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行民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尽管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和参与者，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恶魔，可是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尽管民主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却是迄今为止最优越、最不坏以及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民主不仅赢得全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不仅成为普世价值，也成为发展趋势，还成为时代潮流；不仅遍布世界五大洲，也在各种文化传统中扎下根来，以至现已植根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加入民主化的行列。
当然，现行民主体制还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不仅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
对于民主出现的问题，2014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一篇长达六页的政论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指出，尽管上个世纪民主在全球各个角落开花结果，可进入21世纪后，不管是老牌的民主国家美国和西欧诸国，还是亚洲、非洲、美洲和中东新兴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文章明确指出，尽管俄国、土耳其、南非、泰国，还伊拉克、埃及与乌克兰等国家先后走上民主之路，可不但没有迎来预期的成果，有些还伴随着政治动荡与持续的广场抗议。作者分析了这些国家追求民主过程中过份强调“投票”却不重视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建设与维护，以及存在“赢者通吃”的缺乏民主包容思想等等弊端。
此外，文章明确指出，连老牌民主国家美国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但在经济上也在心理上给美国造成沉重的打击，还突显美国的民主弊端——扯皮而不肯妥协的两党政治，效率低下却又脱不开利益集团操控的议会民主，缺乏长远治国眼光只会拼命借贷来满足选民的政客，还有只顾眼前利益的选民们……美国的民主运作在国内遭到越来越多诟病之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再者，文章明确指出：“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近几十年来，政府逐步延展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政治家们也开始相信国家已经跳出了高涨萧条周期，已经能够控制风险。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之后。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哈佛大学拉瑞·撒莫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所创下的业绩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指导下，不仅将社会中分散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来集中起来并重组使用，而为社会资源的大规模价值增值提供了前提，更是通过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使公有经济借助现代企业制度而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得到蓬勃发展，也使私有经济借助股份制获得迅猛发展，以至不但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促使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强，还促使人民生活还普遍提高。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文章通过第四节“修复民主”明确指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立者，像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务实观念。他们认为民主是强大但有缺点的机制，需要仔细设计，以驾驭人类的创造力，同时遏制人类的邪恶，需要不断润滑、调整和研究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迫切需要冷静务实。近来这么多民主政权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过分重视选举，却忽视了民主的其他关键之处，比如国家权力需要审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必须得到保证。一些十分成功的新民主国家得以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抵制住了多数主义的诱惑——多数主义的观念是：赢得选举的多数方有权力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印度自1974年（几年的紧急状态除外）、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作为民主国家幸存下来，两国都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
完善的宪法不仅促进长期稳定，减少少数不满分子推翻政权之事的可能性，也遏制了腐败的产生。而腐败恰是发展中国家的致命之患。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即将触礁沉没的第一个信号往往出现在当选的统治者试图取消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时——他们往往打着多数主义的旗号。莫尔西试图让穆兄会的支持者占据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消减乌克兰国会的权力。普京以人民的名义置俄罗斯的独立机构于不顾。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实行野蛮的多数主义——废除总统的任期限制、加大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就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于2月24日所做的那样。
即使一国统治者的举措得到多数国民支持，若有反自由之处，外国领导人也应更加主动地指出来。但最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是新民主国家的构建者：他们必须认识到有力的审查和权利的平衡与选举权一样对建立健康的民主政权至关重要。矛盾的是，那些暗怀独裁野心的人也能从埃及和乌克兰事件中学到很多：如果没有因揽权过多而激怒他们的同胞，莫尔西就不会在监狱和埃及法庭的玻璃箱之间度过余生，亚努科维奇也不至于走上逃亡之路。“
其实，民主的主要问题并非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并非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并非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是分配问题。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进一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进一步提升民主的质量，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因此，与其修复民主不如发展民主，最终促使民主制度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
另外，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端。由于当今实行民主的国家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推崇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还导致国家失衡。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借助公有经济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还在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象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样造成社会不公，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因而导致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变形，导致国家失衡，以至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马克思和列宁想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分配问题，但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一切生产要素，讲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生产要素，还扼杀经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结果既导致苏联解体，又导致一个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接连夭折。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可由于没有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结果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一味推行一党专制而扼杀民主，因此，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还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出于弥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缺陷，1990年代初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修筑第三条道路，并与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法国时任总理若斯潘以及意大利时任总理普罗迪等共同开拓，从而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促使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为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亲自撰写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而其导师时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教授也相继发表《超越左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文章，试图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使之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思潮，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建设的新理论，成为一种新的施政纲领。而其基本主张一是淡化意识形态，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二是创造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矛盾；三是重塑国家政府，重新定位国家，不仅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还实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并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实现全球范围的治理；四是构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实现权利和义务一致，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并协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倡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五是在外交方面致力于大国和地区合作，寻求解决全球问题。
