟卫君已是食道癌晚期，他向二伯请教祖父的经历，苟卫君艰难地说：“干城之将，良吏之文。”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杆磨得发亮的烟枪，展览未对烟枪的典故作解释。一九三九年，故宫文物因战乱南迁，运抵古佛寺是在岁末的某个深夜，苟连长接令，驻守此地。袍哥头子张钊在第二天便得知了这个消息，一九四零年年初，他给军队来了个下马威，派人盗走了一件明代法器，放话让苟连长拿金条来赎。苟连长起初装作不知案犯是谁，召集乡绅、地主、堂口舵爷开会，会上苟连长先讲被盗文物来历，那是乾隆爷祭祖法器，言下之意，换作前朝，可是要诛九族的。张钊不是吃素的，他拂袖要离开，苟连长把烟枪往桌上一拍，找不出来就清乡。次日，古佛寺红门贴了一张条子：黄桷树。烟枪第二次派上用场是在一年以后，这一年城里遭到了日军毁灭性的轰炸，张钊的弟兄趁乱在古佛寺外的后山放了一把火，连队灭火及时，并转移了文物。苟连长登门拜访张钊，进张府前卸了武器，留一杆烟枪，张钊坐廊下候着他，二人没有敷衍，张钊说，老子三十多年前就敢跟赵尔丰叫板，你区区连长算啥子。苟连长挥起烟枪就往他脑壳上敲，只用了三下，张钊便倒在血泊中，连队士兵端着枪闯进来，逮捕了张府的喽啰。苟连长被乡民拥戴起来，直到一九四二年，乡里传言苟连长的弟弟在南京做了汉奸，一九四三年，苟连长吊死在古佛寺的梁上。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那些风波的细节，没有人记得。苟南指着那杆烟枪，问引导员，烟枪是在哪里找到的？引导员说，是一个老妇人捐赠的。参观完古佛寺的展览，苟南在文化馆馆长陪同下，去礼拜黄桷树。树心早已空去，文化馆馆长说，黄桷树是圣树，天灾前，黄桷树业已枯萎，一九六三年，有人发现它又冒出绿芽，那人像是乔达摩悉达多悟道一般，枯树新绿，恰逢仲春，村民请来佛道两派高人，各摆各的场，各有各的信徒，男女野合交媾，无纲无常，无长无幼，怀上的种便是黄桷树所赐，直至今日，树枝上还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传说树心曾钻出过一个和尚，和尚以为还在康熙年间，记得师傅教他于岩石上打坐，入定出定，世上已百岁。苟南伫立半晌，随后问，祖母葬在什么地方？馆长支吾了半天，才道出实话，老辈人传下的说法是，苟连长上吊后，有个女人来过，那女人不久便疯掉了，不知下落。下山时，山风正劲，苟南捂住帽檐，有人迎上来告诉他，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在古佛寺招待所等他。回到古佛寺，男人在逗花猫，他也有一只像鱼钩一样的鼻子，苟南隐隐猜到这个男人为什么而来。旁人打搅了他和花猫的游戏，介绍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苟先生。”男人打量了苟南一番，盯着他的鼻子说：“这下不会有错了。”男人继续说：“那杆烟枪是我家婆捐出来的，她守了一辈子的野寡。”男人坐到一张椅子上，花猫爬上了他的膝盖。苟南脱下帽子，问男人：“山上经常起这样的风么？”男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接着自己的话：“我家婆守了一辈子的野寡，我娘当了一辈子的野种，你们休想再抵赖。”有人搭腔道：“他是来讨安葬费。”苟南从钱夹里取出三千元，这个数目超出了男人的预料，男人走后，文化馆馆长责备他，不该给一个陌生人这么多钱。苟南故作疲惫，打发了众人，他为一个月后将要举行的流亡文学研讨会起了一个发言题目——《身份的背叛》。
“香儿在灶房里烧火，张大爷吩咐她多煮些饭菜，府上要来客。锅底还没烧热，门外就闹起来，没一会儿，士兵走进来，问她多大年纪，在这里做什么？她说二十一，在张府打下手。士兵带她到院子，她看到张大爷躺在廊下，像是喝醉了，她想喊他，院子里绑着轿夫和长工，士兵正在搜查，她一下子哭了出来。苟连长走过去，让她抬起脑壳，副官递上一杆枪，她两腿一软，跪在苟连长脚下，她说，张大爷交代府上有客，锅都糊了，客还未到。苟连长把枪挎到肩上，戏谑地问她，是给张钊做小的吧？香儿还不敢抬头，‘军官莫乱猜，我就要嫁人了。’苟连长令副官把她放了。香儿与他的第一次照面，只在逃出大门时，匆匆瞧了他一眼。香儿回家时，遇到母亲正赶过来，母亲问她，‘张府让苟连长给捣了？’香儿惊魂未定，母亲说，‘捣了好，朱家的聘礼就要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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