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6
从前读中国历史，一读到宋代，教科书每每会用上“积弱”、“党争”等著色词，令人联上到宋皇朝之不济。毕竟，我们所读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由教育官僚钦定，价值取向自然会倾向一个统一强大的大有为政府。不过，近年越来越多人发现，宋代的平民生活水平，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高。甚至乎就像《宋：近代中国的黎明》的作者吴钩所形容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吴钩先生对宋代的喜爱著迷，可以从他在书中对宋代人民风俗和社会文化钜细无遗的描述中看得出来。以吴先生自己的说法，重新发现宋代，意义在于让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且抛开“中国历史停滞论”的成见。
“中国历史停滞论”和“超稳定结构论”，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认为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及官僚政体，一直在支撑传统中国社会，自秦帝国至满清覆亡；朝代的更迭，只不过是统治家族的变化，统治的权力结构在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无论是“中国历史停滞论”抑或“超稳定结构论”，中华文化历史的学术圈子中，有一定的支持和受众，甚至可以说是相对主流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这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要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要与过去清晰切割，并拥抱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由鸦片战争至文化大革命的大概一百年间，中国的国运越走下坡，就越多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劣根性。由柏杨先生在1980年代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华文化比喻成酱缸，以及2007年锺祖康所写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亦大致是循这一套思路所写成。
传统中华文化，是否真的一无是处？正如吴钩所指，世界各地不少汉学家都认同，宋代的中国，远比同期的欧洲先进和文明。当然，单凭这一点，不足以证明中华文化有现代化的可能性，相信这一点也正是《宋：近代中国的黎明》想带出的重点。
这一本书的第一部分，透过引经据典，将宋代平民百姓的消费活动和生活风俗重现在读者眼前；让我们也感受到宋代人民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自由和选择。第二部分，题为“契约时代”，主要是讲城市的发展和管治。从选择的题目可见，作者希望以事例展示传统中华文化也能演变出某种社会契约的安排。第三部分“全民皆商”，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宋代的初阶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宋代的经济水平以及政府经济政策的成熟程度，绝对可以媲美工业革命的英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共治天下”，所讲的就是在宋代已经渐渐形成一种君主权力制约。
一言以蔽之，全书想带出的一个讯息，就是中华文化曾经也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几乎要发生我们自己的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无法得知，假如不是中亚草原入侵的一群游牧民族，令中华文化发展出现断层，结果会否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元代的高压统治，才衍生出明清两个封闭的政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太平盛世和文明进步，并非历史的必然，也需要极多的因素配合才能够出现。所以，我们更加要珍惜眼前的和平繁盛。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