不过，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第三条道路，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修筑的第三条道路，尽管以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充其量修筑的只是路基，而不是完整标准的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延续，并没有弥补世界上各种现行社会制度的缺陷，以致前些年造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而这不但冲垮美国华尔街三大投资银行，还致使美国两大投资银行被迫转为一般商业银行；不但席卷美国金融领域，还波及美国实体经济；不但在美国泛滥成灾，还向整个世界蔓延，并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致使美国遭受重创，也致使欧盟各国蒙受不少的损失，还致使其他国家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这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缺失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现行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弊端衍生的。
对于严重遭到冲击的欧美国家来讲，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注资输血，只靠改变目前鼓励风险的金融机构薪酬制度，只靠改进金融系统的监管，只靠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只靠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创新改进现行社会制度，并废止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构建新的社会制度，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非但不能从根本上革除深层次的弊端，反而诱发各种社会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投入巨资和减税及降息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全面的政治改革夯实民主的基础，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以至于彻底改变现行发展道路，而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新的社会制度，那不但错过赶超发达国家的机遇，还加大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不但引发各种政治灾难，还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总之，当今世界无论哪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二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创建一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控制方式，尽管以宪政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于没摆脱一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而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废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不仅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另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争，而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因此，不但要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仅构筑高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以至通过民主立宪，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公有经济管理机构，监察管理机构，司法管理机构，也就是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政务，公务，监察，司法五个权力机关。
由于五个权力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各自不仅职能明确，权力均等，而且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因此既提高了制衡水平，又加强了制衡功效；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既超越三权分立，又具有普世功效。
此外，把国家权力纵向分解到各省、各市、各县，以至于各省、各市、各县基本实行自治，不受上面管制，只受法律约束；不对上面负责，只对当地百姓负责，所以拥有自主权力。
再则，立法机构议员（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全都通过普选产生，不管哪个政党的席位，都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样不但防止立法机关被一党控制，也避免引起纷争混乱，从而确保各项重要立法、各项重大决策、各项重大裁决科学、公正、无误，完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再则，政务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监察管理机关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政党控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而对人民负责；不受立法机构管制，而受法律约束，受其他权力机关制约，受社会全面监督。而其领导都通过全民选举产生，任期都是五年，期满全都改选，顶多能任两届。不管哪个政党，只能推选一个候选人，要么竞选政务机关的首脑，要么竞选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的领导，要么竞选监察管理机关的负责人，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这样不但公平公正，还能避免政务管理危机、公有经济管理危机、监察管理危机，不象国外那些多党联合政府那样危机四伏，内讧不断，更迭频繁。
再则，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遵纪守法，维护公德，讲求礼仪，严禁争闹斗殴，否则，不仅遭到罢免，还会遭到严惩；而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如果营私舞弊，如果腐化堕落，如果触犯法律，那么不仅遭到罢免，还要遭到法律制裁。对此，决不姑息，严惩不殆！
尽管以上浅见只是框架而没完全细化，但可以看出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是根据人类发展规律绘制的政治蓝图，也是从各种促进人类发展的政治思想中提取的政治结晶，既能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又能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既能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又能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生产关系完善；既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仅切实可行，也便于操作，更便于实施，尤其易在中国培植，易在中国生长，易在中国开花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也在于公有经济不但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国家财政收支重要的来源；既肩负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使命，又担负调整微观产业结构的重任，不但要为社会提供一多半的就业岗位，还要通过发展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调节社会分配，并为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保障系统输送给养，为失业人员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进社会消费，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从而既达到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又能为多数人牟利，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还在于公有经济能集中社会大量经济资源，混同私有经济资源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科学配置，投入国家各项建设。尽管公有成份超过私有份额，可两者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铸就垄断，只能控股经营，因为限制公有资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资本化整为零，只能混同私有资本组成股份制企业。而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公有股份至少占有一半；对于一般行业，公有经济或控股或参股或不介入。这样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也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完善；既有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既有助于创造各种就业门路，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标准；最终以公有资本为龙头，借助股份制吸纳私有资本，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与私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增殖，从而促使国家健康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文明，促使生活蒸蒸日上！
再者，需要说明的是，监察管理机关不仅代表社会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等权力，而监控其它权力机构运行，还全面管理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媒体，负责制定新闻出版系统的发展方略及其运行机制，监管私营传媒运作，并与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司法管理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以至提高监察地位，扩大监察权力，拓展监察空间，从而充分发挥监察的威力，不仅扫除贪污腐败，围剿行贿受贿，震慑腐化堕落，而且，严防权力越轨，严打营私舞弊，严惩各种败类，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分权制衡的功效，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这样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因为具有自我完善机制，所以会使恶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因为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象其他政治制度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所以不仅可赢得全面共识，也能成为普世价值；不仅可成为时代潮流；也可以到处移植；不仅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也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
因此，与其修复民主不如发展民主，这样才能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程，以至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迫使中共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中共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废弃一党专政，从而砸碎专制，不仅构筑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创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从而不但规范政治行为，也确保社会和谐安定，更确保国家沿着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进而不仅确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确保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还确保给权力戴上紧箍咒，以至不仅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还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不仅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还降低中国民主转型的成本；不仅打造中国健康发展的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腾飞的跑道，从而不但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改变每个炎黄子孙的命运，最终不但造福人类，也造福中华民族，还造福每个炎黄子孙！
2016年8月28日